“80后”教育不平等加剧？

李春玲

最近10年，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关注点从结果不平等（如收入差距）逐步扩展到机会不平等（如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甚至被认为是导致一系列不平等的根源。2012年，《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一文发表后，曾引发社会关于“寒门是否难出贵子”的争论。

这一争论关注的是，进入精英大学——教育等级体系的象牙塔顶端的机会不平等，是否要比进入普通大学或其他较低层次教育机构的机会不平等更严重？权力因素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影响了机会的公平竞争？

本文采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80后”教育状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最近10多年，尽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减免中小学学费、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奖学金数额等政策，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机，但城乡教育差距加剧、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从“80后”的教育经历来看，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没有明显下降。

大学扩招主要受益者

中国是最近几十年教育扩张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80后”无疑是教育迅速扩张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受教育机会远超过前几代人。

在2858个接受调查的“80后”中，98.2%进入学校系统接受教育，接受小学教育的2807人中有88.8%升入初中，接受初中教育的2493人中有52.7%升入高中、职高、技校或中专，接受高中教育的1315人中有50.6%考入大学。总的来说，这一代人普遍享有基础教育机会，初中教育接近普及，不过，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淘汰率较高。2858人当中不到半数的人接受了高中教育，不到1/4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与前几代人相比，“80后”接受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大提高，其初中教育机会也比前几代人有大幅增长。

综合来看，“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最为突出，基础教育在前几代人当中已经普及，而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中这两个阶段，前几代人的机会增长较为缓慢，直到“80后”这代人两阶段的升学率才有大幅度增长。

高中升大学的机会在“70后”之前基本没有增长，而且有所波动，“70后”上大学的机会增长幅度较大，“80后”继续上升。不过，虽然“70后”的高中教育升入大學比例上升较快，但其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中的比例远低于“80后”，所以“70后”大学毛入学率（10.9%）远低于“80后”（23.3%），“70后”之前几代人的大学毛入学率更低。“80后”上大学机会猛增，主要得益于大学扩招政策，这使“80后”上大学机会比前代人翻一倍多，“80后”是大学扩招政策主要受益者。

升学机会与家庭背景

教育机会在短期内迅猛增长为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原本机会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在机会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分享到新的机会。但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没有享受到机会增长的人，那些失败者和被淘汰者为什么在机会猛增时仍被淘汰出局？

人们最关注的是城乡间和阶层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本文分析了“80后”各阶段的升学者与出局者的父亲职业背景（代表阶层地位）和户口身份（代表城乡身份）比例，以及“80后”总体的父亲职业和父亲户口比例分布。

目前，仍有少量“80后”未能上学，占“80后”总数的1.8%。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少量来自城镇工人家庭，未升入初中者情况类似。“80后”接受初中教育时正是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时期，初中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很快，但还有约1/10的人未获初中教育，这批人很可能长期停留于社会底层。

由初中进入高中这个关口是当前教育机会分化的关键点。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中，接近半数未能通过这个关口而终止教育历程。他们中有89.8%来自农村，66.7%出生于农民家庭，21.4%来自工人家庭，其他阶层家庭子女只占很少比例。这一构成与未接受教育的人和未升入初中的人类似，即绝大多数为农民子弟和少量工人子弟。

在高中升入大学的关口，又有约半数人出局，仅有不到1/4的“80后”通过各层关口成为优胜者，进入大学殿堂。比较每一级过关者的家庭背景分布比例——进入小学的人、由小学升入初中的人、由初中进入高中的人和由高中升入大学的人，可以发现，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层次也逐级提高，白领家庭背景和城镇家庭背景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农民家庭背景和农村人的比例持续下降。

统计显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在竞争大学教育机会中优势明显，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约为在“80后”总体比例的3倍，办事人员子女也有些优势，工人和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上大学比例接近，未显示明显优势或劣势;但农民子弟劣势突出，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远低于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

各阶段升学者与未升学者出身背景的比较显示，尽管“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很快，但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相当突出，城乡间的教育鸿沟较深，管理人员阶层与专业人员阶层的教育机会优势明显，农民阶层处于最为劣势的状态。2%的未接受教育的“80后”和11%的小学文化水平的“80后”来自底层家庭，这些人大多数是农村人。在初中进入高中阶段和高中升入大学被淘汰出局的也多数来自农村。

很明显，当前最突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差异，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既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后果，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并且通过代际传递使城乡差距得以长期维持。

大学教育的阶层差异

那么，精英大学的教育机会是否比普通大学更加不平等？似乎越好的学校入学机会或越优质的教育机会越为特权阶层占据，而寒门子弟获取这类机会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同的教育阶段也存在等级分化。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不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和回报差异较大;同样，在高中阶段，进入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教育学校对于个人发展意义也有所不同。

比较高中阶段两类学校的差异，选择是否进入高中以及选择进入哪类高中是当前中国教育分层的关键点，也是考察升学机会不平等的一个始点。在完成初中教育后，这些人面前有3个选择：放弃继续升学机会，升学进入普通高中，升学进入职高/技校/中专。

47.3%的初中毕业生或初中辍学者放弃继续求学，他们当中89.8%来自农村，66.7%是农民子弟，21.4%是工人子弟，其他阶层的子女则较少。52.7%的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一部分进入普通高中，另一部分选择职业教育。比较这两部分人的家庭背景发现，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更多选择普通高中，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略高于总体比例，个体自雇人员和工人子女对这两类教育的选择接近总体比例，而农民子女在这两类教育中的比例都大大低于他们在总体中的比例。

可以看出，进入高中阶段出现了3个层次的教育分化，不同的社会阶层选择了不同的个人教育发展路径：上层和中上阶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人员）子女大多数进入普通高中，然后考入大学;中下阶层（办事人員、低层专业人员、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等）在子女考大学希望较小的情况下会选择职业教育，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子女在考大学希望较小的情况下较倾向于放弃升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出务工。

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阶层差异类似，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考入本科的比例分别为其在总体中比例的4.5和3.9倍，表明这两个阶层在竞争本科大学教育机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他阶层（除农民阶层）子女没有显示明显优势或劣势，而农民子女则在这两类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都处于劣势地位，在大专中的比例高于其大本中的比例。

从本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明显大于专科这一事实推断，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可能高于普通大学，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竞争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优势可能更明显。

“权力”干扰教育机会分配

分析显示，在高中教育方面，对于“70后” 升入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机会来说，管理人员子女是农民子女的2.9倍，办事人员子女是其1.5倍，个体/自雇人员子女是其1.7倍，工人子弟与农民子弟差异不明显，专业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升学机会也无明显差异。但如果把城乡专业人员区分开，城市专业人员子女升学机会远高于农民子女，而乡村专业人员（如乡村教师、医生、农机技术人员等）子女的升学机会与农民则差异不大。

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能否进入高中有显著影响，平均而言父亲多接受一年教育，子女升学机会提高19%。在这一阶段，“80后”与“70后”相比所遭遇的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但也没有增加。

在高等教育阶段，同等条件下“70后”父亲职业所导致的升学机会差异只体现在管理人员子女、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之间的差距上，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子女与农民子女的升学机会则没有明显差异。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上大学机会的影响显著，父亲多接受一年教育，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提升22%。城乡之间上大学机会差异也很大，城镇人上大学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在高等教育阶段，“80后”与“70后”在上述几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变化，阶层之间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没有下降，也没有增加。分析结果表明，“80后”群体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减少，前一代人的不平等在这一代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阶层背景（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不同职业人群子女上大学机会、上高中机会的差异主要由家庭文化资源（父母教育水平）和城乡因素导致。专业人员子女升学机会多于其他阶层，主要是因为这一阶层文化水平较高;工人子女升学机会比农民子女多，主要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后果。

但在控制父亲教育作用和城乡差异情况下，管理人员阶层显示出极强优势，表明权力的确干扰了教育机会分配。不过，这里所说的“权力”，并非单指官员特权或政府公权力，本文界定的“管理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企业主，该群体在社会分层中是社会经济地位最高阶层，因拥有管理权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

“90”教育不平等更严重？

在“80后”群体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城里人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一些来自农村的“80后”没有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小学升入初中、初中进入高中、高中升入大学等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大批农民子弟被淘汰出局。多数突破层层关口的农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还面临更难突破的关口——找到有发展、稳定的工作，的确是“寒门难出贵子”。

此外，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的确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机会。初中毕业后，他们更多选择进入普通高中，更可能进入比较好的大学获得高附加值的大学文凭，为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奠定基础。中间及中间偏下阶层子女有较多机会考入二、三流大学，如果在中学阶段觉得考大学成功率较低，他们会选择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后寻求一份技术工人岗位或低层白领工作。农民子女如果初中阶段成绩太差而考大学希望不大，只有部分人会选择中等职业教育，而多数人则放弃升学机会，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或者停留在县城和集镇无所事事。教育路径选择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分化。

在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管理人员显示出超越其他阶层的优势。不过，专业人员子女获得教育机会比例与管理人员子女相差不多（略低于管理人员子女），其背后的机制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在排除家庭文化资本作用情况下，管理人员仍表现出很大优势。

显然，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可能加剧。“80后”基本完成学校教育，对“80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分析，反映的是过去10年的教育机会分配情况;当下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是“90后”。在“80后”接受教育期间，民众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批评是针对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别及由此导致的大学录取机会的地区不平等。但近几年人们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感知要强烈得多，这是否表明“90后”遭遇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比“80后”更严重？

当前，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需更加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心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平等后果。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机会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过程并非绝对公平。拥有较多资源的优势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争取更多教育机会，帮助其在竞争中成功;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弟则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更可能在层层考试选拔过程中被淘汰。

如此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父辈中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在子辈身上延续甚至强化，从而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在实施严格竞争考试制度时，需采取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降低其教育成本和失败风险，提高他们的教育回报率，激发这些人的教育进取心，从而控制和弱化考试竞争所导致的城乡和阶层教育机会差异，使教育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