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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山楚墓《车马出行图》谈楚国服饰款式特征及形成原因

时间:2024-07-28

王柯,吕冠阳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1987年初,在包山2号墓出土了一件夹纻胎子母口奁(M2:432),奁壁上绘有一幅战国中晚期《车马出行图》,漆奁通体黑底彩绘,上下各绘一周红色带纹,画面内容用橘红、熟褐、棕黄、翠绿、白等颜色线描与平涂。整个画面由26个人、4辆车、10匹马、5棵树、1只猪、2只犬、9只雁组成,以黄绿色树叶、棕褐色树干的乔木为间隔分为5段,首尾连贯,过渡自然。画面源于画家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观察,极具写实性,描绘了楚国贵族车马出行的场景。对《车马出行图》的研究,学界多集中于对内容的解读[1],或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分析楚漆绘艺术特征及价值[2]。文中重点探究《车马出行图》中人物服饰的款式,继而分析楚国服饰款式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1 《车马出行图》中人物服饰款式考辨

《车马出行图》中共有26人,画面中展现了人物站立、跪、御车、乘骑、奔跑等不同的姿势(见图1、图2)。文中统计了图中26人的发式、冠式、服装等造型特点,具体见表1。

图1 包山楚墓出土彩绘漆奁《车马出行图》Fig.1 Painted lacquer trousseau The Travel Map of Carriages and Horses from Baoshan Chu Tomb

图2 《车马出行图》侧面展开场景Fig.2 Side views of The Travel Map of Carriages and Horses

表1 《车马出行图》人物服饰款式分类

续表

1.1 发式

《车马出行图》中的人物发式皆为盘髻,髻挽于脑后,发式整体呈“S”形,发髻向后延伸,微微向上翘。文中依据鬓边的特点,将图中人物垂髻分为3种形态:Ⅰ式发髻特征为两鬓处呈大“C”形,这种样式的发髻在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中也曾出现,图中一位正在祝祷的妇人侧立向左,两鬓处呈大“C”形,头后挽一“S”形发髻,盘结成银锭状,并系有装饰物(见图3);Ⅱ式发髻特征为两鬓处呈双“C”形,这种鬓边样式在西汉早期和中期较为流行,如江苏铜山李屯西汉墓中陶侍女俑的两鬓处呈双“C”形,颅后挽椎髻(见图4);Ⅲ式发髻与Ⅰ,Ⅱ式较为类似,但发髻更加饱满、圆润,鬓边也不似Ⅰ式流畅,呈不规则小波浪状。

图3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人物龙凤图》Fig.3 Figure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from Chenjia Dashan Chu Tomb, Changsha, Hunan

图4 江苏铜山李屯西汉墓中的陶侍女俑Fig.4 Terracotta figurine of maid from the Western Han Tomb in Litun, Tongshan, Jiangsu

1.2 首服

《车马出行图》中的人物冠式各有其鲜明的造型特点,大致分为双圆顶冠、獬冠、高冠、皮帽4种类型。

1.2.1双圆顶冠 双圆顶冠中部较低,上分两边向外延伸,底部较平。根据有无长缨的特点将其分为2种形式:Ⅰ式冠后无长缨,Ⅱ式冠后有长缨。这种冠式在先秦艺术中未曾见过,其造型特点与唐代的进贤冠(见图5)较为相似,但实则应为楚冠的一种。

图5 唐代李贞墓彩绘文官俑Fig.5 Painted figurine of civil official from Tomb of LI Zhen in Tang Dynasty

1.2.2獬冠 《淮南子·主术训》中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注:“即獬豸之冠。”[3]《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4]獬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羊,额上有一角,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忠奸。楚文王曾获一獬豸,照其角的形状制作冠帽,后因上行下效,獬冠在楚国广泛流行。关于獬冠的具体形制,后世学者也是聚讼纷纭、争论不休,文中认为,《车马出行图》中有5人所戴冠式为獬冠。

獬豸类似麒麟,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甘肃酒泉市下清河汉墓曾出土一青铜独角兽(见图6),兽俯身扬尾、独角前行,研究者称为“獬豸”[5]。另有学者指出,獬豸的原型为犀兕,远古时期华北、华南、江南地区曾有3种亚洲犀牛:大独角犀、小独角犀、双角犀,战国时在中原已灭绝,被后世神化为獬豸[6]。敦煌莫高窟285窟南壁绘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图》中,法官所戴冠式前额有一尖角,类似犀牛角,整体呈“S”形(见图7),该冠式与《车马出行图》中人物冠式也较为相似。《车马出行图》中人物的獬冠前高后低,额前有一凸出部分,或为犀牛角。冠式整体上粗下细,或呈“S”形,高出的部分上端较粗,下端较细,后部下延齐颈部。獬冠Ⅰ,Ⅱ式造型大抵相同,仅长缨和系带存在差异。包山259号楚简中记:“一桂冠,组缨”,说明包山楚墓墓主人生前曾服獬冠,且獬冠有缨。望山2号楚墓遣策作:“二觟冠,二组缨”,《墨子·公孟》中记:“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7]鲜冠即觟冠,这些文字印证了獬冠有长缨,可与《车马出行图》中人物所戴之冠相互印证。因此,笔者认为该冠式应为獬冠。

图6 甘肃酒泉市下清河汉墓青铜独角兽Fig.6 Bronze unicorn from the Xiqinghe Han Tomb, Jiuquan, Gansu

图7 敦煌285窟南壁绘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图》法官形象Fig.7 Judge in the painting Causes of Five Hundred Robbers Becoming Buddhas on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85 at Dunhuang

1.2.3高冠 高冠又名切云冠,《九章·涉江》中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王逸注:“切云,冠名。其高切青云也。”[8]多数研究者认为,长沙子弹库楚墓帛画中男子头戴的高冠为《楚辞》中的切云冠。《车马出行图》中人物所戴之冠的具体形制不清,据画中大致轮廓看,冠帽几乎呈垂直状戴于人物头上,且冠带系于颌下,文中推测该人物所戴冠式接近子弹库楚墓帛画中男子所戴之高冠。

1.2.4皮帽 包山259号楚简:“紫韦之韋冒”中的“韋冒”为“韦”字旁,韦指熟皮,表明其材质为皮,证实楚人善用兽皮制帽。《车马出行图》中该帽式上窄下宽,无缨带系结,紧箍于头上,应仅具有束发、防风的功能,多为皮帽。在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瑟中,猎户、乐师等人物头上大多戴有此帽。

1.3 身服

《车马出行图》中人物上着深衣,衣领有缘边,袖下部呈胡状,造型似汉代服饰中的垂胡袖。文中按衣长及衽、袖的造型差异,将《车马出行图》中人物服装细分为窄袖式深衣、大袖式深衣、曲裾深衣和无袖短衣。

1.3.1窄袖式深衣 窄袖式深衣衣长较短,袖口较窄,穿着者多为侍卫或随从。《车马出行图》中Ⅰ式窄袖深衣衣长至膝盖,Ⅱ式衣长大概至膝盖与小腿之间,这两种款式皆露出袴与屦。马山楚墓出土的窄袖口棉袍与棉袴实物,可与之相印证。窄袖式深衣因衣长相对较短,常与袴搭配。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瑟上,便绘有一穿短衣紧身袴的猎户。Ⅲ式窄袖深衣衣长至脚踝处,后摆拖地,未见Ⅰ式与Ⅱ式所露出的袴。

1.3.2曲裾深衣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曲裾深衣均被广泛使用,其样式多是右衽、大袖,绕襟旋转而下。目前,曲裾深衣还未有先秦时期的出土实物,但在楚木俑和楚绘画中较为多见。《车马出行图》中有5位背对画面的人物皆着曲裾深衣,其服式通身紧窄,衣长曳地,领口有缘边,袖型呈胡状,下摆为喇叭状,最明显的特点为“续衽钩边”,衣襟盘曲绕至身后,腰部缚大带以掩衽片末梢。这种样式与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彩绘着衣俑服式相似,该俑身穿绣绢单衣袍,裾缘、下摆缘都绣有纹锦,衣裾斜直向上,衽部绕至身后,插入背后的腰带中(见图8)。长沙仰天湖5号楚简中记“一结衣”,“结”在《广雅·释诂一》中训:“结,曲也”,《礼记·曲礼》:“德车结旌”,注:“收敛之也”,结衣即为曲裾之衣[9]。由此可见,曲裾深衣是楚人日常生活中十分流行的服式。

图8 江陵马山1号楚墓木俑Fig.8 Wooden figurines from the Mashan No.1 Chu Tomb in Jiangling

1.3.3大袖式深衣 大袖式深衣覆被于地,下摆向后拖地,袖口宽大,领口较低,且领袖有缘边。《车马出行图》中着大袖式深衣者的服装整体廓形、袖型和腰间大带与楚相黄歇墓中的漆木俑造型十分相像(见图9),都具有领口较低、袖口宽大、腰系大带的特点。Ⅰ式大袖深衣衣长曳地,袖口宽大,领、袖处有缘边。马山楚墓出土了5件大袖式深衣,经相关学者复原后,笔者认为其着装形态可与《车马出行图》中Ⅰ式大袖深衣相印证。Ⅱ式大袖深衣在着装方式上与Ⅰ式稍有不同,Ⅱ式有内外衣之分,内穿之衣长于外穿之衣,但腰系大带、袖口宽大等特点仍与Ⅰ式相同。

图9 沙洋黄歇1号墓漆木俑Fig.9 Lacquered wooden figurines from HUANG Xie No.1 Tomb in Shayang

2 《车马出行图》中楚国服饰款式特征

2.1 “舒卷流畅”的发式

发式作为服饰的一部分,与服装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人们懂得以衣蔽体、以衣饰体时,发式也会相应从自然披发转换到挽发成髻。发式除了可以展现外在美,还是各民族的独特标志。《穀梁传》中记:“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13],长江下游的吴越土著居民有文身断发的习俗;《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3],三苗居民有以麻束发的习惯;《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14],记述了僚濮人均为编发。由此可见,发式能够体现鲜明的民族个性。

东周楚文化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具有其独特个性,反映在发式上也必然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在《车马出行图》中有10人盘髻,发髻大体上都呈“S”形,发尾微微上翘,在人物鬓边处有细微差异。从画面上看,这种发髻并不是自然下垂的状态,在髻上应有巾帻将其固定,使发髻稳固并保持上翘。这种“S”形盘髻在东周时期其他地区并未发现,或许为楚国特有的一种发式,且这种“S”形盘髻本身便具有浓郁的楚风特色。从各地出土的楚器物纹样中,可以窥见楚人对“S”形的喜爱:大量的龙、蛇、凤鸟纹样均采用弯曲回旋的“S”形造型,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感、节律感。《车马出行图》中人物的“S”形盘髻与他们行走、奔跑的动势结合,使画中人物充满生气与活力。

2.2 “逐新趣异”的首服

冯友兰曾说:“楚人不沾周文化之利益,亦不受周文化之约束,故其人有多极新之思想。”[15]楚国地处荆蛮,远离当时周王室的政权统治,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因而楚人在服饰上追新逐奇。例如,楚地曾多次出土穿着奇异服饰的木俑,服装以红、墨两色绘制,左右异色的方块交错排列。楚人在首服上亦喜好新奇,《车马出行图》中便呈现了许多款式新颖、不同于中原地区服饰形式的首服。沈从文在谈到楚国冠制时,也曾明确指出:“楚人头上戴的冠子,在古代必有些不同于其他地区服饰的特征,如制作色泽特别华美。有的冠高高上耸,与当时中原人穿着习惯不同,也极明显。”[16]图像中人物所戴冠式有3种:高冠、獬冠、双圆顶冠,皆为楚冠。独特的楚冠常用于区分楚人与其他诸侯国人。《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南冠,楚冠。”[17]晋侯见到楚囚所戴的南冠便知其不是晋人,以此说明楚人首服具有逐新趣异的特点。

2.3 “纤细灵动”的身服

《车马出行图》中人物皆着深衣,其服装腰身窄小,袂部宽博,形成小口大袖的“垂胡”,与中原地区深衣有明显差异。以山东为中心的齐鲁地区,服饰多为窄袖深衣,袂部不似南方窄袖深衣那样呈垂胡状,且衣缘较窄,腰带为细带(见图10);北方的中山国服饰端庄厚重,而燕国服饰则偏简约质朴(见图11)。相较之下,楚国服饰则更加纤细灵动。包山楚墓漆奁彩绘中,画工多用“S”形绘制人物服饰,衣摆随风飘动,从宽大的领口、袖口等细节处展现衣身的宽博,同时宽松的长袍与束紧的细腰呈现出强烈对比,衬托出人物的纤细修长。

图10 山东郎家庄1号东周墓陶俑Fig.10 Terracotta figurines from Langjiazhuang No.1 Eastern Zhou Tomb in Shandong

图11 河北易县燕下都铜人Fig.11 Bronze men in Yan Xiadu, Yi County, Hebei

在中国传统社会,审美趋势都是自上而下蔓延到社会各阶层,上层阶级的审美喜好必然会影响一般的社会民众。史书中曾记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民谚,因上行下效,楚人十分追求窄小的腰身。从出土的彩绘木俑、绘画分析,“好细腰”已经成为当时楚国的审美偏好,且流行时间较长。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中,一位妇人腰间用丝织大带束缚,使宽松长袍更显灵动适体,在宽大的垂胡袖与曳地的裙裾映衬下展示出妇女瘦长灵秀的身姿。上述图像材料都印证了楚人好用腰带束紧腰部,以展现人物腰身曼妙的曲线,也反映出楚人对“纤细灵动”服饰的偏爱。

3 楚国服饰款式特征成因分析

3.1 虚静阴柔的老庄哲学

在某种审美倾向的形成因素中,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楚文化的腹地湖北有“千湖之省”的称号,水是生命之源,在楚人心中水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17]楚人对水的敬畏之心在楚哲学思想中有所体现,如“上善若水,水善利物,故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道家哲学以水喻道,折射出楚人对水的推崇,水性亦阴、亦柔、亦动、亦智,代表了一种阴柔之美。老子认为阴柔胜于阳刚,故曰:“柔弱胜刚强。”在这种虚静阴柔观念的引导下,创造出了楚人以清奇灵秀为美的文化风尚,他们崇尚曲线和弧线带来的飘逸美感,服饰上则讲求“纤细”“清秀”的气韵风度。《墨子·兼爱》中记:“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7]楚国男子通过节食、束腰的方式追求细腰的效果,由此可见,楚人对细腰的独特追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楚灵王钟爱之细腰为“士人”之腰,男子尚细腰之风也顺应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审美哲学。这种尚细腰的审美倾向势必会影响到女性,从包山楚墓《车马出行图》人物身服中可窥见这一独特的着装特征。

此外,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更加直观地印证了楚人喜好“纤细飘逸”的审美趣味。马山楚墓出土深衣腰围最小52 cm,袖围最大64.5 cm,衣长最长有200 cm,下摆拖地58 cm,楚人这种衣长拖地、腰身紧束、袖子宽大的服装样式使整体造型更加纤长清秀。正是楚地独有的山川风物、气候条件孕育了老庄“虚静阴柔”的美学思想,造就了楚人追求清奇、灵秀、飘逸的审美趣味,并体现在楚人的服装款式之中。

3.2 创新进取的民族性格

《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之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14]楚人之先祖芈姓季连部落在上古民族的冲突和夏商王朝的打击下被迫向南迁徙,于西周初年在丹阳建都,从此掀开了楚人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楚国建国之初,一面臣服周王室,一面筚路蓝缕,顽强发展,至战国时期终成为雄踞一方的强国。楚国的成长历程表明,楚人并不因弱小而自惭,他们不惧权威,不惮躐等破格,熊通所言:“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庄王所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都是楚人溢于言表的进取精神。中原诸夏是宗法社会的传统继承者,受中原礼法文化的桎梏,在众多变革潮流中,只能处于被动地位。而楚人的思想意识中保留了较多氏族社会自发的自由精神和对生命的热爱,这种原始驱动力铸就了楚人大胆开拓、锐意创新的民族性格,使楚人始终保持逐新趣异的创造意识。《淮南子·主术训》提道:“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3]楚文王仿照獬角的形状做成冠帽,可谓独具特色,而楚王的尚新精神也鼓舞着万千子民,他们竞相模仿楚王的獬冠式样,使之成为楚国流行的首服造型。从楚国子民对楚王冠式趋之若鹜的效仿行为来看,楚人意识形态中对周代礼制分明的等级观念较为淡漠。楚人以楚王为榜样,上行下效,将这种逐新趣异的精神发挥到极致。楚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也曾发出感叹:“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8]诗中将切云冠、长铗指为奇服,又真切表达了自己对奇服的喜爱,直到他年岁已老,兴趣都毫不减少。屈原的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切云冠”,如《离骚》:“高余岌岌之冠兮,长余陆离之佩”[8],可见楚人将求新立异的思想融入其文化血脉之中,与中原刻板严肃的服饰等级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正是由于楚人这种创新求变的民族个性和逐新趣异的创造精神,才形成了如此绚丽多彩且独树一帜的南方楚文化。

3.3 兼收并蓄的文化交流

“每一种文化内部,都不会只有一种属于自身文化的因素,而且这种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只发生一次。”[18]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自丹阳迁都于郢,至公元前278年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其间历经20代楚王,历时411年,楚国从偏安一隅的南方小国一步步成为与中原分庭抗衡的强国。在楚国鼎盛之时,“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楚国之强,大(丈)地计众,中分天下。”[19]楚人之版图囊括如今的湖北全境、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四川东部以及江西、安徽、江苏之大部,贵州、云南之局部,所辖范围达大半个中国。在如此广大的疆域中,楚人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及周边蛮、夷、巴、濮、越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加以创新和变化,使楚文化走上一条包容开放、改进创新之路。

从楚人的发式妆容中,同样能够探寻出其对中原文化与周边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纳。《淮南子·齐俗训》中有“三苗髽首”,高诱注:“髽,以枲束发也。”[3]髽指将头发梳于脑后,在发根处用麻系结且不加任何编结,发末自然下垂。在马山1号楚墓的木俑中可以见到这种发式,木俑头发向后梳,用带系在发根处,发尾自然散开,呈水波状。长沙仰天湖楚墓中的女俑“面敷粉,尚未尽脱。朱唇,两颊有朱点各十九。”[20]越人有文身之习,其施于面部者,称为“黥面”或“绣面”,以此可说明楚与蛮、越等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楚文化除了借鉴、吸收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对中原文化也同样有着包容的胸怀。楚人常穿的深衣样式,在中原齐、秦、中山诸国的出土实物中均能见到,这些服装多由中原地区传入楚地。《车马出行图》中人物所挽的“S”形盘髻,头发集中向后梳,用巾系住,使髻固定于脑后,发尾微微上翘。这种“S”形盘髻样式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孔雀石人发髻颇为相似,该石人跪坐于地,以手扶膝,头发向后挽,发髻之上有半圆形发饰。由此可见,盘髻也多为中原地区传入楚地,在文化的交汇融合中,楚人又创造出婉曲回旋、舒卷自如的楚地特色发髻,反映了楚人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又在吸纳借鉴中体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

4 结语

包山楚墓彩绘漆奁《车马出行图》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风俗画杰作。图中描绘的26位人物为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的服饰特征、文化内涵以及审美价值等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通过对图像中人物服饰款式的考辨,认为楚国发式“舒卷流畅”,首服“逐新趣异”,身服“纤细飘逸”。形成上述服饰特点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楚人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也有老庄哲学思想的内在影响,还有楚人自身民族性格使然。对楚国服饰的考证有助于丰富先秦服饰的研究,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更好地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服饰文明,为构建中国古代服饰史知识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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