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坐姿转变的影响研究

■黄志义 Huang Zhiyi

(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北京 100105）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文化的融入开启了古人从跪坐到踞坐的坐姿之变。自商周时期起跪坐从祭祀身体语言发展成为日常社交身体语言，到了唐宋时期仍见于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打破了两汉以来儒家名教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儒家礼学的衰落使得跪坐文化在思想层面开始动摇，跪坐坐姿不再是人们起居生活中关于“坐”的排他性选择，由胡文化传播过来的踞坐坐姿在曲折之中被中原文化所接纳，其中佛教的作用至关重要[1]。崔咏雪《中国家具史—坐具篇》（1989年）[2]等探讨了高型坐具在中原王朝的传播过程，相关研究集中从物的角度分析了坐姿变化的过程。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坐姿的变化不只是物的问题，更多在文化层面的选择。换言之，坐姿是文化表达的身体语言。本研究试图从身体行为的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坐姿变化的原因，结合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1953年）[3]、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2014年)[4]等关于佛教对于坐姿转变的影响论述，深入分析佛教在坐姿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1 跪坐习俗的发展简要

跪坐即两膝着地，臀部放在脚后跟上，是中原文化的传统坐姿。它源于古人祭祀仪式中的尸坐受祭，“坐如尸”即由尸坐法发展形成的[5]。跪坐被周朝人沿用到日常生活礼仪中，形成了跪坐礼仪，如“坐而迁之”，再如“坐必安，执尔颜”等等，可以说跪坐习俗的形成一开始便不只是生理需求。直到魏晋南北朝，跪坐坐礼一直是中原文化坚守的传统。汉灵帝时人管宁“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年，未尝箕踞”。东晋时期高坐和尚在丞相王导家做客，常常仰卧着坐在他的身边，见到尚书令卞壸来了，便“肃然改容”。前燕灭亡，汉化较深的慕容宝在长安“危坐整容”。南朝梁宗室萧藻“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考古发掘的画像如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图1）、辽阳地区东汉魏晋壁画墓（图2）以及河西地区东晋十六国画像砖中的人物坐姿（图3）皆以跪坐呈现，多样的生活场景从图像上证实了汉魏晋时期跪坐坐俗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墓室画中的范画如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中的列女孝子图（图4）、洛阳北魏石棺画中的孝子图（图5）和固原北魏漆棺画中的孝子图（图6）都是汉文化的延续，人物坐姿多是跪坐，这至少在精神层面印证了时人对跪坐礼仪的认同。可见，到了南北朝时期跪坐习俗依旧是汉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坚持的坐姿礼俗。

■图1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

■图2 辽阳地区东汉魏晋墓壁画（摹本）

■图3 高台骆驼城乡苦水口1号墓画像砖（摹本）

■图4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列女孝子图

■图5 洛阳北魏石棺画孝子图

■图6 固原北魏漆棺画郭巨故事

■图7 红山文化蹲踞玉人

■图8 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西周蹲踞状玉人佩

实际上跪坐并非中原地区独有的坐姿，也非中原地区唯一的坐姿，坐的行为表达与人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中原地区除了跪坐还有蹲踞和箕踞，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蹲踞玉人（图7），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出土了西周蹲踞状玉人佩（图8），《庄子·天运》中记载了“老聃方将倨堂”。只是到了周代，蹲踞与箕踞被视为无礼的。《礼记·曲礼》中明确地指出“坐毋箕”。汉初郦食其拜见汉高祖刘邦，刘邦“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站在那里并没有行拜见礼，只是作了长揖，对刘邦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在席地起居的时期，跪坐习俗的形成固然来自人的生理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选择。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融合的浪潮拉开了坐姿转变的序幕，而胡床的传入揭开了这一序幕。

2 坐姿转变的历史背景

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后，东西方文明交流日渐增多。《后汉书·列传·西域传》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东汉，内迁胡人持续增加，胡文化大量流入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胡族群体的大规模内迁共同推动了胡俗的大量引入，为胡床的传入做好了铺垫。

《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这是目前可考最早关于胡床在中原地区被使用的记录。汉灵帝处于东汉后期，跪坐在当时是正统坐姿，因而汉灵帝好胡床被认为是“服妖”，不合礼制，可见一开始胡床的传播并没有得到文化上的认可。另一点可以推测的是，汉灵帝居于中原地区，胡床由西域传来并非一蹴而就的，在当时应该存在一定的传播过程，换而言之胡床在汉灵帝时期的中原地区应有更多的使用现象。

自胡床传入中原地区，史料中频频出现胡床的使用记录。从使用场景和使用人群来看，胡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6]。在踞坐坐姿传播的过程中，踞胡床的行为无疑是扮演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南朝庾肩吾的《咏胡床应教诗》反映了时人对胡床的喜爱，在生理上更加舒适的踞胡床行为被南朝士人接纳。《高僧传》卷十二载南朝刘宋时僧人释道冏中夜受邀出京，“见一人在路坐胡床”。《北史·尔朱敞传》曰：“遂入一村，见长孙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之中。”可见，随着胡汉融合的加深，到了南北朝踞胡床的行为已经传到了寻常百姓家。

3 佛教对于坐姿转变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踞坐坐姿在中原地区传播扩散。坐姿行为的转变并非单一因素促成的结果，一开始胡床的传入并没有改变魏晋时期古人对跪坐坐礼的态度，随着佛教的兴盛，古人的坐姿观念在一系列相关因素的促成之下发生了转变，而佛教正是坐姿转变的动因。一方面，佛教在东传过程中突破了“夷夏之辩”，逐步实现了中国化；而身体是佛教修行表达的工具，宗教化的身体语言以信仰之名传入中原，而坐姿正是佛教身体语言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比起跪坐坐姿，踞坐坐姿在生理上更加舒适。高型坐具的传入、建筑空间的增大、合裆裤的流行以及饮食习惯的变化满足了踞坐坐姿传入的物质条件。生理条件的优化和物质条件的满足让踞坐坐姿在中原地区具备了传播基础。佛教在坐姿转变过程中以宗教之名承担着传播中介的角色，佛教坐姿因信仰而被遵循。概括而言，佛教对于坐姿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佛教的身体信仰，另一方面得益于佛教的中国化。

■图9 月光王本生

■图10 北凉莫高窟第268窟西壁交脚弥勒佛

■图11 沙弥守戒自杀品

3.1 佛教的身体信仰

身体是佛教修身实践的载体，信仰者以身体为工具组织信仰活动，并将其融入日常实践中，最终实现了个体与宗教的连接。“在印度美术中，佛、菩萨、神、王等圣像采取怎样的坐姿以及动作、手势等，总是与圣像的性格这样的本质问题相关联。[7]”如何通过身体语言来实现宗教的信仰表达就成了佛教早期面临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借助所处文化的身体语言形成了自身的规定和仪轨，而古印度社会的身体行为自然而然地成了佛教早期身体表达的参考来源。

佛教坐姿作为佛教身体语言的组成部分，对古印度身体语言进行了一个选择性呈现。佛教中经典的结跏趺坐与印度传统的瑜伽修行息息相关，其双腿交叉盘坐的坐姿在古印度佛教出现偶像崇拜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早在古印度河文明远古时代的达罗毗荼土著族群中就已具备。这种源于瑜伽修行的坐法在生理上可以保证身心平稳和思维集中，在佛教发展初期就已经被引用，佛教经典如《大智度论》等对于这种坐姿也多有说明[8]。半跏坐姿源于古印度象征王者身份的游戏坐，而游戏坐在印度世俗生活中广泛使用，佛教对印度本土游戏坐姿进行了改进，在犍陀罗佛像中半跏坐姿多见于悉达多太子和魔王的形象，而半跏思维菩萨与悉达多太子存在一定的关联[9]。交脚坐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北印度非常普遍，与西域人坐胡床的姿势一致，是西域地区的传统坐姿，在贵霜王朝的钱币中亦可见到[10]。

宗教化的坐姿行为成为佛教身体语言的一部分，这种身体的信仰实践通过佛教戒律传承。自两汉之际，佛教经律不断传译至中土。相传东汉时期由来华高僧安世高翻译的《大比丘三千威仪》中明确提到了踞食，东晋以后, 四部广律诸如《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和《五分律》先后传入中国[11]，汤用彤云：“罗什来华,大出律藏, 从此天下僧人仪范有所遵循。[12]”东晋南北朝戒律运动将佛教身体语言带入中土。信众以戒律为基础形成了宗教化的生活方式，高度纪律化的生活方式让佛教身体语言付诸实践。

与佛教一同传来的佛教坐具因佛教坐姿而成型[13]，其最早可寻迹于汉灵帝时期，《高僧传·竺法兰传》云：“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源于印度的坐椅佛像被蔡愔等人带入中原地区。《高僧传》等书中关于绳床的记录有近八十条，绳床作为僧侣“坐禅入定”工具自出现后长期在僧侣之间流行，最早可追溯到晋惠帝元康八年，《高僧传》中记载“端坐从化”，到了晋怀帝永嘉六年，《高僧传》载佛图澄“澄坐绳床，烧安息香”[14]。自佛教传来，其图像艺术呈现了数量繁多的高型坐具，如莫高窟第275窟北凉壁画《月光王本生》（图9）中月光王倚坐筌蹄，如莫高窟第268窟北凉佛龛塑像（图10）中的凳，如莫高窟第257窟北魏《沙弥守戒自杀品》（图11）中的凳，如北魏云冈石窟莲花洞浮雕中的筌蹄等等。

佛教的身体信仰一方面将宗教化的坐姿行为纳入修身体系，另一方面连带传播了佛教坐具。随着中古时期胡汉文化的融合加深，佛教坐姿与世俗社会的踞坐坐姿合流，逐步压缩了跪坐姿势的存在空间。到了中原地区，佛教坐姿还引发了南朝刘宋时期关于进食坐法的戒律之争，无论方坐还是偏坐都属于佛教坐姿，有别于汉地的跪坐坐姿[15]。

3.2 佛教的中国化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早期佛教依附黄老学说，以神仙方术的形式在中原地区传播，“老子化胡”说便是典型事例，其历史真实性尚不可考，但佛教对于道教的比附在当时却是事实。佛教偶像在东汉时期融入到中原地区的神仙信仰体系，以西方神明的形式存在，佛像身体语言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最典型例子便是邳州汉墓出土施无畏印跪坐铜像。

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凉州佛教兴盛，《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自凉州开始，塔寺林立，石窟造像广为兴起，佛教化的踞坐坐姿在凉州佛教文化中出现。尽管如此，以儒家礼学为基础的汉文化在凉州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河西地区十六国墓室砖画可以看到，跪坐礼俗仍然是当时的社会主流。

自后赵石氏倡导胡汉人民奉佛，“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汉人奉佛从以前的个别行为发展成为社会行为，佛教出家群体在这一时期初见规模，佛教从此泛化为一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南北时期佛教开启了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一个高潮，佛教的社会活动极大程度地笼络了社会的各个阶层[16]。《洛阳伽蓝记序》记载洛阳地区：“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用诗句描述了南朝佛教盛况。修建佛寺和开窟造像成为一时潮流，修持受戒者成千上万，到了北齐，“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大规模出家群体的形成是佛教流行的基本特征，宗教化的生活方式乘着佛教流行之风在中原散开。

■图12 安伽墓石塌壁画

■图13 北齐青州傅家画像石

佛教的流行挤压了汉地原有信仰的生存空间，跪坐习俗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不再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佛教从域外文化逐步转变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宗教信仰的持续性从时间维度上推动了佛教坐姿的被认可。得益于佛教与世俗社会的互动，佛教坐姿的影响在空间维度上突破了宗教的边界。

虽然跪坐习俗在正统的社交礼仪中得以保留，但是《南齐书·魏虏传》记：“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踞。”胡族坐姿与坐具被胡人带到中原地区。胡汉群体的不断融合为坐姿的转变进行了铺垫，而佛教在胡汉融合的浪潮之中以修行之名将踞坐坐姿介入到信众的生活中。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坐姿与中原社会世俗的踞坐行为形成合流。

4 结语

佛教在坐姿转变中的作用在于，它不仅仅将宗教化的踞坐坐姿和高型坐具带入中原社会，而且以信仰之名将佛教坐姿转变为信众主观认可的坐姿。佛教的身体信仰强化了踞坐坐姿的社会合法性，借着佛教兴盛之势，佛教坐姿不再只是身体信仰的符号，跪坐习俗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儒家精神土壤。

在胡汉融合的浪潮之中，踞坐坐姿并非佛教独有的，前述踞胡床的行为即是踞坐坐姿在中原地区传播的事例。北朝粟特人石棺床壁画中粟特贵族（图12）以踞坐坐姿的形象出现，粟特人主要信仰祆教[17]。同时，北齐青州傅家画像石（图13）中踞坐筌蹄的人物形象显示这一时期踞坐坐姿在世俗社会的存在。然而胡族的融入以及佛教以外的域外宗教传播并没有从观念上改变踞坐坐姿的弱势状态。

佛教的身体信仰本质上源于域外文化，它的存在使得佛教具备了自身的踞坐文化；佛教的中国化促成了中原佛教的流行，为胡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须知，佛教对于坐姿的影响是在胡汉融合的浪潮之下展开的，胡床的介入让踞坐坐姿被接纳，儒家礼学的衰落使得跪坐坐礼失去了原有的精神空间，踞坐坐姿的生理优势以及物质条件的满足为坐姿的转变做好了铺垫。佛教化的踞坐坐姿混同着其他胡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播，高型坐具如绳床、筌蹄、凳等经由佛教传来，随着佛教与世俗社会的流动，佛教坐姿和佛教坐具都走向了世俗化，到了唐宋时期，踞坐坐姿慢慢演变为世俗社会的主流坐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