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洪 军,倪亦非,杜桂林,贠旭疆
(1.全国畜牧总站,北京100125;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治蝗灭鼠指挥部办公室,新疆 乌鲁木齐910001)
我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hm2,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1.7%,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农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变暖、超载过牧等因素的影响[1-2],草原虫害持续偏重发生,严重影响着草原畜牧业发展,对农牧民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威胁。为此,笔者结合近年的工作实践,分析我国天然草原虫害的危害特点、现状及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以期为我国草原虫害防控提供帮助。
根据我国草原虫害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了方便统计分析,将草原虫害划分为3类:草原蝗虫、草原毛虫、其他害虫。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3-4]。在我国草原区分布的蝗虫有200多种,其中20多种为害比较严重。因气候、地形地貌、草原类型的差异,各区域蝗虫种类与分布也有较大的差异[5-11]。如内蒙古典型草原优势种主要有亚洲小车蝗(Oedaleusdecorusasiaticus)、白边痂蝗(Bryodema luctuosum)、毛足棒角蝗(Dasyhippusbarbipes)等。新疆天山、阿勒泰山地优势种主要为意大利蝗(Calliptamusitalicus)、西伯利亚蝗(Gomphocerussibiricus)、黑条小车蝗(Oedaleusdecorus)等,我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还有亚洲飞蝗(Locustamigratoria)。青藏高原区的狮泉河、象泉河和金沙江3条流域是西藏飞蝗(Locustamigratoria×tibeyensis)的主要分布区。草原蝗虫是我国草原上的主要生物灾害之一,近年草原蝗虫年均发生面积均为1.7亿亩(约合1 133万hm2)左右,给草原畜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12-15]。
属于鳞翅目毒蛾科。据文献[16-18]记载,我国草原毛虫属共有8个种,全部分布在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昆虫。其中,青海草原毛虫(Gynaephoraqinghaiensis)和门源草原毛虫(G.menyuanensis)的分布范围最广,前者在青海、西藏、甘肃和四川等地海拔3 000~5 000m均有分布,后者分布在海拔3 000m左右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省和甘肃省;其他草原毛虫均为局部分布。草原毛虫的幼虫以消耗牧草、影响家畜正常牧食、引发家畜中毒[19-20]等方式危害草地畜牧业[21-22]。
主要指叶甲(Chrysomelidae)、草地螟(Loxostegesticticalis)、春尺護(Apocheimacinerarius)、白刺夜蛾(Leiometoponsimyrides)等,由于危害面积相对较草原蝗虫和草原毛虫少,特将这些害虫归为一类。叶甲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草原,从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新疆的阿勒泰草原均有分布,且危害期不一。草地螟主要危害我国北方地区,在新疆南疆昆仑山地区也有分布,但世代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北方地区多为1年两个世代,而在昆仑山地区则为1年1个世代。春尺蠖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到阿拉善盟均有分布,一般在5-6月形成危害。
现行的草原虫害防治采用农业部《草原治虫灭鼠实施规定》公布的防治标准(表1)。在实际工作中,危害面积是指超过防治标准的虫害发生面积,严重危害面积是指超过防治标准两倍的虫害发生面积。
表1 草原主要害虫防治标准Table 1 Control standard of the main pest insects in grassland
近10年,我国草原虫害年均危害面积2 099万hm2,其中年均严重危害面积1 011万hm2。2003、2004年内蒙古草原蝗虫大暴发[23],全国草原虫害面积分别达到2 667万和2 933万hm2;2008年北方地区草地螟突发[24],当年草原虫害危害面积达到2 700万hm2。按照每公顷损失450kg鲜草计算,近10年每年因蝗灾造成的鲜草损失约94.5亿kg;按照1个羊单位日食鲜草5kg计算,相当于517万羊单位1年的采食鲜草量,这给草原畜牧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近年来,随着国家财政加大对虫害的防治投入,防治经费不断增加,2003年为5 000万元,2008年为8 000万元,2010年增加至1亿元,有效推动了防治工作的开展,防治面积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虫害蔓延趋势。从总体上看,近年来草原虫害面积呈下降趋势(图1)。
图1 2003-2012年草原虫害危害与严重危害面积变化趋势Fig.1 Variation tendency of total hazard area and seriously hazard area infected by pests in grassland from 2003to 2012
危害面积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呈现偏重发生态势,近年来危害面积仍在1 133.3万hm2以上(图2)。10万亩(约合0.667万hm2)以上大面积连片蝗虫发生区减少,草原蝗虫危害呈现岛状分布,表现出整体减轻、局部加重的新特征。同时,局部地区气候变化反常,造成蝗灾发生的不确定性,局部发生蝗灾的可能性加大。由于气候变化,蝗虫的孵化出土时间参差不齐现象越发明显,早、中、晚期种重叠严重,多种蝗虫同时危害趋势加重。
近10年草原毛虫危害面积总体呈现增加趋势,2008年危害面积高达1 166.67万hm2,但随后的几年草原毛虫危害面积呈下降趋势(图3)。
叶甲、春尺蠖、草地螟等其他害虫危害总体呈下降趋势(图4),但个别害虫在部分地区危害加重,呈现整体减轻局部加重的态势。例如,沙葱萤叶甲(Calerucadauricajoannis)危害地域和时间跨度加大,危害面积增加,重发区局部最高密度达到3 100只·m-2,5月中旬即在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开始发生。
图2 2003-2012年草原蝗虫危害面积变化Fig.2 Variation tendency of total hazard area infected by grasshopper in grassland from 2003to 2012
图3 2003-2012年草原毛虫危害面积变化Fig.3 Variation tendency of total hazard area infected by caterpillarin in grassland from 2003to 2012
图4 2003-2012年其他害虫危害面积变化Fig.4 Variation tendency of grassland area infected by other pests from 2003to 2012
防控面积比例偏低是造成草原虫害维持偏重发生态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2003-2012年的10年间草原虫害防治面积比例不断提高,但除2011年防治面积比例为31%外,其他年份防治比例均低于30%。虫害基数依然较高,连年大面积发生的局面没有改变(图5)。
监测预警能力弱是影响灾害快速反应处理的关键因素。目前,草原虫害防控工作建立起中央、省、地、县4级植保部门和村级草原植保员组成的监测预警工作体系,构建了基于“3S”技术的草原主要虫害监测预警模型。但与其他行业植保工作相比,草原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略显滞后。目前全国无专门的草原虫害监测预警专项经费,监测工作的开展进展缓慢;设立草原虫害固定监测点26个(表2),其中草原蝗虫15个、草地螟11个,其他害虫未设置固定监测点,存在着测报站点少、监测对象不全、分布不均、监测经费缺乏导致的监测点难以维持等问题;发展村级草原植保员5 100多名,平均每6.2万亩(约合0.413万hm2)发生区具有1名村级植保员,但也存在空间分布不均匀、植保员队伍不稳定、测报水平低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测的精度和适时性,进而对防治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科技支撑相对薄弱是影响虫害防控工作的基础性因素。目前,受科研队伍、研究项目、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制约,对草原虫害灾变规律、监测预警与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研究不够深入,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衔接不够紧密,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对监测预警的及时性、准确性以及应急防治的适时有效性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图5 2003-2012年草原虫害防治面积比例变化Fig.5 Variation tendency in percentage of grassland control area from 2003to 2012
表2 草原害虫固定监测点Table 2 Fixed observation point for grassland pests
一是加大草原虫害各级防治经费投入力度。近年来由于物价上涨、防治成本增加,投入的经费数量远不能满足草原虫害防治可持续治理的需要,主要在虫害严重发生区进行防治,大面积未防区域为次年虫害大发生埋下隐患。应当增加防治经费总额,提高单位面积防治成本,加大草原蝗虫防控力度,才能更好地遏制草原蝗虫高发态势,保证草原畜牧业安全生产。二是加强各级防控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各地灾害差异,因地制宜地配备不同比例的大、中、小型防治器械,解决现有机械普遍陈旧、老化、缺乏等引起的应急防治能力低的问题。
一是加强中央、省、地、县四级植保部门和村级草原植保员组成的监测预警工作体系,按照每10万亩(约合0.667万hm2)草原虫害常发区配备1名村级植保员的目标,结合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草原管护员队伍建设,实行一岗多责,推进村级植保员队伍建设,解决测报盲点多的问题,提高对灾害的反馈速度。二是固定监测点建设。根据我国草原虫害发生的地理、气候、草原类型的差异,合理布局固定监测点,加强基础信息采集,为监测预警提供更为系统的基础数据,以提高预警的准确性。三是加强“3S”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在草原虫害监测预警中的应用,在继续改进现有草原虫害“3S”长期预测模型的同时,构建中、短期预测模型,更好地指导防治工作。
一是针对种群动态、发生规律研究不够深入,暴发成灾的机理不明确、环保型新药剂的研发滞后等问题,开展专题攻关,着力解决主要草原虫害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推进基础性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加强科技转化,科研立项时应该充分考虑行业需求,既从基础理论上有所创新,也要便于今后的成果转化,提高科研的实用性。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不合理利用等因素造成的草地退化是草原虫害发生的主要因素,植被稀疏为害虫产卵、滋生和繁衍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因此,改良草地,提高植被覆盖度,对于控制虫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非放牧草地蝗虫天敌数量明显高于放牧草地,蝗虫的自然控制能力加强[25]。因此,加强草原生态治理,在实施围栏封育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补播改良等综合治理措施,对于控制草原虫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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