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沿岸传统村落空间文化属性及价值研究——以杨桥村为例

■刘苏文，张瀚之

(1.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常州 213159；2.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中国澳门 999078）

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止涿郡（今北京），是多维空间延绵不断的人类文化遗产，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大运河流经八个省市，连接五大水系，全长3200公里。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和天津、北京市，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并由同济运河、永济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惠通运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中河等十个河段组成。江南常州段是大运河中较繁忙的一段，在这里留有丰富的运河遗产。

杨桥是毗邻大运河依支流而建的传统村落，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历史文化街区，其中6座建筑被列为常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杨桥村入选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5年常州市政府出台了对具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杨桥的新发展规划方案。本文试图通过“深入日常生活”的渠道记忆，探讨传统村落空间文化的“规制”与“定型”[1]。杨桥村作为承载运河记忆的物理空间是立体的、多维度的。依河而建深受运河历史文化影响的杨桥古村落，有着完全不同于其它古村落的样貌。杨桥村在建设之初就有了比较合理的规划，大部分建筑都是根据地形地貌规划，有独立的运河支流水系，同时重视公共交往空间的营造且设施众多，村落的建筑空间和景观具有典型的江南风雅审美样貌。杨桥的空间文化特点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蕴含着中国传统血缘氏族聚落的生活模式，也隐藏着士大夫们对传统村落空间的解读方式和审美表达。这种文化理念与村落空间形态和谐共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民族文化的魂，在当下中国快速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这些根与魂已逐渐消亡。千城一面和盲目的“美丽乡村”“文化小镇”建设，使这些祖祖辈辈根植于村落里的居民在所谓的“一村一品”的产业空间环境中逐渐丧失自我，无法找到内心的归属感，产生出极其焦虑的现代社会综合症，这种现代社会综合症在固有传统文化价值观崩塌面前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扩张性，致使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持续紊乱，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降低。

研究杨桥传统村落的空间文化属性和价值就是重述运河记忆，并通过传统文化在村落建筑空间环境提升中的重塑，唤醒超越个体、村落、地域的运河记忆，唤醒在历史沉淀中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根源。本文以“传统村落空间”文化价值体系为索引，以空间演变、文化特征、生产方式、生活过程为蓝本，形成运河记忆对村落文化的“规制”和“定型”，通过对运河记忆建构中的江南传统村落进行分析，以典型的江南传统村落杨桥村为调研案例，探索其空间文化属性和价值，建构“运河记忆”场的杨桥文化价值体系[2]。

1 研究综述

关于运河与其沿岸传统村落遗产的研究，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思考，系统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运河遗产本体的挖掘、保护、应用对策、管理与治理、评价体系等方面。对于运河遗产本体的挖掘，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等老一辈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将京杭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3年，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俞孔坚带领学生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详细研究，完成了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的研究，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详细的调研[3]。在保护与传承方面，俞孔坚等研究者呼吁从大运河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上保护大运河[4]。从运河沿线街区历史建筑的地域特色、空间营造的艺术价值以及环境景观的生态可持续性和连续性等角度出发，在业界等各方的不断呼吁和努力下，运河沿线的地方政府从城市旅游资源开发、历史资源短缺和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对运河沿线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整治和保护。杨建军[5]、杨倩[6]等分别提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保护和发展运河沿线的传统建筑和街区的保护与利用。在申报的对策和行政管理方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委托东南大学编写第二阶段的保护规划要求[7]，此后更多学者集中在运河沿线的历史街区和现代住宅活动的水平调查上。2014年，姜师立、唐剑波等人出版了专著《京杭大运河遗产监测技术及应用》，强调了遗产监测和技术措施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并从本体论、影响因素和管理行为方面进行了分析[8]。刘森林探讨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管理与治理、聚落与环境的关系[9]。谢安良就运河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10]。从文化价值及文化治理层面，阮仪三先生及其团队对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资助的“运河记忆”京杭大运河沿岸历史村镇调研，历时三年多对整个运河沿线的市县村144个点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调研，勾勒出了运河沿线建筑遗存的清晰脉络。

所谓“运河记忆”，它一方面包含时间性层面的“记忆”，“运河”又指出了特定的空间层。运河记忆跟城市记忆一样，是人们对运河区域环境及其形态要素所产生的审美特征认同后的集体记忆。是历时和共时的统一，是动态的在不断发展、持续更新的过程中，是对过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一种影响[11]。近年来，学者们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实践中探索艺术价值[12]、记忆空间[13]，也有从环境行为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记忆空间的活化利用[14]，在特定区域的场所记忆包括乡愁记忆相关的研究也多有涉足[15-16]，并一致认为记忆包括文化属性记忆不再只属于是心理学、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整个社会人文学领域对文化记忆的研究都具有深入探讨。

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数字时代的变迁，运河记忆以异乎寻常的稳固性在当下社会中传承与发展。不同地域、民族、文明类型的多元文化借由运河交流、对话、沉淀，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承载着运河记忆的社会规范、社会习俗，其文化的凝聚力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运河沿岸传统村落文化的具体研究中，基于集体文化的运河记忆建构深刻影响着运河文化当下的整体性面貌和未来发展趋势。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变革，转型期的社会形态以及人文意识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人们对一般村落空间及运河文化的理解。植深在特定地域群体中的个体利用流动的运河及其沿岸空间去记忆或表达特定地域文化。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阐述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集体记忆是在特定的人群聚合体中得以体现，并形成记忆力量，但集体记忆必须通过这特定人群个体记忆的集合才能形成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具有地域属性[17]。由于运河及沿岸村落的历史更替与演进，运河记忆凝聚着这一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将这些体验与回忆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文化意识固定下来并得以传承。在运河记忆场的过程中，通过将某个特殊时期的景象纳入持续向前的过程中，组成一个共同体验、想象和行为的“象征意义体系”，从而激活了多维的运河沿岸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认同体系。

2 运河水系影响下的杨桥村落起源及重要历史阶段

杨桥村作为常州运河沿岸典型传统聚落，被誉为“江南水乡古村落”，介直阳之邑，通南北之衢[18]。据考证村名中的“杨桥”二字起源于村南的一座名为“南杨桥”的单孔石拱桥。据传南宋朱熹的子孙朱慥曾途经此地，也就是现在的武进区杨桥太平庵附近，他看到此地水陆交通便利，田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一块宝地，便在此地停留下来繁衍生息谋求发展[19]。

此地水网密布，利于行舟，但河道纵横南北交通受到河流的阻隔，无法直接进行便利的交往和贸易往来，为了便利街市商贸的沟通，当地村民们把村中的一棵大杨树砍下，建成了一座木桥，人们便将此桥称之为“杨树桥”，继而后世将此处也唤作“杨桥”。现存杨桥古镇的“杨桥”为花岗岩石材主体构建，其结构为典型的纵联分节并列砌法，桥的全长为14.4米，桥面连同两侧桥栏净宽2.72米，拱形中心点的直径是5.05米，面南有石阶十一级，面北石阶为十五级，圈拱上方东西两侧各有桥耳一对呈对称分布。当年很长一段时期此桥曾是连接阳湖和宜兴两县之间的重要通道。史料记载到宋末这座拱形石桥一直保存完好如初，到清末道光年间重建。解放初期在桥的东侧桥栏处立有道光年间的《重建杨桥碑记》，该碑详细记载了清道光年间重修桥梁的纪实，现在该碑记已不知去向。后因为当地以“杨桥”命名的地方众多，为了有所区别，同时又鉴于其位于武进阳湖最南端，随后便改称为“南杨桥”，本地居民也俗称该桥为“月亮桥”，当今在桥栏两侧仍可见雕刻于桥中央的楷书“南杨桥”字样，并且该桥已于2008年9月被常州市人民政府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桥村”的名字便是在“南杨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沿用至今[20]（图1）。

■图1 南杨桥

地处运河沿线的杨桥村具有悠久的建村史，从始建于南宋时期算起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它兴盛于元、明时期，一度鼎盛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直是苏南重要的交通贸易重地，五十年代后期逐渐落寞，八十年代苏南模式的工业化发展和当下的城镇化进程，使这个古村落逐渐凋敝。从地理位置看，杨桥村处于太湖、滆湖（又称西太湖）两湖之滨，在历史上曾是苏南水乡交通贸易重地，繁荣的经济贸易也使当地的文化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杨桥古村落原有“介宜阳之邑，通南北之衢”的美称，历来为武进南门的商埠门户。纵观历史的发展进程，杨桥村曾经有过不同的发展和繁荣时期。

自宋始，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逐成聚落，至元末明初，杨桥成为江南省常州府的重镇。明朝年间，当时杨桥东边的谢桥是交通、文化、贸易的交流中心，热闹繁华，但谢桥受当年火烧红莲寺事件的影响遭到了毁坏，大部分商贸活动逐渐搬迁到了现在的杨桥（图2）。

■图2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延政乡图

清代中期，杨桥镇成为常州府阳湖县和宜兴县交界地区的集市贸易中心，大批商贾云集于此，筑园造第，楼宇毗邻，其繁华一度超过宜兴县城，被称为“太湖首镇”。

清末民初的杨桥商贸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期，当时以杨桥村落为中心的商贸盛况空前，相邻不远的湖塘镇相对比较落寞，湖塘镇的发展壮大亦是解放以后的事了（图3）。

■图3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延政乡图

到了抗战时期，日寇的进犯途径主要是陆上推进，杨桥河道纵横陆路交通不便，给杨桥的发展残留了一线生机，在这一时期杨桥也再度商人云集，当时的求实中学也在这一时期创办，此时的杨桥也一度成了方圆十多里的经济、文化、商贸中心。

3 运河水系与杨桥村落空间环境成因与变迁轨迹

运河贯通江南原有密布的水系，是江南水乡的灵魂。杨桥因水而生因水而荣，依河而建是杨桥的基本布局，因河而兴是杨桥经贸发展的基本轨迹，江南运河及古运河支流在杨桥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江南运河及运河支流对杨桥的交通贸易和生产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大运河是其江南水乡典型样貌和自然环境构成的重要因素。沿河街巷、临水码头、碧波浆影、小桥流水人家汇成了杨桥古村落秀丽的地域特有的风貌。杨桥村其街巷随河道呈线性布局，路与河道或相平行、或相垂直，建筑沿河或沿街而建，蜿蜒曲折，河道即行道，河道即街道，构成了街上车马人流涌动、河上舟船如梭的传统立体交通网。

杨桥源于宋到明发展到一定规模，为最初始的集镇聚落，聚落依张仙浜沿河发展，主要以贸易经营为主（图4）。到了元明时期，杨桥聚落进一步发展壮大，由于水运的重要性，房屋多依张仙浜两侧而建。观音浜水系与朱家浜水系相连接，聚落在观音浜、朱家浜、张仙浜构成的环形水体构架中发展，并逐步形成以南北向街巷为主要方向的十字形发展（图5）。

■图4 宋时期杨桥村规模

■图5 元明时期杨桥村规模

民国时期，杨桥村落跨越内环水系（观音浜—朱家浜—张仙浜）向外围继续发展，堵家浜—朱家浜—张仙浜外环水系形成，村落发展主要以内环水系为核心向外扩张（图6）。解放后，杨桥进一步发展壮大，建设主要在外环水系内进行，杨桥原有环形水系交通重要性减弱，内外双层环形水系结构由于大量房屋建设而遭到破坏（图7）。

■图6 民国时期杨桥村规模

■图7 解放后杨桥村规模

运河影响着村庄格局的演变,村庄格局又促进运河支流的发展，杨桥村聚落宋朝时期依张仙浜沿河发展（图8）；元明时期，聚落在“观音浜—朱家浜—张仙浜”构成的环形水体构架；民国时期，形成“观音浜—朱家浜—张仙浜”内环和“堵家浜—朱家浜—张仙浜”外环形成的内外双层环水系结构；因其水系格局的影响，杨桥街巷体系充分彰显出江南水乡的文化风貌。杨桥整体以南街—北街为村落的构架，从南到北呈鱼骨状往外衍生出数条东西街巷。主要有太平庵街、桥南西街、杨桥东街、桥北西街等组成，呈南北向鱼骨型的街巷布局，所有街巷布局与河道走向相对，形成了主街、副街、小巷的层级交通系统。东西南北交汇的街巷口形成开敞的街区公共空间（图9）。

■图8 杨桥村不同时期水系变化图

■图9 杨桥古镇多级网络系统

从整体水系看，张仙浜、朱家浜、观音浜三条水系在三个方向环绕杨桥古街，村落的五条主要街巷与河道平行或垂直，河上的四座石桥沟通南北东西连接村内村外，整个杨桥村呈现出“三浜四桥环五街”的空间布局，相对完整地反映了杨桥村的整体空间布局与运河水系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江南水乡独特的空间格局[21]（图10）。

■图10 杨桥古镇空间格局

4 运河历史属性与杨桥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

大运河的交通功能使得杨桥古镇在历史上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在鼎盛时期杨桥古镇上戏院数家传南腔北调，茶馆、酒店喜迎八方宾客，当铺、寺庙和富商宅院遍布大街小巷，整个古镇充裕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杨桥独特的产业在大运河的加持下成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在形成一定规模的街巷街区后，此地的饮食、休闲、宗教等文化活动逐渐繁荣。随着村落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越发密集，临近大运河拥有狭长的岸线，建筑与街巷开放空间拥有较好的小环境。因其适宜居住的环境，在士族引领下形成了本地独有的文化风气，吸引大批富贾、文人聚此置地修宅筑园，亭台楼阁临水而建，店铺庙堂鳞次栉比。从现存的规模看，保存相对较完整的仍有480余间明清建筑，河道中还有1000余米石驳岸保存完好。杨桥的典型建筑如牧斋堂、戴家府第、百岁庄园等古建筑彰显着昨日的辉煌。从历史资料上看出，在当年的杨桥古镇上，老字号的同仁堂药店、丁永堂粮行、全盛嫁妆铺、白虎堂茶馆、荣光客栈、陈万隆烟庄等老字号商铺遍布其间，在江南一带名噪一时。由于南北客商云集，形成了前店后坊、户户经商的繁荣盛景。古镇上商埠文化氛围浓厚，不但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也带来了南北文化习俗的大融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印记（图11）。

■图11 杨桥村传统院落分布

几百年来，运河记忆下的杨桥古村落无声地呈现着水与村的文化风韵，运河与村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街区结构与地域建筑及民俗文化特色。从现存的街巷和建筑看，成规模的传统建筑群在逐渐消亡，形成斑驳的片状形态。随着村民建筑活动的增加，无规划、无设计自发性的村民自建房，很大程度上破坏传统民居的原始样貌，传统建筑的消亡带来街巷传统文化慢慢流逝。杨桥古镇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地方政府都缺乏古镇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改革开放西风劲吹，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下，现代与传统已经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狭隘思想意识，致使杨桥古镇被所谓的现代城市文化所蚕食。

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人们的文化自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金钱数字的叠加，而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所在，是血脉的延续和依托。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拓展，从单一的建筑到街区的环境再到多元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建筑单体到历史街区，从历史遗存本身到历史文化环境的演变，这些都反映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持续拓展、不断丰富和发展。“如何保留、如何传承”，“如何保护、如何更新”是杨桥古镇能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对该街区的考察分析，笔者认为利用现有历史遗存资源，将杨桥古街打造成文化、旅游、商业、娱乐、居住等功能的复合试验区，保护街巷的整体风貌和村民的合法居住权益，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展旅游、商业等经济活动，打造包含传统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文化展示与体验、茶文化、饮食文化、祭祀文化、历史展示等功能的文化博览园，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双赢，从而实现整个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该研究的目的。

5 结语

运河沿岸传统村落遗存是大运河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运河沿岸历史街区、码头、传统村落遗存数量较多保存较完整，历史发展轨迹和脉络也相对清晰，对运河沿岸村落空间文化属性及价值研究，是对大运河遗产研究的延伸和扩展，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在国家重大转型时刻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研究的需求比任何时候来的都要迫切。江南运河两岸的历史遗存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对运河沿岸村落空间文化的研究，就是对我们自身历史文化渊源的重新认知和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再构建。传统村落是民族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是我们基于几千年农业发展的血缘氏族繁衍的文化印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辉煌都深深地镌刻在传统村落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上。我们现在反复讲民族要振兴、国家要富强，重点是民族要自信。一个民族的自信是要有基因的，这个自信的基因是建立在原有的强大历史之上的。对大运河沿岸传统村落的空间文化属性及价值研究，再一次清晰地印证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