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综述

郭伟倩 张怡晨 邓 全 .天津星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工业大学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方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十三五”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共推出2 485个改革方案，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新阶段[1]。2020年10月29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审议通过，提出“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2]。国资国企改革迎来全面铺开重要窗口期。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融合的经济形式。混改就是通过国企资本层面的“混”，以达到管理模式和治理体系的“改”[5]。本文通过归类整理，将学者们研究成果分类，从混改动因、混改路径、混改效果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从国内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有经济体制面临改进管理模式、提高经营效率等挑战，民营企业面临实力不足、融资困难的发展瓶颈(Yu Hong，2014[8]；余菁，2014[7])。从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变化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亟需培育具有较大规模优势、较强国际竞争力和较强创新实力的大型企业(王婷、李政，2020[6])。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央大力推动国企混改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李念等将国有企业现存问题归类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完善、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不合理、国企治理结构和制度不完善三方面，指出这些都源于国资、国企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政企、政资不分[9]。学者们指出进一步壮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开展，一要构建多层次所有制结构，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解决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产规模庞大但运营效率、回报低下和流动性差的问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李维安，2014[10]；余菁，2014[7]；杨瑞龙，2014[11]；王佳宁，2014[12])。二是要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黄速建，2014[14]；谢海洋，2018[15])。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

对混改路径的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方面，针对混改方向，主要有“国退民进”观点(常修泽，2014；李锦，2017[16])和“国民共进”观点(宋志平，2020[17])，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后者已成为主流观点。针对混改时序，戚聿东认为国企改革必须坚持正确路径和时序[18]。张伟等研究证明在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最优选择存在差异，混改应该在提高行业集中度的结构化改革后实施[3]。针对混改内容，包括制度方向与顶层设计、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辅助措施[9]。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指出，应立足解决一股独大、实现员工持股、完善股权治理结构三方面问题，通过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员工持股激励、市场选聘职业经理人等予以解决。

微观方面，研究的主流路径包括：并购重组、公私合营、员工持股、股改上市等。并购重组即采用产权收购、交叉持股、借壳上市等模式；公私“合营”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参与国企混改；员工“持股”，即引入管理层和核心员工持股，搭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5]。

总体而言，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对产权、治理、运营、竞争、价格、监管等各方面进行系统设计，采取整体渐进的改革路径。在实操中，应该因地制宜、因企施策，结合行业趋势、企业分类及现状等采取最恰当的改革路径。

(三)混改效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效率、企业创新、公司治理机制等方面。企业效率方面，学者们普遍证明了混改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赵璨等证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具有不同效应，国有企业混改表现出降低了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民营企业混改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表现出“资源效应”[19]。李井林证明国有企业通过混改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13]。学者们对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处于30%左右时，企业效率最优[20]，且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企业绩效与非国有资本比例成倒U型关系[21]。创新机制方面，杨云杰等论证了混改能够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水平，且国有参股形式的混改企业更有利于企业创新[23]。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研究证明引入外资有助于改善治理机制和降低代理成本[22]。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建议

对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关于混改研究已经较为细化和全面，但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体量巨大，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国企混改实操时将面临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复杂的现状。本文建议今后的研究：一是考虑国有企业的异质性，进一步细化国有企业类别，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类型国企混改方式；二是完善对中小国有企业混改的研究，提供更加灵活的指导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