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布包头文化溯源

时间：2024-07-28

王雪筠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重庆 400047)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聚居在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交界地区。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服饰便成为其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土家族聚居地生态文化的改变，大部分土家族人已汉化，土家族的传统服饰式样与穿着习俗经历变迁、发展、融合，到今天出现濒临消亡的局面。目前土家族人日常生活中保留最好的传统服饰习俗就是布包头。土家族男女都有布包头习俗，头帕长约1.5～3 m，缠绕于头上，形成人字形纹路。布包头习俗的起源虽无法考证，但它至今都是土家族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土家族布包头习俗的功能性

1.1 装饰功能

土家族的布包头习俗从古代流传下来，包裹头部时需要较长的布(见图1)，长度足以缝制衣服。

图1 土家族布包头式样

在古代，土家族人聚居在湖南湘西州武陵山区，其生产力相对落后，布匹珍贵，但仍然把数量稀少的布大量耗费在头饰上，其主要原因是土家族人认为包头具有装饰性。格罗塞指出：“最重要也最常用的原始头饰，要算是头巾……不过它的主要功用是作为装饰品或作为装饰品的支持物。”[1]土家族人以独特的形式把布缠绕住头部，早期还采用狩猎民族通用的样式在布上进行装饰。

1.2 实用功能

土家族人在山区劳作时使用布包头，可以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布包头不仅冬季保暖、夏季遮阳，还能在日常劳作中将布借以他用。头巾又长又宽，解下来就是一根结实的腰带，扛抬重物时拴在腰上，可起到支撑和护腰的作用；登高、下崖时如果一时缺少绳子，头巾就是一根耐用的绳索，可用来救急。包头布内还可藏纳一些小物件，如打猎的小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由于布包头的实用性，这一习俗一直被接纳与采用，逐渐成为土家族传统服饰的一部分。

1.3 标识功能

1.3.1民族标识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布包头的习俗，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羌族等，布包头成为其民族服饰的特色。不同的少数民族，其包头的形式各异，由此形成其民族独有的标识符号。土家族的布包头，也称“袱子”“包头”，其缠绕方式为独特的人字形，有的地方族人还在左耳留6～7 cm长的帕头。土家族有句俗话：“裹腿打的人字路，头巾包的人字形”，其头巾的缠绕方式是从右向左，一上一下缠绕，在额头上形成人字。这种包头方式男女皆宜，多为男子所用。女子包头时可将布折叠，对应整齐后包在头上，帕头用别针等固定。由于很多地区土家族与苗族长期混居，又逐渐被汉化，因而土家族民族服饰吸收了苗族、汉族的服饰元素，但其布包头的独特形式被保留下来，成为具有民族标识功能的符号。

1.3.2身份标识虽然土家族男女皆以布包头，但包头巾的长度、缠绕形式、颜色等根据人的不同身份也有区别。土家族女子未出嫁时一般不用布包头，婚后才开始包头[2]。清晚期《苗蛮图说》中就有关于土人的服饰描绘(见图2[3])。李汉林对“土人”的解释是“土家族自称”[4]。图2中，男子皆用青、白两色布包头，其中一名男子手拿面具，正好与土家族地区所流行傩堂戏中的“傩面具”相印证。宣汉县的土家族男子，青壮年一般用白色布包头，中老年用青色布；而贵州土家族女子则用白布或花布包头。可见，土家族人布包头是族内身份的标识。

图2 《苗蛮图说》中的土人描绘

2 土家族布包头的发展与历史

土家族服饰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变化与发展，从“毛古斯”的茅草蔽体到后来的“宾布”“峒布”制衣，从土司时期到后来的“改土归流”时期，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土家族民族服饰。土家族布包头习俗从何时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目前，关于土家族布包头文化的最早文献记录始于土司时期。

明正德始修、清康熙续修的《永顺宣慰司志》[5]中提到：“土司旧志曰：重岗复岭，陡壁悬崖，接壤诸峒，又连汉土，苗土杂居，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服色”，描述的就是土家族人“以布勒额”的习俗。

永顺知府袁承宠在清雍正八年颁布的《详革土司积弊略》中就指出：“查土司地处万山之中，界连诸苗，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花巾帕，前裙尽刺花边。”[6]乾隆时期《永顺府志·风俗》[6]卷六引《府志·杂记》：“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绣花边。”清朝早中期土家族人头缠花巾帕，沿袭了明朝的“以布勒额”传统。乾隆时期傅恒编著的《皇清职贡图》中就有永顺保靖土人用布包头的形象(见图3[7])，其包头方式与现在土家族的有所区别，但与《苗蛮图说》中的土家族包头形式(见图2)相似。

清同治时期的《保靖县志》[8]卷十二中，王钦命“示禁白布包头”：“保靖男妇人等头上皆包白布，宴会往来，毫不知非。夫白布乃孝服之用，岂可居恒披戴？令行严禁……若冬日御寒，以及田桑之际，或用黑、蓝诸色。”虽然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土家族服饰逐渐被满化与汉化，但其布包头的着装习俗一直保留下来。即使在清晚期，政府禁止用白色布包头，但直至今日湘西北部的土家族人还是头缠白布；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内，土家族人也多用白布包头。可以看出，土家族人在服饰上虽部分妥协，但仍保留了白色布包头的习俗。

图3 《皇清职贡图》中的土人描绘

清同治时期的《来凤县志》[9]卷二十八《风俗志·衣服》记载土家族人“首缠长帕”。由此可见，清晚期来凤县的土家族人仍然保持着布包头的习俗，并且包头为长帕，更接近今天土家族包头的形式。

3 土家族布包头对其民族渊源的阐释

土家族族源问题至今还有争议，没有权威的定论，有认为源于古代巴人[10]，有认为是乌蛮后裔[11]，有认为是僰人后裔[12]，还有认为土家族先后融合了古代巴人、湘西北部土著先民、贵州乌蛮及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13]。这些关于土家族族源的讨论都各有理据，但就土家族布包头的服饰习俗来看，对其民族族源为巴人或僰人的解释更合理。

3.1 土家族布包头是巴族后裔的图腾装饰

早在20世纪50年代，潘光旦就提出土家族人是巴人的后裔[10]。这个说法被普遍认同，就是因为土家族人有“白虎”的图腾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14]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命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因而，白虎成为土家族的图腾。古人为了得到祖先庇佑，常在服饰和艺术生活中留下许多图腾的遗迹，这就是“图腾装饰”。土家族的“白虎”装饰同样也体现在他们的日常服饰上，如服饰上的台台花图案[15]。土家族成年男子以白布包头，其独特的“人字形”也称为“王字头”。潘光旦在土家族地区考察时就认为：“白头帕代表老虎，因为虎头上有3条白毛，通常称为‘王字头’老虎，包白帕子就是崇拜老虎，也是崇拜祖宗之意。”[16]但这个解释，是建立在近现代土家族包头形式上的。因此，土家族的“人字形”布包头形式应该出现在近现代。雍正时期土家族人“头裹刺花巾帕”；乾隆以及晚清时期，土家族人的包头形式还是布帕包头，额前系结(见图2、图3)；清同治时期才有记载来凤地区的土家族人是“长帕”包头。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在“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布包头形式也因物质条件改变，在与苗族、汉族人交融过程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的“人字形”式样。当然，土家族包头布有尚白的传统，这与苗族、汉族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尚白”理解为“白虎崇拜”是合理的。土家族人包头布的色彩，由于历史原因也有所变化(部分地区遵行了晚清时白布包头禁令)，但土家族长期保留的“尚白”习俗可反映其民族与巴人有一定的渊源。

3.2 土家族布包头是僰人遗风

从土家语的角度研究，土家族的语言和“巴语”无亲缘关系[17]，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8]。由于土家族族人有尚白传统，土家族应属“白蛮”支系，源于古代“僰人”[12]。僰族人自古被王公贵族视为畜民和奴役，深受歧视。古僰人为摆脱非人的处境，被迫逐步向偏远的西南边疆迁移。《史记·西南夷列传》[19]记载：春秋时期，逃迁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僰族人众多，他们相对集中居住在川南和滇东地区，也有不少散居在云南各区域内，构成今天的土家族主体。

僰人就有白布包头的习俗。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六中的《下川南道》[20]就有记述：“僰有姓氏，用白练包头。”川南珙县僰人岩壁画中有描绘僰人日常生活的画面，从其中几个人物画身上可以看出僰人有布包头的习惯(见图4[21])。图4画中人物梳椎髻，额头上方横向突出的部分与帽子形状有差异，应该是以布包头。这些岩画所属年代的上限未知，下限为明代，与《蜀中广记》中记载相符；这样的布包头形式与《苗蛮图说》中所描绘的清朝土家族布包头方式也类似。由此可以认为土家族服饰中的布包头传统有僰人的遗风。

图4 僰人岩壁画

布包头的服饰形式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现象，历经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今天的土家族布包头形式与僰人以及僰人的其他分支(彝族、白族等)出现了差异，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土家族布包头形式受社会制度变革、民族间相互接触往来(土家族与苗族、汉族杂居)、生产力提高等影响，产生了许多变化，但土家族布包头服饰传统的保留，侧面印证了其民族与僰人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