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畜牧业降成本提效益问题研究

其其格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1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草原畜牧业的主要经营特点是以天然草场为主要基础资料，以逐水草而迁徙的手段来抵御自然灾害的古老而科学合理的传统经营模式。这种被部分现代人称为“方式落后、手段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实际上在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尊重大自然的天然禀性，把自己的行为与大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践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和“人―草―畜”的动态平衡效果。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草畜双承包制”全面实施以来，草原畜牧业传统生产模式由定居（半定居）和舍饲（半舍饲）方式所替代，牧民的生产、生计和生活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80年，Dyson—Hduosn等人在《人类学年鉴》上指出：“关于游牧的浪漫神话已粉碎，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即将成为纯粹的历史。自然环境的演变不足以解释游牧社会的兴衰，周围世界对游牧社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完美地解释游牧现象，因为游牧并不是一种统一的适应模式，因时因地而变化多端。因此静态研究正在被动态研究取代，大量宏观、中观及微观理论正在涌现，强调游牧或畜牧社会的变化过程而不是静止或僵化的模式。他们预言到20世纪90年代，游牧民虽未完全消失，但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定居，典型的游牧将不复存在”[1]。他们的预言如今果真变成了现实，放眼我国所有的草原牧区，基本上已经形成定居或半定居生产、生活模式，甚至出现了更多的半农半牧地区。从原古社会到封建王朝，再到现代人类文明，草原民族、草原人民、草原文化、草原经济和草原生态等所有与“草原”有关的人类活动、经济结构和自然环境一直在变化和发展。当前，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已进入到了重大调整阶段。这里所指的调整，主要体现在草原地区传统畜牧业生产模式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上。事实上，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环境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生产经营方式使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已难以为继，而要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这必然会关系到草原畜牧业“降成本、提效益”这个核心问题。

近年来，草原牧区正在面临着生态和发展双重压力，草原传统畜牧业也面临着必须要实现转型升级的现实问题。这个转变同时也意味着草原牧民的传统生计方式也将要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很多都是“被动性”的，准确地说，草原牧区的传统文化、传统产业和传统生活等诸多传统因素也正在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其中，一直依赖于天然草原放牧的牧区传统畜牧业向舍饲和半舍饲方式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牧区畜牧业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牧草成本、劳动力成本、燃料成本、基础建设和牲畜防疫等多个方面。

2 草原畜牧业生产成本

2.1 牧草成本

牧民畜牧业生产成本逐年上升的客观因素较多，其中包括自然灾害、物价和劳动力成本、牲畜舍饲圈养的棚圈围栏等基础设施,以及牧草需求量增多等。其中，饲草料支出是牧民大宗生产性支出之一，在所有刚性支出中占据着较高比例。牧草支出的大幅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因素。近年来部分草原牧区连续多年干旱（或白灾）导致天然草场不能满足正常放牧，而补饲对牧草需求日益增多，尤其是过冬对饲草料需求量更大。其次，因草原地区生态环保政策（如围封转移、禁牧、草畜平衡等）的全面实施致使牧民对牧草的需求不断上升。随着舍饲和半舍饲的推行和购买牧草支出的大幅上涨，畜牧业的综合成本不断提升。在大部分草原牧区，因没有自给自足过冬草料（干草）的草场和条件，牧民过冬所需饲草料绝大部分只能从外地购买。远距离运输和中间商的加价使牧草成本不断上涨，尤其遭遇自然灾害年份价格会更高。牧草是畜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也是支撑草原畜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物资。然而，近几年因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和超载过牧等人为因素导致草原“三化”现象严重，草畜矛盾突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就是饲草不足。长期以来，畜牧业生产中人们过度强调草地的生产功能，而忽视了它的生态功能，草地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配置不合理，导致系统功能耦合机制失调，天然草地大面积超载过牧而导致“人―草―畜”关系失衡，草地大面积退化[2]，随之而来的是牧草的更加紧缺和价格的上涨。因此，牧民最大的需求是牧草，牧草（尤其是过冬草料）的短缺和其价格的居高不下是制约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国家生态保护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草原畜牧业整体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以内蒙古草原畜牧业主产区之一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例，近年来因持续干旱导致牲畜饲养成本大幅上升。冬春季每只羊每月饲草料支出高达68.4元，喂养期按5个月计算共计342元。2018年，苏尼特右旗一直到6月底都没有降雨，舍饲时间从冬季到夏季长达9个月，一只羊饲草料支出达到了615.6元，中等收入户按300只羊计算，2018年冬春季饲草料总支出高达184680元。再加上其他支出和人工费，牧民基本没有收入，甚至是亏损。多数牧民因现金不足而靠银行贷款或民间借贷解决购买饲草料资金。银行的利率分为几个不同等级，但大多数为8厘左右。按8厘试算，有300只羊的牧户以全额贷款购买草料，光一年贷款利息就高达17729元[3]。如果借民间高利贷，利息会更高。2015年，整个呼伦贝尔市牲畜过冬饲草料缺口约19×104t；2016年，受严重旱灾影响，牲畜过冬饲草料缺口高达67×104t[4]。受灾地区，有些卖草料的中间商为了追逐更高利益，把饲草料以远高于市场价赊销给从银行贷不到款的部分牧民，到第二年再加高额利息回收货款。类似高价格、高利息的双高行为恶意盘剥困境中的牧民，使他们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内蒙古传统牧区调研时发现，畜牧业饲养成本（尤其是过冬饲草料）大幅上升是多数牧民负债累累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内蒙古传统牧业旗——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洪格尔苏木W嘎查，课题组随机入户调研了6户牧民。他们当中有富裕户，也有中等户和相对贫困户。位于中蒙边境线上的W嘎查在整个苏尼特左旗人均草场面积相对较多（人均210 hm2），草原生态保护得较好，牧民生活水平也较高，属于纯牧业的边境嘎查。然而，人均草场面积虽然较多，但不具备自行生产过冬干草的条件，现实情况是当地的牧草（尤其是过冬牧草）依旧严重短缺，牧民每年的牧草刚性支出占据家庭总收入的较高比例（见表1）。

调研数据显示，购买饲草料支出是牧户最大的刚性支出。苏尼特左旗大部分草场以干旱、半荒漠化沙地为主，牧草长势差、密度低，不具备自产过冬草料（干草）的基础和条件，而大量的过冬饲草料只能依靠从外地购买。远距离调运和中间商的加价导致饲草料价格大幅上涨，牧民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入户调查的6户牧民2018年度牧草支出（包括租用草场）中最多的一户高达10.7万元，而最少一户也2万元，加之棚圈建设、围栏修建、雇用羊倌和家畜防疫等刚性支出，牧民养殖成本明显上升。

2.2 劳动力成本

“互助合作”理念是历来草原地区牧民自发组织的民间合作方式。如早期的“古列延”、“阿寅勒”等合作组织以及后来的“苏鲁克”制度等，它是草原牧民团结互助和群体精神的最佳体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其中，像“古列延”和“阿寅勒”等牧民合作方式的最初形成背景是草原民族为了依靠团体的力量去应对严酷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威胁等不可预知的风险。实际上，当时的互助模式除了明确的奴役或雇佣关系以外，普通牧户之间的协作关系一般是平等的，也是不计劳动成本的互助行为。而“苏鲁克”制度则是游牧民族畜牧业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互助方式和经营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牲畜多的牧民将其所有（或部分）牲畜出租给需要租养牲畜的牧民，而牲畜少或没有牲畜的牧民则通过“放苏鲁克”的方式获得牲畜、仔畜以及畜产品等生产生活资料[5]。这种“放苏鲁克”方式，实际上是草原牧民之间互助模式的一种，同时也是有效利用牧区剩余劳动力和帮扶弱势群体（无畜户或贫困户）提升生活水平的最佳体现。

表1 W嘎查样本牧户2018年度牧草支出统计

自20世纪80年代“草畜双承包制”实施以来，以户为单位的“小牧”经济的迅速崛起和牧区草场承包到户等因素，牧区传统互助合作模式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直接雇佣劳动力等市场化模式。在牧区，雇用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收割牧草、基础建设和放养牲畜等基础劳动者，而雇佣者一般都是牧业大户、合作社或部分家庭劳动力短缺的普通牧户。

在草原牧区调研中了解到，在内蒙古传统牧区雇用羊倌的牧户非常多。如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满都胡宝拉格镇M嘎查，超过80%的牧户都在雇佣羊倌。2019年，课题组在M嘎查进行了实地调查，在随机入户调研的20户牧户当中，有18户正在雇佣羊倌，而雇佣羊倌的原因分别是家庭劳动力不足、选择城乡结合生活；户主年老体弱及家庭成员进城陪读子女等（见图1）。

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牧户雇佣羊倌是因为家庭劳动力不足，而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进城陪读子女。在草原牧区，因“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大量牧区中小学和幼儿园被撤并集中在城里，这使多数牧民只能选择进城陪读子女。事实上，大量牧民进城陪读子女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分散了家庭劳动力。因此，雇佣羊倌是多数牧民的无奈选择。此外，部分牧民是因年老体弱等原因雇佣劳动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在城里就业或务工，而自己却不愿意进城投靠子女，坚持经营传统畜牧业。在牧区，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大多数年轻一代不愿意回乡务牧，而大部分老年人也不愿意跟随子女进城。他们因年老体弱，无法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只能雇佣羊倌等劳动力。此外，还有少部分牧民是因为在城里经营商业、餐饮业等实体生意，因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而雇佣劳动力。

在费用方面，内蒙古传统草原牧区雇一名羊倌一年的工资支出约为5～6万元，而雇佣夫妻两人工资会更高（在牧区一般会雇用夫妻两人）。从成本上计算，饲养牲畜数量较多的牧业大户雇用羊倌相对比较划算，因为分摊到羊只数上成本会有所下降，但饲养300只羊以内的中低收入家庭雇佣羊倌的成本明显偏高。通过调研了解到，近年来雇佣劳动力成本占牧户生产支出较高的比例，有些牧户甚至把一年的牧业纯收入全部给羊倌发了工资。现实情况是，因家庭劳动力被分散而有些牲畜少的牧户也不得不雇佣羊倌，从而使家庭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2.3 其他成本

除了牧草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以外，牧民生产成本还包括基础建设、牲畜防疫、牧业机械和燃料油料等诸多刚性支出。其中，饮水设施、棚圈和围栏等基础建设也是牧民较大的生产支出之一。近几年，各级政府部门对牧区基础建设上的扶持力度大幅增加，在牧区棚圈修建及人畜饮水工程等牧民大型基础项目上，政府将负担大部分的费用。但是，上述工程花费较大，虽然政府负担了大多数费用，但牧民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如苏尼特左旗大部分牧区，水资源严重短缺，人畜饮水问题是当地政府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当地，打一口深水井大约需要10万元的费用，其中牧户自己需要承担3万元。当然，上述各种政府扶持项目并不是人人都能申请到的。因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所限，每年批下来的指标并不多，根据牧民的申请和结合实际情况，从嘎查开始逐级上报审核，最终只能批准少数几个牧户。

此外，燃料支出是牧民家庭又一项大宗生产支出之一。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和牧民掌握各种机具能力的提升，牧民家庭现代化机械设备拥有量也大幅增加。机械化设备和新技术在草原地区的广泛应用和普及是传统牧区向现代化迈进的特征之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现代化程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生产技术的变革是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但是，这一切设备的使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物质—燃油。调查数据显示，草原地区的燃油消耗量正在逐年成倍增长。同时，国家成品油价格的居高不下使机械化设备的使用成本不断上升。在苏尼特左旗X嘎查调查样本户中，2018年度人均燃油消费高达1700元左右，其中个别牧户甚至超过了3万元。

3 畜牧业降成本、提效益举措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草原畜牧业，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强化品牌保护，提质增效。畜牧业作为大农业的一部分，在农牧业结构调整、粮食转化增值、安全食品生产、农牧民增收、吸收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6]。众所周知，不同的地理、气候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人类不同的社会分工，但无论是生活方式、生产模式还是传统文化，畜牧业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与农业或其他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事实上，畜牧业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其脆弱的一面，如对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和对成本上升、价格波动等外在市场因素的极度敏感等。除此之外，国家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如禁牧、草畜平衡）的全面实施，对草原传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严格、更具体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降低畜牧业生产成本和提升效益问题成为了传统畜牧业向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3.1 降低牧草成本是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牧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在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背景下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转变牧民的传统生产结构与生计方式，从而改善牧民生活水平。这无疑要触及到牧民传统生活习俗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游牧文化。作为牧民生计的基础，牧区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发展不可偏废其一。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牧民生计相融合将更有利于牧户生计的多元化选择。牧区经济发展离不开牧户这一微观群体，牧民生计状况是牧区经济发展的最终体现。生态工程建设承载了牧民生活与牧区经济发展的双重重任，在微观与宏观层面均有重要意义。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取得生态保护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权益平衡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达到草原生态恢复和牧区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天然草场放牧的减少和舍饲圈养时间的延长，牧民对牧草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降低牧草成本成为提升畜牧业效益的主要举措之一。

3.1.1 农牧业互补方式。农耕和游牧自古以来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人类分工模式和生存方式。然而，随着人类生存所需的大生态系统遭到人为破坏和反复无常的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及物质循环、能量循环的经济发展规律，使农村和牧区相互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尤其是农牧交错地带和半农半牧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实际上，不同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产业上的优势互补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地区丰富的饲草料可有效弥补牧区的短缺，而牧区的肉、奶制品和牛羊粪肥料是农区所需要的。农村和牧区加强合作、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是农牧业互补模式的最佳体现。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区部分传统牧区牧民自发组织的冬季“转场越冬”实例效果显著。如2016年，呼伦贝尔市牧区遭到百年一遇的旱灾，市政府通过上年引导牧民转场的经验，出台了许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牧民牲畜异地转场越冬。灾情期间牧区共有29.4万头牲畜到农区越冬，节省饲草15.6×104t，按2016年饲草价格计算，节约资金约1.8亿元左右[7]。2017～2018年，课题组在兴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乡满族屯嘎查进行了“转场越冬”为专题的跟踪调研，发现该嘎查2017年冬季到农区 （大部分牧民选择到黑龙江省或吉林省农业主产区跨省区转场）“转场越冬”的牧户数达到总牧业户的80%左右。从过冬成本和效果上分析，当地牧民“转场越冬”与原地过冬相比，1只羊至少可节省90～170元饲草料成本，如有300只羊的中等牧户可节省至少3～5万元饲草料支出，这对牧民降低过冬牧草成本、提高牧业收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1.2 政府介入方式。牧草安全关系到牧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广大牧民的基本生计，甚至关系到国家对牧区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畜牧业是我区传统支柱产业，尤其是近年来摆脱对资源经济的过度依存、调整牧区经济产业结构大背景下更为重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内蒙古草原牧区牧草的供应和流通完全实现市场化运营，这虽然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同时也伴随着诸多其他问题的出现，如牧草价格波动大、牧民购买牧草渠道单一、牧草产量不稳定等。其中，牧草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牧草市场的消费者主体—牧民畜牧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因此，为了保障牧区牧草的安全、稳定、低价供应，各级政府应当对牧草的市场流通、产品调度、价格体系、交通运输、市场调节、产业扶持、牧草种植、技术推广、制度规则和供需规划等关键环节进行科学化管理。由政府部门主导干预解决牧草问题是提升牧区畜牧业战略安全和实现生态环保任务的重要保证。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恰恰相反，市场疏导、资源整合和供需调节等关键环节只有政府的行政及法制手段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政府干预并非全方位干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以疏导、鼓励、调节和补贴等形式调节市场供需平衡和保障牧草资源的低价、安全供应。

3.1.3 其他方式。解决草原牧区牧草短缺问题，除了上述农牧互补、政府介入等方式以外，还有远距离调运、人工种草、种养结合和国外进口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但是，不同类型的草原牧区的地理、气候、土壤植被和水利资源等先天性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因此，无论哪一种方式也绝不能盲目实施或“一刀切”，而必须要注重“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比如，曾备受质疑的内蒙古“开垦饲料地”政策，在水资源较丰富的部分农牧交错地带和半农半牧地区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但对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反而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土壤植被极度脆弱的大面积荒漠化草原被开垦种植，因土壤肥力不足和水资源严重短缺而最终导致大部分饲料地被荒废。然而，这些被荒废的饲料地，一部分成为了“三化”现象较为严重的荒漠化沙地。事实上，无论哪一种方式或方法，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牧区最短缺的牧草问题。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解决牧草短缺问题是牧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牧草问题的妥善解决是草原畜牧业降成本、提效益的关键举措之一。

3.2 草原畜牧业增效益举措

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降低生产成本以外，提升产业效益也是使牧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比如引进优良品种、完善生产销售产业链、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发展品牌化效益和提升畜产品附加值等。但是，从草原牧区目前的经营现状来看，牧户联营的大型合作社、个体专业养殖大户等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的民间实体相当少，基本上属于分散经营、单打独斗的零散状态。多数牧区畜产品销售渠道也过于单一，严重依赖当地冷库经营者和外来二道贩。因规模小而经营分散，对市场份额和价格影响力不大，市场主导地位和定价权不在自己手里，对销售价格只能被动接受。相关畜产品的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程度也相对较低，品牌意识不强。实际上，如著名地方品牌“苏尼特羊”的市场认可度和需求量很大，但当地牧民基本上没有受益于品牌效益，原因是商标注册者、开拓市场渠道和高附加值深加工等产业化经营的企业主体大多并不是当地民间组织和牧民群体，而是少数外来企业和商家。他们从牧民手里收购的活羊价格压的很低，与其他地方的收购价并没有区别。因此，对牧民来说，他们只是扮演着整个产业链当中最低端初级生产者的角色，而不是最大受益者。这也是草原地区广大牧民虽然增产但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之一。

3.2.1 引进优良品种是草原畜牧业提升效益的重要举措。在牧区，因品种不同而牲畜的出售价格差别很大。如同样的一头牛，饲养成本差别并不大，但本地牛和改良牛的出售价却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在牧区调研过程中发现，多数牧民对畜种品种的改良意识逐渐增强，他们认为，改良优质品种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牧业收入，是真正实现从“量”向“质”的实质性转变。当然，还有一部分牧民对此持有谨慎的态度，原因是前几年在内蒙古部分牧区盲目从国外直接引进“西门塔尔”奶牛而遭受较大经济损失有关。当时，在引进条件和设施不具备，没有进行前期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呼伦贝尔市和锡林郭勒盟部分牧区大量引进了国外品种—“西门塔尔”奶牛，结果因气候太寒冷和饲养条件及喂养饲料不符合标准等多种原因导致引进的奶牛大量死亡，购买的牧民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引进或改良外来品种时一定要进行前期调研和科学论证，必须重视“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课题组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B苏木调研时发现，当地引进的法国品种“西门塔尔”肉牛就却很好地适应了本地的自然气候和饲养条件，受到当地牧民高度认可，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从2019年底市场价来看，同样的两岁牛，本地牛能卖到9000元左右，而法国“西门塔尔”品种能卖到15000元。在同样的饲养条件下，不同品种的出售价格差距如此之大，这对草原畜牧业提质增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3.2.2 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建设和完善覆盖广大牧民群体的“抱团取暖、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的畜牧业产业链对草原畜牧业实质性提升产业效益和牧民增收至关重要。转变当前牧民单打独斗的零散经营模式，逐步向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以地方品牌和绿色产品主打中高端市场，坚定不移地向有机、绿色、原生态的“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盈利”中高端畜产品跨越，努力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和提高产业、产品的影响力，提升附加值和知名度，改变草原畜产品“优质不优价”的现状和广大牧民目前的最低端廉价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品牌化效益是草原畜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发展潜力巨大。如内蒙古“科尔沁红牛”“阿拉善驼肉和驼奶”宁夏“盐池滩羊肉”青海“茶卡羊肉”等我国不同草原牧区的知名地标品牌对当地畜牧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推进草原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将地标品牌畜产品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破解畜产品低质竞争、综合效益低等发展困境，推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实现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