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插花在古代家居陈设中的应用及发展研究

时间：2024-07-28

■石林，范燕萍 Shi Lin & Fan YanPing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顺德 528300）

中国古代插花，由佛教插花逐渐盛行于宫廷、文人墨客。自宋至明，中国插花走向一个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插花的研究，较多注重插花史的发展和插花作品的演变，如插花技艺、花材及保养等。相对而言古代插花的家居陈设的研究较少。研究古代插花家居陈设，可以进一步了解插花在不同时代的功能演变与发展，亦能了解与插花密切相关的一些元素，为当代中国传统插花的应用提供参考。下面主要以厅堂和书斋空间说明不同朝代插花陈设的发展。

1 唐代插花家居陈设

佛教东传和西域胡床的传入，使得唐代进入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过渡的阶段，因此两种家具混同使用的情形十分普遍。唐代家具陈设并不固定，随场合的不同而临时设置[1]，以床榻、茵席等陈设于室内的中心位置，周围施以屏具。家具的临时设置导致插花陈设也随机性较强。明确显示陈设方式的文字资料，如唐代高僧百丈怀海所著《敕修百丈清规*大众章》提到：“法堂设主持位，排列香几、炉、瓶、烛台”，其中“瓶”应是瓶供[2]。后世的厅堂摆设由于有纪念祖先等功能，在陈设方面与佛教三供有相似之处，可见自佛教融入生活的痕迹。

从现有图像资料看，唐代插花陈设大部分与佛教供花相关，瓶花以莲花、莲叶和莲蓬及相互的组合为主，寓意三世。盘花以植物的花朵堆集，如牡丹和莲花，呈现花朵盛开之美，主要用于散花。瓶花和盘花的陈设图像极少，多见菩萨手捧瓶花或肋侍手捧瓶花或天女手捧盘花，或供养人手持花瓶。少量摆放于台座，如敦煌331窟的初唐壁画，牡丹和莲花插瓶[3]，置于方形的台上，显得十分庄重；晚唐敦煌莫高窟第9窟南壁壁画中，一瓶莲花置于莲台上（图1），与《花九锡》中所说的“雕文台座”的说法相吻合。另外在唐代《六尊者像》中，尊者右边的高几上摆放着牡丹的插花，是比较少见高几瓶花陈设图像资料，但该画疑为非唐人所画，有学者从家具的制式和成熟角度断代其应为宋人之画[4]。

唐及五代的瓶花生活陈设主要见于宫廷。如在陕西省礼泉县唐代（贞观时期）长乐公主墓葬画的群侍图中，左边的侍女捧一细颈圆腹瓶，内插一枝莲蓬和一枝莲蕾（图2）。及至后蜀，花蕊夫人的“一枝插向金瓶里，捧进君王玉殿来”，两者都描述了宫廷女眷对瓶花的应用，推测此时瓶花主要应用于宫廷女眷的室内。陶毂《清异录》中记载，五代后晋诗人胡峤诗“瓶里数枝焚尾春”，指瓶里插着几枝芍药，是较早诗人描述瓶花的诗句，开启了瓶花新的应用。

盘花主要用于宴席装饰。如王维的《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是重阳时的果实插花。唐《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诗中“岁炬常然桂，春盘预折梅”，写的是较为生活化、具有祝福意味的插花春盘。

唐代已出现观赏瓶。唐代周舫《演乐图》中桌上置一玉壶春瓶。五代南唐周文矩《合乐图》（传）画中亦有桌上长颈圆腹瓶中插珊瑚枝的图像。在河北曲阳唐末王处直（北平王）墓东耳室和西耳室正室有两幅壁画中，观赏瓶与其他展示性物品一同出现在一个典型的反映男女墓主的礼仪空间中，表明从唐代开始以观赏为目的的瓶器展示以经出现[5]。

唐代书斋文化已兴起，在诗歌中已见吟咏，从唐诗中看唐代书房陈设，有书、画、熏香、书灯、棋等物品，但瓶花尚未见踪迹[6]。

综上，唐代低座家具对插花的陈设应用限制较大，瓶花、盘花、缸花大部分与宗教或者仪式性活动关联；插花或是摆放在佛教供案，组合形式有瓶花、盘花单独摆放或与香炉一起，或是瓶花、假山盆景、香炉[7]，或直接摆放于台座，推测有部分插花摆放在高几等家具上。厅堂和书斋家居陈设功能的插花尚未形成。

2 宋元明插花家居陈设

2.1 宋代插花陈设

宋代是插花发展的鼎盛时期，以瓶花为主要代表。家具从唐代以坐席为中心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使得瓶花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8]。

宋代建筑空间功能属性开始细分，促使家具功能明确，与唐代家具的模糊性功能形成明显差异。宋代的堂一般居于院落中轴线上，承担的功能大多是待客、议事等公共活动空间[9]。随着高足家具的普及, “一几二椅”或者“一桌二椅”的陈设方式出现[10]。如《孝经图》之纪孝行章中“榻上置椅”和“一几二椅”的陈设方式，显示了从旧式家具向高坐家具的过渡；画面中盘花、瓶花置于地面。在宋代《道子墨宝》中同样有缸花置于中轴线位置的地面上，说明宋代仍有插花直接置于地面的陈设。宋画中厅堂多在堂的正中使用屏风，前设宾、主座椅，形成厅堂的礼仪空间。如在屏风前置圆凳，供宾主对坐[11-12]。在宋代《道子墨宝》中，少量瓶花半隐半露置于屏风后的几上，与桌上画屏、香炉等组合出现。推测瓶花以自由搭配的形式与屏风结合，尚未成为堂的必须陈设。瓶花是宴饮中常见桌上陈设，在豫西墓葬的古村宋墓一幅宴饮图中，呈现一桌二椅两人对坐（图3），桌上放置一瓶花的场景[13]。宋《文会图》与《瑶池仙会图》均设瓶花于宴饮桌面。

宋代瓶花与文士的书斋最为密切相关，是宋代文士的生活四艺之一。以宋代《仕人闲居图》，画中人物背靠屏风坐于榻上，屏风上挂一人物画，有侍从正倒茶，正前方天然石几上一瓶花，榻左侧为香炉，右侧为书案，其上古琴书籍俱全，代表了当时的文雅生活。瓶花在书斋中常放于书桌/书案、床榻、几案等。南宋龚开《天香书屋》瓶花置于山水屏风前长桌上；刘松年《溪亭客话图》中，山水屏风前两文士围桌而坐，瓶花置于一侧（图4）。诗词中常见瓶花落砚之画面，说明瓶花陈设于书桌十分常见。如宋吴龙翰写“槛柳拂棋局，瓶花落砚池”，宋周密写“静中得新诗，研墨瓶花堕”。亦有放置于书斋中的“读书床”和“几”上，见林希逸的“胆瓶花在读书床，坐久看来似不香”与李纲的“从教几案积残红，尚有馀香慰衰槁”。

2.2 元代插花陈设

元代的厅堂插花陈设较宋代有所强化，以陕西蒲城洞耳村发现的八边形元代古墓壁画来看，该图是一幅再现蒙古贵族生活的生活行乐图（图5）。画中正中一座屏风，两个贵族坐屏前椅上，脚踩脚踏；两旁各有一案，各放有一瓶花及其他用品。该图像中家具陈设与宋代相似，屏风前主宾两椅对坐，增加的是两旁对称布置的案及对称的瓶花，显示元代厅堂出现屏风与两侧案上瓶花的陈设组合。

书斋方面延续了宋代文人书斋的插花陈设，元代张贞居曾写：“纸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以白描的手法写出的文人室内布置。但从吟咏的诗歌数量来看，元代诗歌中吟诵瓶花的数量要少于宋代，与元朝文人整体受压抑、插花整体受抑制的历史相吻合。

■图1 晚唐莫高窟第9窟南壁壁画

■图2 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陵光村唐长乐公主墓出土壁画

■图3 豫西墓葬的古村宋墓宴饮图（源自陈章龙）

■图4 宋刘松年溪亭客话（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陕西省蒲城县洞耳村元墓出土墓主夫妇对坐图

2.3 明代插花陈设

明代《瓶花三说》中说起瓶花有堂中插花和书斋插花，说明明代厅堂插花已是常见陈设。明代厅堂布置根据文献资料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明代和清代的厅堂布置相似，均为对称式中轴线布置，以翘头长案或供桌上两瓶左右对称摆放形式，中间放鼎，正上方多是名人画，两边对联；另一种认为明代的厅堂是正中一座屏风，地面是空的，根据用途随时调动其他桌椅等。两者均可以找到一些案例支撑。根据明代小说对厅堂的描写，如《西游记》第23回中描述：“原来有向南的三间大厅，帘栊高控。屏门上，挂一轴寿山福海的横批画；两边金漆柱，贴着衣服大红纸的春联……正中间，设一张退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个古铜兽炉”；另《金瓶梅》第49回透过胡僧看厅堂：正当中一桌，桌上安着大理石屏风，周围摆交椅，两壁挂画；从明代崇祯刻本《金瓶梅词话》第七回的图也可以看出，厅堂正中壁上挂观音像，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明代厅堂布置已经有了中轴对称布置的雏形，与《瓶花三说》记载堂中插花“高架两旁”的对称应用吻合。但同时从一些明代的刻本可以看出，厅堂陈设尚未形成一种范式。明代的家居厅堂空间大部分是正中一座屏风，一椅或供案正中放置，其他桌、长案、椅等根据情况摆放，瓶花常见置于屏风左侧或右侧后方的桌、案、高几上，尤其是三折屏风，常于折屏后放一高几瓶花；亦有部分屏风前为榻，矮几置于榻一侧，上置瓶花香炉；部分图像显示屏风后侧方空间有类似龛的设计，瓶花置于龛上。综合而看，瓶花在厅堂的布置和厅堂家具的摆设关系密切，少部分出现中轴线对称布置，和明代开始出现成套家具的特点吻合；但大部分仍以屏风为中心随情况布置椅等家具，瓶花主要放置于屏风一侧略后方的桌、案、高几上，显示明代厅堂瓶花不仅是厅堂的装饰，同时是屏风前后空间转换的过渡装饰。瓶花和香炉组合陈设最为常见，明代观赏瓶置于厅堂或者瓶插珊瑚、灵芝、如意、孔雀羽等材料的形式较为普遍。

在明代，瓶花已成为书房陈设有机的一部分。瓶花在书斋中的陈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雅文人的书斋，如《瓶史》中写到的“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阔厚，宜细滑。凡本地边栏漆桌，描金螺钿床，及彩花瓶架之类，皆置不用。”整个空间的主旨在于“屏俗”。高濂亦有相似观点：“忌雕花妆彩花架”。整个书斋的空间设计贵在简洁、天然、去俗，是文人生活的理想态，这一空间原型可追溯至元代画家倪瓒。当时流行的纹饰被视为“俗”，如当时明代民间流行的银杏金漆家具[14]。瓶花多放置于素屏前矮榻旁矮几、靠窗的长案或书桌的一侧等，与香炉、文房四宝等搭配陈设。

另一类则是更为生活化、世俗化的书斋。从《瓶史》的描述反向推测，民间流行的书斋很可能是以边栏漆桌、描金螺钿、彩花瓶架为流行搭配，插花应用在其中。在明代很多刻本中，显示书斋并不像绘画中的一几一床，而是屏风、罗汉床、榻、几、桌、案、墩、柜等俱全，反映了瓶花的普及及世俗文化对插花陈设的影响。

3 清代插花家居陈设

清代家具的发展，受满清文化的影响，装饰繁复[15]。以京作家具为例，以紫檀等硬木为主材，大量使用龙纹和植物纹[16]。另有观点认为清代窗户玻璃被广泛应用，室内采光增强，因此室内的家具开始明显增多。

清代厅堂的中心一般由供案、方桌、太师椅和靠背扶手椅等组成，一般是对称式布置，供案上常放置鼎、瓶花/瓶、桌屏、座钟、香炉等。如清代徽州民居，厅堂陈设已呈程式化一面：上悬匾额, 匾下挂书画或祖宗肖像，前摆长条案，案上居中陈列自鸣钟，左瓶右镜，取“终身平静”之意。以《红楼梦》第三回中荣禧堂的描述，黛玉“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看见一“赤金九龙青地大匾”，接着“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海。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整体结构对称，中正严肃，皆为珍贵的陈设器；从清代孙温的《红楼梦》绘本可以看出空瓶置放或瓶插珊瑚、灵芝、如意的形式比瓶花更为普遍，盆栽常代替瓶花出现。

受清代的多宝阁与盆栽陈列的影响，清代插花出现多个瓶花组合的形式。以清代孙温《红楼梦》画本为例，厅堂之上，长案上中间一鼎，左边有三个瓶花组合，高低错落，或瘦或圆，是典型的瓶花组合方式[17]。其排布符合沈复的“须参差高下”，气势联络，“或进或出”。清代插花比较注重谐音插花，瓶花组合也有利于谐音插花的陈设。

清代书斋书房装饰延续明代两种不同的风格。如《红楼梦》第十七回记载其中一个院落中的书斋：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瓴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玉的。一槅一槅，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宜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而在同一回另外一处稻香村的茆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像一洗皆尽”。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形式并存，即可富贵逼人，亦可清雅之极，形成清代富贵文人外在物质文化和内心精神世界的相互映照。书斋无论繁简，瓶花仍保持了文人插花的特点，如《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探春的书斋，墙上挂画，左右配对联，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除了各种名人法帖、十方宝砚、各色笔筒外，“一边摆设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空间较为繁复，但瓶花仍属清雅文人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