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装”设计看传统服饰结构基因的提取与持续

王志成， 崔荣荣

(1.江南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2. 江南大学 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 3.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结构是组成器物整体的各局部之间的统筹与搭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秩序性及其他形式特征。服饰结构设计是服装工程学下的一个分支，其通过服饰的平面展开形式即服装结构制图(纸样)，来解释和阐述服饰与人体各部位的关系。中华传统服饰从诞生伊始，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演绎，其结构呈现出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经典特征要素清晰可见。文中通过对“新中装”设计过程及样衣制作中各团队对服饰结构基因的选择与设计，解读其对传统服饰结构基因的继承与改良，进而结合现代生活方式探索可持续视野下传统服饰结构的传承创新路径。

1 中华传统服饰结构中的经典基因

中华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服饰品类极为丰富，这也促成了中华传统服饰必然存在着极为庞杂的结构谱系。但是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服饰，在结构上又存在着鲜明的共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在特定地域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可继承性和可辨识性的基本信息模式，它反映了独特的民族风格。”[1]因此那些长期存在、普遍分布且影响深远的代表性结构要素，便成了中华传统服饰结构的经典基因，亦是后世可持续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焦点。

1.1 衣身结构的“平面”基因

滥觞于先秦时代的服饰“十字形”平面结构，是中华传统服饰最具代表性的基因之一。在中外服饰史的对比研究中，平面与立体是中外服饰差异的重要体现之一。西方服饰通过对服饰面料裁剪、切割、拼合等方式，在胸、腰、臂、臀等人体部位形成诸多“省道”，使服饰尽可能地契合人体凹凸不平的生理曲线。中华服饰则反其道而行，数千年来从未大规模地在服饰上进行“省道”的布置，衣身及衣袖等结构始终沿袭着平面的整体特征。通俗来讲，中华传统的各类服饰，像折纸一样，是可以完全以平铺的形式放置在一个平面上，且面料不产生任何皱缩隆起现象。

清乾隆石青色缎串珠绣四团龙褂料及其裁剪方式复原如图1所示。图1(a)为清代乾隆时期石青色缎串珠绣四团龙褂料，长242 cm，宽155 cm，褂料完整，是刚完成纹样设计与刺绣装饰，但尚未完成裁剪与缝制的半成品。图1(b)为奏请皇帝钦准后，由宫廷画师依照礼部规定绘制的彩色服饰图样，画师把服饰的结构、装饰及纹饰等信息都精准地描绘出来，并标注尺寸[2]。图1(c)为李雨来先生藏的一件结构类似的清中期缂丝衮服，结合图样与实物，复原出珠绣褂料的后续结构设计以及裁剪方式，如图1(d)所示。此褂衣结构上完整保留了面料的平整性，只做了3处结构处理：①按照服饰的廓形设计画出，并剪出龙褂的基本造型，形成了龙褂的前、后衣片与左右袖型；②从前中心处剪开，形成龙褂的门襟；③在领窝处挖领口。自此便完成了该件褂料的结构设计与裁剪，除龙褂的底摆、侧缝、袖口、门襟、领窝等边缘处，在衣身的内部并未设计一道结构线，完整地保留了剪后、缝后服饰的平面特征。

图1 清乾隆石青色缎串珠绣四团龙褂料及其裁剪方式复原

此外，传统服饰结构的平面属性，不仅针对上衣及袍服，裙、裤、肚兜、云肩等包裹于人体下肢、胸腹、脖颈等部位的其他服饰，在结构上同样呈现出平面化的整体特征。

1.2 衣领结构的“竖立”基因

立领的结构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3 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2003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一件西周的戴冠玉人(见图2)，其穿上衣下裳，上衣采用立领，窄袖，颈下直开一短领口[3]，形成筒状的立领结构。同时，在新疆鄯善苏贝希1号墓地4号墓还出土了一件西周的对襟褐衣(见图3)，立领、对襟，两袖紧窄，这是先秦时代鲜有的交立领实物[3]，历经数千年未腐。该立领结构巧妙，后领与衣身拼缝，前领则与衣身连为一体，是明清时期立领的雏形。上述2件出土文物是目前出土最早关于立领形象的资料，将立领出现的时间界定在西周时代。

图2 西周时期的戴冠玉人着立领上衣

图3 西周时期对襟褐衣中的连身立领

隋唐以后，立领的形象与实物更加常见，但形制基本沿袭前世，且以筒领为主。中国丝绸博物馆藏隋代交波联珠人物纹旗袍，虽袖口并非博袖，但整体尺寸均较宽松，是典型的圆领直身袍，衣领高高立起，垂直于衣身。并且此时的立领在尺寸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据中国丝绸博物馆对馆藏北朝环人物纹绫袍、唐代斜襟联珠团花纹袍等立领的测量，领口高度约3寸(10 cm)，已属于高领的范畴。

前世的立领在本质上还是一种依附于圆领袍衫的特殊领型。直至明代中期，立领才形成自身稳定、独立的固定造型：左右领角位于衣身的前中线处，左右对称，立领的领型也呈中心对称。只是明代立领的领角形状与后世广为流行的弧形不同，以直角为主。明代袍、褂、袄、衫等领式多样，有交领、方领、圆领、立领等，但以前3种，尤以交领最为流行。明中期后，尤其在女装中交领的使用逐渐减少，立领的设计越来越普及。虽然当下明代服饰实物出土并不多，但在出土明代服饰最丰富的孔府旧藏中便有数件立领形制，其中蓝色暗花纱女长袄如图4所示，据测其领高约7.5 cm[4]。此外，明代中期以后的立领形制，不仅领型造型与后世基本一致，在与其密切相连及搭配的门襟设置上，也形成了“立领右襟”或“立领对襟”的经典领襟搭配形式，并一直为后世承袭。至清代，立领更是成为女性服饰的主流领型。

图4 明代蓝色暗花纱女长袄中立领

除了上述被奉为经典的立领，中华传统服饰的领型中还有其他样式。传统领型诸式如图5所示(摄于中国丝绸博物馆)，分别有不同领高的交立领、不同曲率的直领、不同造型的无领以及清代服饰常见的圆领等。这些领型虽没有立领那样流行及产生深远影响，但同样是传统服饰领型的重要基因。

图5 传统领型诸式

1.3 门襟结构的“斜、对”基因

传统门襟各类形式如图6所示(摄于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华传统服饰门襟结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襟右衽。衽即门襟；右衽，即右襟，指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的一种门襟闭合方式。传统服饰大襟右衽式样如图6(a)所示。右衽以其出现时间早、应用广、流行时间久等特点，成了中华传统服饰结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基因之一。与右衽相对的是左衽，即右前襟向左掩，如图6(b)所示。需要强调的是，学界及社会常有人认为着右衽为汉族，着左衽为少数民族，实则以偏概全。从现有出土实物及传世画像来看，由古至今，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域)的汉族人，存在着大量的左衽服饰。

此外，传统服饰常见的门襟还有对襟。对襟，顾名思义，即衣身左右两襟相对，互补相掩，一般以系带、盘扣等方式闭合，对襟式如图6(c)所示。对襟并不设置系结件的，穿后两襟呈自然敞开状，又称“开襟”，如图6(d)(e)所示。值得一提的是，图6(e)的开襟在领口处有一段圆领的弧度设计，此设计不仅使衣领更符合穿着者脖颈造型，也使穿后的左右门襟间隔缩小，别具匠心。

图6 传统门襟诸式

2 “新中装”对传统结构基因的提取与重组

2014年APEC会议在中国举办，按惯例，与会领导人及配偶需要穿着举办国(中国)特色的服饰。国内136位参评者(单位)提交455份设计方案，经评审甄选出60份，制作样衣827件，经再次评审，最终甄选出26组“种子样衣”，并整合确定领导人及其配偶的着装方案，最终形成“新中装”的品牌符号[5]。文中基于此设计过程，从结构的角度探析“新中装”对上述传统结构的可持续继承与创新。在“款式先行”的设计思路指导下，“新中装”受到了***主席在会议欢迎晚宴上的高度评价：“看到各位都穿上了中国式服装，既充满了中国传统元素，又体现了现代气息，让我们更感亲近。”

根据“新中装”的定义：其根为“中”，其魂为“礼”，其形为“新”，结构及造型的设计是“新中装”之所以谓之“新”的关键。与此同时，领型、门襟、肩袖等的结构设计，又是服装结构中的关键性部位。因此，“新中装”的“新结构”设计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领型、门襟及肩袖的结构基因提取与重组上，并以此体现可持续的设计理念。

2.1 新中式领型设计

衣领是装饰、包裹、保护脖颈的服饰部件。无论是在现代设计还是传统造物中，衣领设计都是服饰设计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其与人体脖颈的特殊性有关。“新中装”领型设计常见的8种式样如图7所示。新中式的领型设计主要呈现出以下3点特色：

1)立式造型。除了女装的外搭披风，以及少数内搭衬衫等，绝大部分的上衣均采用了立领的基本结构，只是在细节造型以及工艺处理上进行变化，以求创新。图7(a)～(c)和(e)～(h)分别为圆角立领、直角立领、翻立领、开立领、交立领、圆角交立领和直角交立领，基于传统的中式立领基因，“新中装”衍生出多样的新中式立领。如女配偶着装方案中的翻立领，比立领更为生动，装饰感更强。“新中装”领型中立式造型统一中追求着变化，传承中演绎着创新。

2)领身相连。在立领设计中，领身相连的结构富有新意，类似于图3中西周出土的领型，如图7(e)～(h)所示。此种造型结构无疑是对中华传统服饰追求整体、鲜少裁剪以及敬物尚简造物思想的深刻实践，并通过制作工艺以及整烫处理，营造出坚固、板正、挺括的新式领型。

3)曲直变化。由图7可见，在众多的立领及其他领型中，领子的造型变化多端，且集中体现在领角和领口曲直的变化。

图7 “新中装”领型设计常见的8种式样

2.2 新中式门襟设计

门襟是为方便穿脱服装而设置的，在形式上有对称与非对称之分。“新中装”的门襟设计，总体上较高程度地继承与复原了传统服饰的门襟基因，“新中装”门襟设计常见的7种式样如图8所示。其中，“新中装”中的左右衽，即不是对称门襟，又区别于传统门襟，重叠量明显变小，如图8(a)(b)所示。同时，这种左右衽式的门襟，除了女性内搭的旗袍外，较少应用在男性“新中装”中，而对称式的对襟和开襟成了“新中装”门襟设计的主流。4种对襟和开襟常见式样如图8(c)～(f)所示。

“新中装”对门襟的创新，最大成果便是创造性地设计出了“对开襟”的样式(本质上是对传统门襟结构基因的重组)，也成了“新中装”最大的创新点，如图8(g)所示。传统服饰中的对襟与开襟都是独立出现在不同服饰上，虽然有时会有不同门襟服饰的搭配穿着，但属于2件服饰间的叠穿。而“新中装”的门襟结构是将对襟与开襟2种门襟形制同时设计在同一件服饰上[6]，即一件服饰2种门襟的设计理念，且“外开、内对”，将对襟与开襟2种造型融为一体，不仅在造型上营造出张弛有度的形式美学，在寓意上也体现了与会者“面对交流”“开放包容”的交互共生。

图8 “新中装”门襟设计常见7种式样

同时，“新中装”门襟上的搭配还表现在不同人员服饰之间的结构搭配，而这也是结构基因提取后重新组合的另一种方式。为配合男领导人服饰的对开襟设计，女配偶的服饰门襟也采取了右衽加开襟的组合方式，内搭旗袍均采取右衽设计，外搭披风则以开襟搭配。“新中装”不同人员服饰之间的结构搭配整体呈现出多而不杂、和谐统一的风格。

2.3 新中式袖型设计

“新中装”的袖型设计统一采取了连肩袖的结构造型，如图9所示。“新中装”为继承传统服饰平面裁剪与制衣中结构的完整性，尽可能地减少对服饰结构的破坏，确保了衣袖与衣身的完整。但为了使服饰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新中式”袖型设计作出了如下3点创新：①参考西式服装结构处理方法在袖中破缝，使服装外观整体造型简洁，且兼具实用功能，图9(b)所示为连身袖3片结构的合体设计[7]；②衣身结构引进了肩斜。“新中装”与传统中式服装肩部对比如图9(c)所示，“新中装”肩部增加了约45°的肩斜；③腋下插角的设计与优化营造了宽松的袖裆，在连肩两片袖的基础上通过插角的设计使服装更美观，更符合人体曲线[8]。新袖型结构解决了传统袖型腋下面料余量堆积过多的结构问题，袖型在更加适体的基础上，结构线更加隐蔽；在符合当代审美的基础上传承了中华传统的连肩结构基因。

图9 “新中装”合体连身袖型设计

2.4 新中式适体设计

穿着服饰的人的本体性需求，是服饰设计实践中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也是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之间最大的理念代差[9]。这种适体的设计理念，在清末民国被民间接受与实践，如清末民初的窄衣化风尚、民国初期的“文明新装”以及随后创新设计的旗袍等。传统服饰结构合体化演变的前后对比如图10所示。图10(a)为传统宽衣博袖穿在人体上的模拟示意，属于半成型服装范畴，其衣内空间最大；图10(b)为过渡性质的“文明新装”，是清末民初窄衣化时尚下推出的一款由“倒大袖”上衣与筒裙搭配而成的服饰套装，其衣内空间已经有了明显减少，服装的适体性进一步提高；图10(c)为改良旗袍的创新设计，可以看出服装与人体之间的贴合度已极大提高，基本属于“人体型成型服装”[10]范畴。因此，已经完成合体性结构优化的改良旗袍，成了“新中装”女性服饰中的最常见款式。除此之外，“新中装”设计中的女性披风、男性上衣等服装均通过结构的改良与优化，完成了从传统的“半成型”到现代的“人体型成型”的重要跨越。

图10 传统服饰结构合体化演变的前后对比

通过上述的设计实践，最终形成了男领导人服装“立领、对开襟、连肩袖”结构基因组合、女领导人服装“立领、对襟、连肩袖”结构基因组合、女配偶服装“开襟、连肩袖外套内搭立领旗袍”结构基因组合的“新中装”设计方案，推出了“立领对襟系列”“立领对开襟系列”“交领系列”以及“交立领系列”4个设计方案。“新中装”的服装结构，既有来源于传统的深衣、褙子、襦、旗袍、中山装等结构基因，也有取自西服、衬衫等西式造型结构，通过传承与创新实现了可持续。

3 结语

“新中装”的设计，举全国高校、设计师及企业的设计力量，并经反复地研讨、修订与甄选，成功构建了兼具立领、直身、连袖等经典结构特征的新服饰样式，为今后中国传统服饰结构的可持续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设计范式。与此同时，“新中装”设计与推出是在“人本位”的设计理念指导下，通过对传统结构基因的提取与重组，使传承与创新共生，不仅契合了现代人的穿衣方式与审美取向，而且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服饰中的结构基因，真正做到了古今跨越、洋为中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新中式中国时装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