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张春青 钟伯光 姒刚彦 杜萌萌 刘靖东
1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香港
2 香港教育学院健康与体育学系,香港
3 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在思想和行为上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1,2]。广义上,情绪调节包括个体尝试去唤起、减少、延长、或者增强情绪方面的体验、认知、表达以及生理感受[3,4]。过去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到情绪调节对情感、身体健康、主观幸福感以及社会交往和适应等的重要性[5,6]。 同时,情绪调节在运动员[7,8]以及青少年群体[9,10]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此外,情绪调节研究也已经在中国群体中开展[11,12]。
对于情绪调节过程的机制, 现在被学者们广为接受的是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2,13]。该模型认为,情绪发生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情绪调节,并包含了五个过程: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以及反应调整。 由于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发生在情绪反应激活之前,因此被进一步划分为先行关注情绪调节。 而反应调整发生在情绪反应激活之后, 因此被进一步划分为反应关注情绪调节。 Gross和John在基于上述情绪调节模型和已有的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发展了情绪调节问卷ERQ[14],将两个关键的情绪反应策略纳入到问卷的构成之中,即: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认知重评指的是认知上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 改变对情绪事件个人意义的认识。 表达抑制指的是抑制将要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 属于一种自我调整的策略。总体上,认知重评会改变个体的情绪反应并降低情绪的心理体验、行为表达和生理反应,而表达抑制则只会降低情绪表达行为, 但不会降低情绪的心理体验。
情绪调节问卷ERQ具有理想的结构效度和校标关联效度以及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14]。近些年来,ERQ被翻译到其他许多语言中并进行了信效度的检验,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语[15,16]。 ERQ也在西方的运动群体中进行了检验, 虽然研究结果支持了该问卷的效度, 然而研究者指出其条目的稳定性需要被进一步检验[8]。西方也有研究者将ERQ改编并应用到了青少年及儿童群体[10]并应用在一个两年的纵向调查中[9],情绪调节在青少年及儿童领域逐渐得到重视。另外,运动领域的情绪调节的重要性也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可[7]。
一个问卷或者量表在某个特定的群体或者情境下(比如运动领域和青少年)的适用性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心理测量学基础之上, 直接假定其在不同情境和群体中的普适性是错误和不严谨的做法[17]。 因此,虽然已有中文版ERQ问卷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验证[11],但当我们在将其应用到运动员和青少年的群体中时,需要进行进一步验证。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成年运动员、成年学生、青少年运动员和青少年学生群体四个样本群体中进一步检验情绪调节问卷ERQ的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和效度(结构效度和校标关联效度), 以及ERQ在成年运动员和青少年运动员、 成年学生和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测量恒等性。
被试包含青少年运动员、成年运动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成年学生。 其中:520名青少年运动员(241男,279女) 来自全国6个训练中心的个人项目 (n=440)和集体项目(n = 80) ,年龄在12到17岁(M ± SD:15.0±1.5岁) ,平均训练年限从半年到13年(M±SD:4.2 ± 2.8年) 。 434名成年运动员(233男,201女) 来自全国6个训练中心的个人运动员(n=313)和集体运动员(n=121) ,年龄在18到43岁(M±SD:15.0 ± 1.5岁) , 平均训练年限从半年到22年 (M ± SD:8.3 ±4.3年) 。青少年和成年运动员来自篮球、足球、手球、水球、射击、射箭、田径、羽毛球、举重、武术、跳水、体操及赛艇等项目。673名青少年学生(336男,337女)来自全国4个城市的6所中学, 年龄在12到17岁 (M ±SD:14.1 ±1.8岁) 。 921名成年学生 (520男,401女)来自全国3个城市的1所高中以及5所大学,年龄在18到26岁(M ± SD:20.5 ± 1.8岁) 。
基于斯坦福大学情感科学实验室网站上所提供的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译本(http://spl.stanford.edu/resources.html),三位双语的专家(一名博士生、一名硕士以及一名教授) 分别将情绪调节问卷ERQ翻译成中文并讨论达成一致,随后由另外两名专家(两位心理学博士)将其回译成英文检验[18,19]。 为了改善问卷指导语和条目的清晰性,我们邀请了来自跳水、体操、花泳和武术的30名运动员(16男,14女),年龄为13到24岁(M ± SD:18.4 ± 3.4岁),平均训练年限为11.4年;同时邀请了11个学生(5男,6女),年龄为14到22岁(M ± SD:18.0 ± 2.9岁)。 基于运动员和学生的反馈, 我们对指导语和条目的用词和语法做了很小的改动。
在征得青少年和成年运动员的主管教练或者领队的同意后,研究者将问卷发放到运动员的手上,并在训练时当场完成或者随后的一两天内将问卷收回。 青少年和成年学生的问卷测试同样征得负责老师的同意,在课堂上进行测试。整个问卷测试的时间约为15至20分钟。为了检验重测信度,33名青少年运动员、14名成年运动员、126名青少年学生以及90名成年学生在1个月后再次填写了情绪调节问卷ERQ。
情绪调节问卷ERQ[14]。 该问卷由10个条目构成,用于评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6个条目)和表达抑制(4个条目)。 使用7点式李克特计分方式(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进行回答。在该问卷中并没有反向计分条目, 并且条目的表述方式上没有明确地指示哪一种调节策略与积极的或消极的结果有关。 在内部一致性信度上,认知重评分量表为0.79,表达抑制的分量表为0.73。 而3个月时间间隔的重测信度为0.69。
布鲁奈尔情绪问卷BRUMS[20]。该问卷包含6个维度(愤怒、困惑、抑郁、疲劳、紧张和活力)并且由24个条目构成。 使用李克特五点式的计分方式(0为完全没有,1为一点点,2为中等程度,3为相当多,4为非常多)来回答,采用“你当下的感受如何?”的提问方式。本研究中使用的为23条目的中文版布鲁奈尔情绪问卷BRUMS-C[21](“警觉的”条目由于因子负荷太低而被删除)。
中国人情感问卷CAS[22]。该问卷被用于评估中国人群的积极情绪(PA)和消极情感(NA)。积极情感的分量表由10个积极情感的条目构成(例如,开心、平静和满足),消极情感的分量表由10个消极情感的条目构成(例如,悲伤、情绪低落和无助)。 在从1(几乎没有或全无)到6(极之)的6点式李克特量表上回答此刻的感受。 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在学生群体的科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3和0.87, 在成年群体中的科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8和0.90。
各个样本中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由SPSS 21完成。验证性因素分析由Mplus7[23]来完成。模型拟合评估的指标包括:χ2/df<3表示模型拟合良好[24];CFI和TLI大于等于0.90小于0.95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大于等于0.95表明模型拟合更佳[25];RMSEA不超过0.05代表了模拟拟合良好, 不超过0.08代表模型拟合合理[25-26]。 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合成信度来计算(rho[ρ])[27], 重测信度的系数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ICC)来计算。 采用多组分析来检验测量恒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并采用Δχ2和ΔCFI来评定,其中Δχ2要服从Δdf的分布,看变化是否显著。ΔCFI ≤-0.01表明对相关的嵌套模型的比较时缺乏恒等性[28]。
青少年运动员、青少年和成年学生没有缺失值,成年运动员的缺失值并不是十分明显 (缺失率=0.005%)。 缺失值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IML)来进行估计。 虽然各样本中ERQ的10个条目的峰态和偏态值在-1到+1之间, 各样本中的估计校正指标都显著大于1,因此强健的最大似然法(MLR)估计函数被用于对所有样本的评估上。 相对于非关联的两因素模型以及单因素模型, 本研究的CFA模型拟合指数分析支持相关联的两因素模型 (见表1)。 基于Mplus分析结果中的修正指标(MI),成年运动员的条目1和7设置为共变, 青少年学生和成年学生中的条目1和3设置为共变。
表2报告了情绪调节问卷ERQ在不同样本群体中的标准化因子负荷、误差方差以及截距值。除去青少年学生群体的条目4小于0.30外,其余所有条目的因子负荷都大于0.30, 为保证样本之间问卷的一致性,我们决定保留条目4。 从表2中可以看出,成年运动员和成年学生的截距明显大于青少年运动员和青少年学生。 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学生, 在情绪调节的两个方面所使用的策略也得到了明显增长。而成年运动员和成年学生相比,以及青少年运动员和青少年学生相比, 运动员相对于学生更多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
表3报告了情绪调节问卷ERQ在不同样本群体中的平均数、标准差、合成信度、重测信度以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3中可以看出, 成年运动员的认知评估的平均分高于成年学生,青少年运动员的平均分高于青少年学生,成年运动员和学生的分数总体上高于青少年运动员和学生。在内部一致性信度上,除青少年运动员和青少年学生的表达抑制分量表ρ = 0.58和ρ = 0.59之外,都普遍高于可以接受的ρ = 0.60水平。 重测信度方面,除青少年学生在认知重评上r = 0.43以及青少年运动员的表达抑制分量表上r = 0.44,都高于r = 0.60水平。此外,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表明两种测量并不为零, 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被同时使用, 并且成年运动员和成年学生使用的程度较高。
表1 青少年运动员(n = 520)、 成年运动员(n = 434)、 青少年学生(n = 673) 以及成年学生(n = 921)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
表2 青少年运动员(n = 520)、 成年运动员(n = 434)、青少年学生(n = 673)以及成年学生(n = 921) 情绪调节问卷ERQ条目的标准化因子负荷(λ),误差方差(θ),以及截距值(ν)
表4报告了情绪调节问卷ERQ与中文版布鲁内尔心境问卷BRUMS-C以及中国人情感量表CAS之间的关系。 从表4中可以看出,认知重评分量表与心境问卷中的负性心境显著负相关, 与正性心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此同时,认知重评与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而表达抑制与心境和情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上述结果支持了ERQ的校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采用多组比较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情绪调节问卷ERQ的跨年龄组(12~17岁年龄组与18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测量恒等性进行检验,以便今后进行跨年龄组的比较。 从表5中可以看出,青少年学生和成年学生在构形恒等性 (即没有给任何参数估计设置恒等性)和度量恒等性(即因素负荷等值) 上满足条件,但不能够满足强恒等性(即因素负荷和截距等值)的条件。 同样地,青少年运动员和成年运动员也只满足了构形恒等性和度量恒等性, 没有满足强恒等性。
表3 青少年运动员(n = 520)、成年运动员(n = 434)、青少年学生(n = 673)以及成年学生(n = 921) 的平均数、标准差、合成信度、 重测信度以及情绪调节问卷ERQ 分量表的内部关联系数
表4 青少年运动员(n = 520)、成年运动员(n = 434)、青少年学生(n = 673)以及成年学生(n = 921) 的情绪调节问卷ERQ分量表与校标关联问卷的相关
表5 青少年运动员(n = 520)、成年运动员(n = 434)、青少年学生(n = 673)以及成年学生(n = 921) 的情绪调节问卷ERQ测量恒等性以及总体拟合指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检验情绪调节问卷ERQ在中国学生和运动员群体中的适用性。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了相关联的两因素模型, 并得到了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支持了ERQ与心境和情感问卷的校标关联问卷。最后,本研究支持了运动员和学生群体的跨年龄组的构形以及度量恒等性,但是未能支持强恒等性。
本研究得出的两因素相关联的结构模型与Uphill等[8]以及王力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且在成年运动员和成年学生群体中两个因素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系数。 然而,这样的结果与原始问卷发展[14]以及其他的一些问卷检验得出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两因素不关联的模型结果不一致[15,16]。 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无论是从条目的截距上看还是从认知重评及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上看, 运动员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都高于同年龄组的学生, 同时成年运动员和学生在得分上也高于青少年运动员和学生。 这表明运动员会在训练和比赛中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程度远高于同年龄组的学生, 同时也与训练和比赛中的实际情况一致。 成年运动员和学生的得分高于青少年运动员和学生的情况进一步验证了情绪调节的能力和使用情况会随着运动员和学生的年龄成长而提高和改善[14]。 从校标关联效果上看,认知重评对情绪和心境的调节起作用,而表达抑制的关联并不显著,因此进一步支持了当情绪出现时表达抑制并不能够改善或者缓解内在的负面情绪及提高正面情绪[13]。 这为正念干预中改变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可能更多的是认知重评而不是表达抑制提供了证据支持[29]。 最后,度量恒等性的结果表明虽然潜在因素结构在青少年和成年群体中是保持一致的, 而强恒等性的条件无法满足导致无法直接对青少年和成年群体中的潜均值进行比较。因此,研究者需要谨慎对待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RQ在跨年龄组上的潜均值比较。
本研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虽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信度是可接受的, 但是内部一致性信度并不是特别高。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调查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RQ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同时,也可以检验改编到青少年及儿童版本的情绪调节问卷ERQ-CA[10]在成年运动员以及成年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 其次,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RQ的条目4的因子负荷在四个样本群体中都比较低, 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再次,本研究只检验了情绪调节问卷ERQ在学生和运动员群体中的适用性, 并未对中国的临床人群进行检验, 临床人群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会与运动员和学生群体有很大的不同,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最后,本研究只收集了一次数据。如果能够多次收集数据,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检验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RQ在跨时间上的稳定性[8]。
总的来说, 情绪调节问卷ERQ在中国学生和运动员群体中的有效性得到了支持, 尤其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群体。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能够借助情绪调节问卷ERQ来检验情绪(心境)管理以及正念干预过程中对于情绪(心境)和主观幸福感等的改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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