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高大上与接地气

胡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塑造国际体系的最伟大创举。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世界的影响，不亚于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概念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半个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政治诉求与历史潮流。它强化了《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宗旨和原则。

当前，中国正成长为世界大国，不仅需要在物质层面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也需要在国际法、国际行为准则、观念等精神层面有更多的创新。中国想要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将如何追求自己理想中的世界？要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真正与世界接轨，赢得更多国际听众和粉丝，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重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功提出的上述经验。关键是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气。

所谓高大上，首先就要求所提外交原则要有通用哲理性，高度抽象概括，既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也是指引世界继续向前发展的指南。

它需要准确判断今后的世界大势，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乃至是永恒。

一旦这类原则被提出来，就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延续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同时期的原则和理念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新的原则和理念不断丰富已有的原则或国际法体系。

中国的外交原则是正确的，是具有战略性的。如果说一定要自己寻找差距，那么，在对世界通行的国际法原则或准则的理解和认识还可以提高和加深，不仅了解字面意思，更要对文字背后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作出更精准的把握。

与此同时，中国对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的把握也需要与时俱进，在新的世界格局下，进一步加深自我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很好地将中西方哲学思想融会贯通。

所谓接地气，就是要有大量忠实信徒和粉丝，能迎合大多数国家的心声，不能曲高和寡。

接地气的第一个标准是要取得国内听众的拥护和支持。一项外交倡议或政策，只有在国内取得广泛共识后，才有可能将其推行至国外。因此，重大的国际原则虽然是国际的，但首先是自己的，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第二个标准是要契合时代潮流，能在世界上找到越来越多的听众。

从西方某些国家的教训看，一定的金钱和武力可能会暂时推动某项外交原则，但如果该原则逆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动，也将不会长久。

典型的如苏联，苏联强大时，其所主导的价值观在亚非拉并不缺乏粉丝，而当其解体后，苏式社会主义很快在世界土崩瓦解。

世界大国所提出的外交原则需要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真心支持，方能延续，若无精神价值上的相互吸引，武力威逼、经济合作和各类援助等作用下的认同，都会是昙花一现。

站在世界各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用大多数人能听得懂的话、大多数人能听得懂的逻辑，宣示自己的主张，是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英国走向世界时，提出了自由贸易的外交原则；美国走向世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和航行自由的原则；中国正从东亚走向世界，中国的世界理想和宣扬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恢弘的课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了个好头，但作为一个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大国，当时的视野、经验是极其有限的；而今的中国正从参与世界转向领导世界，亟待有一套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光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