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文 / 佚 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大城市里的富裕阶层为了逃离城市中心的犯罪活动和衰败,来到城市郊区生活。如今,他们又回到了城市的核心,因为这样能减少通勤时间,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得到更好的服务和便利措施,不过与此同时,城市里的经济隔离现象和高房价问题也更加显著。
城市规划专家﹑纽约大学与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认为, 21世纪那些“赢家通吃”的超级城市内部,正在产生分歧,“这些城市从破产边缘复苏后,现在有点成功过头了。飞涨的房地产价值正将西方各大都市变成全球精英的封闭式游乐场。”
理查德·佛罗里达出版了一本新书《城市新危机》(The New Urban Crisis)。在这本书中,佛罗抵达里解释了,“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如何加深了城市中的不平等﹑隔离和贫穷,以及城市可以做什么。佛罗里达此前一直是个城市乐观主义者,但是现在似乎连他也看不下去了。
佛罗里达把城市的新危机分成5个维度:
第一,超级城市与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经济差距日益增大。这些少数超级城市包括纽约﹑伦敦﹑洛杉矶﹑香港等老牌城市,以及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西雅图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净值产业﹑高科技创新行业﹑创业公司,当然还有高端人才。举个例子,全球风险投资机构投给高科技行业的总金额,将近一半都投给了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等6个城市。“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的兴起,给城市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
第二,成功带来的危机让这些超级城市面临同样的苦恼。它们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房价和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超级富豪们把钱投资到高端住宅;音乐家﹑艺术家和创意人才被挤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钱被城市的高房价“吃掉”,害怕孩子无法负担进入超级城市所需要的代价;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穷人正在被赶出超级城市,并且被剥夺了经济机会﹑良好的服务和便利设施,以及超级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动性,“当老师﹑护士﹑医院工作人员﹑警务人员﹑消防员﹑餐厅服务人员,负担不起合理的通勤距离时,城市的功能性就难以为继。”
第三,城市里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缩减,富裕和贫穷群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隔离。佛罗里达以美国为例, 从1970年到2012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整体中占到的比例从65%下降到40%,富裕和贫穷社区的份额大幅增长,“由于中间被挖空,美国各地的街区分为了大面积﹑集中的﹑不便利的地区,以及更小的﹑更集中的富裕地区。”
第四,在城市的郊区,贫困﹑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动都在迅速扩散,经济和种族隔离也越来越深。过去中产阶级选择在郊区生活,但现在郊区的贫困人口(1700万)比城市(1350万)还多。从2000年到2013年,郊区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66%)也比城市(29%)要快得多。在城市中流离失所的家庭,需要能负担得起的住所,于是他们来到了郊区。郊区里的贫困家庭,大多曾是城市里的中产阶层,因为无业或房价高的原因,他们在郊区生活。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危机。城市乐观主义者们认为,城市化最终将带来经济增长,像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一样,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但是佛罗里达发现,在世界上许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里,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联已经失效,“人们涌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区域,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如今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贫民窟或生活条件不合标准的环境里。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这部分人口也将继续增长。”
最后,理查德·佛罗里达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佛罗里达认为,城市化要想让所有人受益,必须围绕7个关键支柱来进行。第一,要改革区域划分﹑建筑规范,以及税收政策,确保这些政策在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第二,投资基础设施;第三,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实惠的住房;第四,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第五,通过投资区域和人群,集中扶贫;第六,与全球一起努力,在新兴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建设更强大﹑更繁荣的城市;第七,赋予社区权力,允许社区领导者发展社区经济﹑应对新型城市危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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