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后湖州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孕产妇分娩情况分析

陈瑛瑛 褚伯良 陈云燕

2015年10月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战略，成为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据调查，目前全国单独一孩的夫妇约有1 500万～2 000万，其中有生育二孩要求的约占60%左右，大约每年将增加100万～200万孩子。浙江省响应国家号召，从2016年1月1日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之前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许多已生一孩的家庭追生二胎，致使高龄孕产妇的比例大大上升，高龄女性再次生育会增多，母婴并发症多，风险大，给产科工作带来新的挑战[1]。随之而来的孕产妇、新生儿发病率及病死率升高[2]。Balasch 等[3]报道，孕妇发生子痫前期风险随着其年龄增长呈指数增长,Sebud等[4]发现40岁以上孕妇流产率明显上升。同时孕妇的年龄增长可能会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特别是高龄孕妇的增加[5]，备孕2胎再生育人群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疾病谱多元化, 存在的安全隐患亦较多[6],潜在医疗需求不容忽视，同时给妇产科医生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回顾性地分析了政策开放前后湖州市妇幼保健院孕产妇的分娩情况，了解二孩政策前后年龄的变化、分娩量及妊娠并发症等，从而合理的安排医疗资源，指导对医学生的导向，针对二孩政策后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现报道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随机选择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的≥28周单胎活产的孕产妇36 562例为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分娩年龄定义为产妇分娩时的实际年龄。将36 562例孕产妇分为3组， 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住院分娩的孕产妇10 960例为政策开放前组(简称政前组)，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住院分娩的孕产妇13 943例为政策开放后初始组(简称政后初始组)，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住院分娩的孕产妇11 659例为政策开放后第2年组(简称政后第2年组)。比较3组孕产妇的年龄分布、分娩量、“二孩”分娩率、分娩方式、妊娠期与产后并发症发生率等。研究中涉及的疾病诊断标准均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第8版 《妇产科学》[7]。

1.2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三组孕产妇分娩量比较

同样观察12个月，政后初始组住院分娩量较政前组增加了2 983例，增长27.22%；政后第2年组住院分娩量较政后初始组减少了2 284例，下降16.38%；但仍较政前组增加699例，增长6.38%。

2.2 3组孕产妇年龄情况比较

政前组孕产妇最大年龄42岁，最小年龄17岁，平均年龄 (27.11±4.32) 岁。政后初始组孕产妇最大年龄46岁，最小年龄16岁，平均年龄 (27.84±4.46) 岁。政后第2年组孕产妇最大年龄47岁，最小年龄16岁，平均年龄 (27.94±4.48) 岁。3组平均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初始组与政前组比较、政后第2年组与政前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政后第2年组与政后初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构成比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前组与政后初始组、政前组与政后第2年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政后第2年组与政后初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初始组高龄孕产妇明显增加，而政后第2年组高龄孕产妇虽然与政后初始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仍继续增加。政后初始组的二胎者多于政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第2年组的二胎者较政后初始组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3组孕产妇年龄

2.3 3组孕产妇助产方式比较

3组孕产妇妊娠剖宫产率逐年上升，3组比较及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政后初始组的产钳助产率低于政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第2年组的产钳助产率高于政后初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臀助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3组孕产妇妊娠并发症比较

产后出血率、妊娠期糖尿病率3组比较逐年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置胎盘率、帆状胎盘/球拍状胎盘率、胎盘粘连率、脐带过长/过短率、羊水过多/过少率、足月低体重儿率、子痫前期率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率、妊娠期高血压率政后初始组较政前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政后第2年组较政后初始组略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疤痕子宫率政后初始组较政前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第2年组较政后初始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率、横位率政后初始组较政前组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第2年组与政后初始组比较比率相当。胎儿畸形率、胎盘早剥率政后初始组与政前组比率相当，而政后第2年组较政后初始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胎膜早破率逐年下降，政后初始组与政前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第2年组与政后初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臀位率逐年上升，政后初始组与政前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政后第2年组与政后初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3组孕产妇助产方式比较[n(%)]

表3 三组孕产妇妊娠并发症比较[n(%)]

3 讨论

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各地妇科、产科、生殖科门诊就诊人数明显增加，住院分娩量明显增加。本研究中的数据显示二孩政策开放初始住院分娩量增加了27.22%,与袁晓兰等[8]研究的政策开放后增加29.57%相当，2017年下半年始住院分娩量有所下降，表明二胎的极高峰可能已经过去，但仍较政策前增加6.38%，二胎分娩量的增加，加之医护人员也面临生育二胎，致使产科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因此加快产科医护人员配备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加强生育第二胎产科质量安全管理，保证母婴安全，以利于更好地应对近年来持续的二胎生育高峰[9]。

高龄孕产妇即指妊娠年龄≥35岁的女性。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我国迎来了生育高峰，高龄孕产妇随之增长。此次研究数据显示政策颁布初始住院分娩的孕产妇平均年龄增加了近1岁，高龄孕产妇政后初始组及政后第2年组均较政前组增加了3%,胎儿出生缺陷发生与孕妇年龄、胎次等多种因素有关[10]，但此次研究数据显示政后初始组的胎儿畸形率与政前组比较无明显变化，可能政策颁布初始的孕产妇为此次妊娠做了充分的备孕准备，另一方面可能与本院产前诊断中心的严格把控及高龄孕产妇胎儿异常多为染色体异常、主要表现为孕早期自然流产率增高有关，文献报道40岁以上孕妇自然流产率高达50%。但此次研究数据显示政策开放后第2年组的胎儿畸形率上升明显，可能因为后者的年龄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有文献报道了不同年龄组21-三体综合征的发生率,显示30岁孕妇发生率为2.16%, 35岁上升至5.12%,40岁上升至15.12%。除外染色体异常所致的胎儿畸形以外, 高龄产妇发生其他先天畸形的危险性也有所增加, 这些畸形包括无脑儿、脑积水、心脏畸形等[11]。

本研究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后，二胎者明显增加，政后初始组增加了7.3%，政后第2年组增加了6.2%，剖宫产率逐年增加，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剖宫产率高居世界首位，达46.2%，个别区域甚至接近70%，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12]。本研究数据显示剖宫产率逐年增加，因疤痕子宫阴道分娩时子宫发生自发性破裂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疤痕子宫二胎者大多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由于前些年因“社会因素”行剖宫产的比率极高，随着近年来剖宫产率的严格控制，且新的生育政策下初产妇阴道试产的意愿增强[13]，本研究中的数据亦表明政后第2年组的疤痕子宫较前明显下降，相信今后二胎自然分娩率会逐步上升。产钳助产率政后初始组较政前组下降，而政后第2年组较政后初始组明显增加，可能一方面与政后初始组中疤痕子宫的孕产妇增加，另一方面可能与本院对产科临床医师加强阴道助产技术的培训相关。

大量研究已表明：高龄是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等疾病的高危因素，其中>35岁高龄妊娠女性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是<25 岁妊娠女性的5.5倍，高龄孕产妇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是非高龄妊娠女性的5倍[14]。此外高龄使胎盘异常如球拍状或帆状胎盘、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的发生率也增加[15]。此次研究中妊娠期糖尿病逐年上升，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政后组较政前组增加，与大量国内外研究相符，球拍状/帆状胎盘、前置胎盘等3组比较无明显差异，不排除漏诊等相关因素。孕妇发生子痫前期风险随着其年龄增长呈指数增长, 特别是对于年龄>40岁孕妇, 其风险为<35岁孕妇的1.5倍。研究还认为, 孕妇患高血压相关疾病的风险从32岁起每年递增4%[16]。本研究数据显示妊娠期高血压者政后初始呈现下降趋势后又上升，一方面可能跟病人选择存在偏倚，另一方面可能政后第2年组的高龄孕产妇进一步增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