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付雅雯， 梁惠娥*,3

(1.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江南大学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3.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名师工作室，江苏 宜兴 214206)

京杭大运河自开凿通航以来就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尤其在清代，漕运带动了沿线城镇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运河沿线区域在经济水平、社会风尚、文明程度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清光绪年间朝政混乱、官吏腐败，运河疏于治理，河道枯竭停止漕运，运河沿线城镇经济、文化等呈现出“运兴则兴、运衰则衰”的演变特点，但对于受到地域文化和运河文化双重影响的沿线民俗服饰，是否也遵循类似的演变规律值得探究。文中以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民俗服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总结，分析未来研究趋势，以期对运河民俗文化、清代服饰文化和地域服饰文化研究体系作补充，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1 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民俗服饰国内研究现状

以“清代民俗服饰”“运河民俗服饰”为关键词，没有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相关论文；将检索关键词改为“清代服饰”“运河民俗”“民俗服饰”进行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2009—2019年清代服饰文献量起伏较小，总体呈上升趋势。运河民俗的关注度起伏较大，究其原因，与大运河非遗申请项目有较大关系。2009年和2014年无运河民俗相关论文发表，而在申遗工作准备中，2009年和2014年是两个关键的时间点：2009年申遗受到国家重视，各省市联合行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在这两个关键时间点后，运河民俗相关的文献数量都有显著提升。从准备申遗到申遗成功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也从申遗时代过渡到后申遗时代，其关注度和工作进程相互影响。民俗服饰的学术关注度相对趋于平稳。

图1 2009—2019年中国知网文献发表年度趋势统计

1.1 关于清代服饰的研究

清代服饰研究的论著方面，早期沈从文[1]基于乾隆时期的彩绘《皇清职贡图》，以图文方式描绘了清初藏族、回族、苗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男女服饰，并基于康乾帝王像、《雍正行乐图》等描绘了帝王后妃的服饰，为服饰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2]、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3]等著作中也有相关章节重点论述清代服饰。而对于断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品类和专题类两个方面。全品类研究基于宫廷传世实物，以图片展示的方式介绍宫廷服饰的制度、艺术特征等，主要著作有李雨来等《清代服饰制度与传世实物考》[4]、故宫博物院《天朝衣冠——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5]、宗凤英《清代宫廷服饰》[6]等；专题类则是对某一品类的专门研究，故宫博物院[7]、刘瑞璞等[8]、李晓君[9]、王金华等[10]分别以氅衣、官袍、龙袍、首饰为研究对象，从款式、图案、色彩、尺寸、工艺等方面分析其背后的文化意蕴，进一步剖析清代社会背景下的经济条件、政治力量等。孙彦贞[11]以女性服饰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女性服饰从满汉各异到满汉交融的演变过程，并提出满族女性马蹄鞋的出现与汉族妇女缠足习俗有关等观点。

清代服饰相关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侧重对清代服饰制度的研究。清代服饰制度不仅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服饰，也严格区分了统治阶层内部的服饰。严勇[12]从款式、材质、色彩、纹样和装饰物5个方面阐述宫廷服饰的等级，以繁缛的制度彰显其政治色彩和礼制意义。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为了稳定政教秩序以及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对特殊人群也量身定制了符合其身份的服饰制度。例如，郑煦卓[13]以驻京喇嘛服饰制度为研究对象，指出清廷允许驻京喇嘛乘坐黄车、黄轿，穿团龙暗花纹便服，做法事时更是穿着仿照清代官服制度的黄袍马褂。驻京喇嘛被赋予的高规格服饰礼仪特权，不仅是等级的象征，而且凸显了服饰制度所承载的巩固民族团结的政治作用。

2)侧重对清代服饰艺术的研究。对清代服饰的研究，早期多集中在以宫廷服饰为基础的描述性研究，后期逐渐将服饰品类细分，从服饰的艺术性着手，研究服装的结构、图案、颜色、工艺、穿搭组合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统治者思想、百姓情感寄托等，从物的层面深入到非物的层面。王业宏等[14]将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年间的两件袍褂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广储司档案对比考证，发现两件袍褂属于乾隆舒妃，并结合其他文献和文物推测舒妃袍可能制作于乾隆中期，从而总结出这一时期袍褂色彩搭配的特征。王业宏等站在服饰穿着者的角度，以人为本，将服饰的社会性与穿着者相结合，探究服饰穿着者、制作者对社会风尚所造成的影响，其考证方式为研究传统服饰与穿着者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也为传统服饰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

3)侧重对清代服饰复原与文化传播的研究。对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传承与创新。陈杨[15]以故宫院藏粉色缎绣折枝花宫衣为样本，总结了污染物清理、褶皱整形、破损缝补等纺织品文物修复中的传统工艺技术。王淑华[16]提出建立三蓝绣基因数据库，理清三蓝绣图谱基因中的主体基因、附着基因和混合基因，以传承人和传统技艺生成环境为主体，建立三蓝绣生态保护区，同时在保护区打造三蓝绣创意产业，并融入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

1.2 关于民俗服饰的研究

民俗服饰是服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其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华梅《服饰民俗学》[17]一书中。她认为，服饰是物质民俗的直接体现和心意民俗的精神寄托，并将民俗服饰划分为“人生仪礼服饰”“节日礼俗服饰”“游艺民俗服饰”3类。梁惠娥等《汉族民间服饰文化》[18]依托首服、云肩、上衣下裳、肚兜、荷包、金莲等传世实物，从地域和民俗文化角度，剖析汉族民间服饰发展演变的背景及规律。此外相关论著还有崔荣荣等《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19]、邢乐等《西风涟漪：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20]等。

民俗服饰相关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侧重对线性地域民俗服饰的研究。目前学者对齐鲁、中原、江南、皖北、闽南地区民间服饰艺术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些地区以历史文化差异为划分依据，呈现出面的布局形式。李昕等[21]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朗、中国新疆等地民俗服饰结构进行分析，提供了地域服饰文化研究的另一方向，即因国家政策而形成的线性地域服饰文化研究，这不同于由历史文化、行政区域划分形成的面状地域服饰文化研究。除了“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大运河沿线、古丝绸之路沿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2]民俗服饰也同样值得关注。

2)侧重对某一品类民俗服饰及其文化寓意的研究。邢乐等[23]、王忆雯等[24]、卢杰等[25]分别以近代民间云肩、眉勒、童帽为研究对象，从造型、纹样到文化内涵，深入剖析其蕴含的情感和文化理念。柯玲[26]基于句芒神、官员、百姓的民间立春服饰,探究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理想。

1.3 关于运河民俗的研究

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文化的内外交流，运河民俗进入空前兴盛的阶段。学者对运河民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河文化史和区域运河民俗研究两个方面。关于运河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27]，该书从生活习俗、商贸民俗、社交礼俗3个方面阐述了清代运河流域的民俗变迁；还有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28]、姜师立等《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及发展》[29]、荀德麟等《京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30]等。对区域运河民俗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运河山东段，如许大海《京杭运河区域(山东段)民间手工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31]、胡梦飞《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32]、高建军《山东运河民俗》[33]等。笔者认为山东段运河文化类研究成果相对更多的原因是：山东段运河地形复杂，且常受黄河侵害，河道疏浚和管理成为封建王朝的要政之一，历朝历代对山东运河水利工程的重视引起了学术界对相关民俗文化研究的关注。运河民俗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运河水神信仰，胡梦飞《中国运河水神》[34]中将其构建为包含人格神、自然神、古名人的水神信仰体系，指出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区域不仅是一条繁荣的商品经济带，同时也是一条密集的水神祭祀带，沿线遍布祭祀金龙四大王、妈祖、龙王等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者对清代服饰的研究多集中于皇帝、后妃、官员的宫廷服饰，而对清代民间、民俗服饰的关注相对较少；对民俗服饰的研究，在时间上多聚焦于近代，空间上多聚焦于以地域文化划分的面状区域；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多聚焦于运河本体，缺少对大运河区域文化的交叉性研究。

2 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民俗服饰国外研究现状

2.1 关于民俗服饰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袍、弓鞋、旗袍等方面。关于民俗服饰的研究，罗伯特·哈罗《世界民间服饰》[35]着重描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如南方的苗族、侗族、瑶族，北方的蒙古族，西部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的代表性民间服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川忠英《清俗纪闻》[36]记录了清乾隆时期，中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的社会习俗，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描绘了等级森严的清朝冠服制度以及岁时节日、生诞、冠礼、婚礼、丧礼的禁忌与风俗。DOROTHY K(高彦颐)EveryStepaLotus:ShoesforBoundFeet[37]中将莲鞋比喻为“说话的鞋”，从其构造、样式、材质、纹样等方面探究中国古代女子缠足的历史与文化。在她的另外一本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38]中进一步探究了高低鞋的起源、坤鞋的兴起、莲鞋的赏玩文化、弓鞋的美学功能，还以袜子、裹脚布、绣样、爽足粉、浸足药方等作为物质载体衡量封建社会下的女性欲望。她认为缠足史是中国女性用身体书写的历史，她们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身体性和物质性在缠足文化的执行中不能被忽视。

2.2 关于运河民俗的研究

18世纪大量外国学者、传教士、使团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使团出访中国。18世纪英国率先开始了促进现代国家雏形形成的产业革命，工业上的空前发展势必带来更多的贸易要求，而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却严重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为了拓展其在华商务，英王派出一支囊括了军事、地理、绘图、航海、法律等诸多领域的100多名专业人士组成的使团访问中国。使团成员将沿途见闻记录下来，其中包括大量关于运河民俗的记载。使团正使乔治·马戛尔尼和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分别在《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39]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0]中记录了关于中国饮食、服饰、交通运输、住宅建筑、社会礼仪等方面的习俗。使团中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在《西洋镜：中国衣冠举止图解》[41]中创作了200余幅反映当时世态风情的精美彩色版画，其中包括了皇帝、官员、士兵、仕女、商贩、戏子等的服饰样式。以西方人的视角描述中国传统文化虽不免会存在误解甚至偏差，但其对两国迥异风俗的对比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角度，同时也为运河文化研究提供了相关的史籍资料。国外相关著作还包括爱尼斯·安德逊《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42]、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43]等。

总体而言，外国学者对清代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的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都是停留在简单的描述性层面，对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以及运河对于沿线服饰影响力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3 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的研究趋势

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学者对地域服饰文化的研究层层深入，逐渐向研究对象细化、整合，研究范围扩展，研究方法多样的方向发展，积极推动服饰文化理论的体系化研究。

3.1 研究内容

3.1.1注重人文地理与服饰文化的研究 京杭大运河横跨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流经六大省市，沟通五大水系，融汇四大古国区域文化，不同运河段有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因此，即使是受到同一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内部产生的变化也会有所不同[44]。通过横向比较受到运河文化影响的不同运河段服饰民俗的差异，归纳产生差异的内外部因素，梳理运河文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与民俗服饰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进一步揭示面状区域服饰文化与线性流域服饰文化的异同，为地域服饰文化理论体系的建立挖掘更多价值。

3.1.2聚焦于运河文化与民俗服饰关系的研究 国家管理制度下漕运体系的逐渐完善，不仅促进了运河沿线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南北线百姓衣食住行相关生活习俗的变迁。通过分析不同运河段服饰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纵向比较服饰民俗受到运河文化影响前后产生的变化，进而总结出其流变特征、规律及原因。

3.2 研究领域与方法

对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的横向研究，可以结合服装设计学、艺术设计学、美术学、历史地理学、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根据历史上的分段和命名，京杭大运河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7段。清朝漕运总督驻于淮安，同时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于此，基于行政优势和地理优势，淮安便成为漕运指挥中心和运输中心。淮河作为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的一部分，其以南、以北因湖河水资源、降雨量、泥沙量等自然因素不同而导致航运条件不同。因此，以淮安(淮扬运河段的起点)为中心点，将京杭大运河全线分为南北两线，即南线包括淮扬运河段和江南运河段，剩下的属于北线。通过文献检索法整理京杭大运河南北线沿线区域的地理环境，以及运河治理过程对沿线民俗服饰造成的影响，从宏观角度分析运河南北线沿线民俗服饰的差异。其次对民间文献资料较为丰富的运河沿线城镇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相关服饰实物以及民俗口述资料，弥补历史文献资料中对服饰民俗记载的不足，完善对大运河人文情态的活态化研究，从而有助于构建相对完整的大运河沿线民俗服饰文化图谱。

对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的纵向研究，可以结合服装设计学、艺术设计学、美术学和运河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艺术设计学、美术学方法，从款式、色彩、纹样、材质和工艺5个要素对民俗服饰进行定性研究，结合运河学分析运河因素对南北沿线百姓生活环境变迁以及南北沿线服饰时尚中心形成、服饰风尚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探究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穿衣行为、民俗观念和文化认同的模式。同时运河学的人本主义加深了民俗服饰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突出运河沿线区域百姓在服饰文化变迁过程中起到的社会作用。

3.3 研究意义

1)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研究是对传统民间服饰文化的现代转化。如今西方时尚流行体系几乎占据整个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如何得以崛起。运河沿线城镇百姓在历史时空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服饰文化遗产，它们犹如珍宝亟待国人传承与创新。服饰文化研究者应该关注除了运河沿线民间服饰之外的服饰民俗文化，有助于加深对区域生活秩序和价值观的理解，以推动传统服饰文化的延续和时尚转化，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同化力以及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

2)对运河沿线民俗服饰的研究可以加强运河学学科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运河学属于交叉学科，涉及水利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因此对运河学的研究需要多角度、多学科交叉融合与相互支撑。服饰研究者对运河民俗文化以及服饰演变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大运河文化带理论体系建设，认识运河研究体系中运河的复杂性、历史的客观性以及人与社会的能动性，促使运河学从整体化研究向细致化研究转变，拓展其研究深度和广度。

4 结语

京杭大运河于元代改道取直、贯通南北，明代及清初漕船往来、贸易频繁，而清末大运河疏于治理，河道枯竭直至荒废，成为大运河史的重要转折点。对于受到运河兴衰影响的沿线民俗服饰研究，需要结合地理差异性、人文独特性进行科学分析。此外，关于运河沿线服饰文化的形成、流变、传播以及其地域、文化、历史等影响因素有待全面系统地整理，从特征与内涵、演变与传承到保护与创新，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清代服饰文化和地域服饰文化遗产与价值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