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张婧雅, 邹敏,2, 孙宏伟,2, 孙昌隆, 朱峻同
1.潍坊医学院心理学院,山东 潍坊市 261053;2.中国ICF研究院,山东 潍坊市 261053
听力障碍是由于听觉系统中某一部位病变或损伤带来的听觉功能衰退以及言语交往困难,主要涉及的疾病有:先天性听力障碍(AB50)、获得性听觉障碍(AB51)、耳毒性听觉损失(AB53)、突发特发性听觉损失(AB55)、遗传性聋(AB56)和听觉突触或神经病变(AB57)[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全球约有4.66 亿人有听力残疾。我国0~6 岁听障儿童约13.7 万,居世界首位。如何促进听障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和良好的社会适应是值得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2]。
听力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由于言语发育迟缓,其在社交、情感等发展方面遇到的困难远超于同龄健听群体,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问题高发。调查发现,听障儿童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分别为16.8%和26.3%。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出现对听障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带来挑战,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退缩、社交活动减少和排斥感[3]。如何有效改善不良的情绪问题,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减少听力损失带来的附加伤害,对该群体至关重要[4]。
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世界残疾报告》[5]《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和预防干预指南: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6]《世界听力报告》[7]明确指出应加强和支持残疾研究,并呼吁干预以减轻听力损失的不良影响,关注听障儿童的心理健康,改善听障者的生活质量。
与健听儿童相比,听障儿童青少年由于听力下降,导致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以及获得适当的心理健康服务时遇到更多的障碍,需要更多的支持[8]。本研究依据PRISMA 指南,针对心理干预对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效果进行系统综述。
对听障儿童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情绪问题的心理干预方法进行整理,并分析干预方式、干预效果和干预结局。本综述的PICO架构见表1。
采用主题词方法,在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3年7月。
英文检索式:(children OR adolescent) AND (hearing impairment OR deaf OR hearing disabilities OR hearing loss) AND (depression OR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中文检索式:(儿童 OR 青少年) AND (听障 OR听力残疾 OR 听力损失) AND (抑郁 OR 焦虑) AND 心理干预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为听障儿童和青少年;②研究设计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③研究目的包括心理干预听障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并且报告明确的干预结果;④中、英文文献。
排除标准:①并发其他障碍(如孤独症、视力障碍等),或健康儿童青少年;②系统综述或Meta分析;③干预结果描述不清晰;④重复文献;⑤个案研究;⑥无法获取全文。
2 名研究人员首先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再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阅读全文,根据获得的参考文献进行补充。文献导入Zotero 6.0。出现异议时,与第3 名研究人员协商,讨论一致后确定结果。提取纳入文献的关键信息:第一作者、发表时间、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干预方式、结局指标、测量工具等。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2 名研究人员采用物理治疗证据数据库(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PEDro)量表独立进行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9]。9~10 分为高质量,6~8 分质量较好,4~5分质量中等,< 4分质量差。
最终纳入8 篇文献[10-17],PEDro 量表评分为6~7分,平均6.5 分,总体质量较好。所有研究均报告点测量和变异值测量,85%以上的被试接受分配的干预方式或控制条件,并提供关键结果衡量指标,8 篇文献[10-17]对被试进行随机分配,所有研究均未对被试、治疗师和评估者施盲。见表2。
表2 纳入文献PEDro量表评分
8 篇文献来自中国、伊朗和泰国3 个国家,主要来自听力言语康复、耳鼻喉科学等领域期刊,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13 年至2023 年,研究设计包括8 项RCT,涉及404 例被试,包括轻度至极重度听力损失的儿童和青少年。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3。
2 项研究以CBT 为基础对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进行干预。肖小静等[10]采用的TF-CBT 包括疾病认知、放松、儿童及监护人创伤叙事、心理辅导、情绪调节与表达等10个单元,在执行中,需要充分结合听障儿童青少年的背景差异,根据不同的文化、情绪和行为等调整适宜的干预措施。Gharashi等[15]对听障儿童进行每周2 h、为期8 周的CBT 训练,以焦虑和抑郁情绪为中心,包括不合理信念的识别和挑战、识别自动化思维、认知歪曲的教学等16 个模块,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情绪状态的变化设定不同的个人目标,针对不同的抑郁和焦虑经历开展练习,在治疗中还可以加入个人技能的练习,帮助制定应对消极事件的策略。
2 项研究通过游戏治疗的方式干预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Nakpong 等[16]根据儿童特点设计互动多媒体游戏,所有听障儿童情绪自我控制、同理心、生活满意度和平静方面都有显著改善。Mahmoodi 等[17]采用团体游戏治疗的方式,把治疗的目标集中于学习、自我接纳、自我控制、提高社交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增强自身责任感,并结合CBT,帮助听障儿童减轻焦虑和抑郁带来的痛苦。
2 项研究引导家庭参与听障儿童青少年不良情绪的改善。许京菁等[11]开展家庭支持教育,通过建立家长课堂等方式干预儿童的抑郁情绪。安秀蓉等[12]采用共享决策引导下的家庭参与管理,以综合课程和个体化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家庭参与管理小组和路径,对社交焦虑情绪进行干预。
2 项研究通过提高听障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增强自信,改善焦虑和抑郁情绪。Pourmohamadreza-Tajrishi 等[13]对男性听障青少年开展情绪智力训练,包括情绪识别、管理和调节自己或他人情绪、人际关系和应对压力练习等12 次课程。Ahmdi等[14]开展自信团体训练,提高听障青少年自信心,理性表达情绪和想法,包括表情练习和社交对话、如何拒绝和应对批评、积极自我形象管理等10次团体治疗,通过提升自信来降低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
2 项研究分别采用SASC[12]和SPIN[14]测量社交焦虑得分;1 项研究采用DSRSC[11]测量被试的抑郁水平,1 项研究采用SCAS[17]测量被试的焦虑水平,4 项研究分别采用SAS、SDS[10]、GHQ-28[13]、TEIST[16]和HADS[15]测量干预前后被试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8 项研究均提供有关干预措施有效性的信息[10-17],结果均表明干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安秀蓉等[12]的家庭参与管理研究和Ahmdi等[14]的自信团体训练研究表明,可以有效降低观察组的社交焦虑情绪。CBT、情绪智力干预和游戏疗法可改善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水平[10-17]。
与同龄健听群体相比,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患病率更高[18-19]。情绪问题不仅影响听障儿童青少年对助听器和耳蜗佩戴的依从性,而且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不良情绪通常持续存在,并有极大可能从亚临床水平上升为临床水平,从而加大教育和医疗的成本[20-21]。鉴于该群体情绪问题的发生存在高风险,有必要开展有效的干预研究。但听力损失并非是造成听障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唯一原因,制定更全面、更系统的干预方案是解决不良情绪问题的根本。
听障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发生的风险较高,这并不能单独归因于听力损失,还与他们的沟通障碍、健康相关问题以及生活环境等有关[22]。言语发展的延迟影响个体沟通交流的能力,使其无法识别交流中包含的音调和音色等信息,无法体会沟通对象所表达的情感,影响自身情感的接收和表达,导致不良情绪的出现[23]。
听力障碍是整个家庭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导致父母与听障儿童青少年之间的关系不佳,教养满意度低。调查显示,听障儿童父母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均低于正常儿童父母,表现出压力过大、社会关系有限和更高的抑郁水平[24]。在听障儿童家庭中母亲作为主要陪伴者,承担更多的育儿压力,使其在儿童养育和康复中产生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25]。母亲抑郁带来的情感忽视等是导致儿童抑郁、焦虑和退缩等内化问题的重要因素[26]。此外,沟通障碍带来的育儿挫败感,使父母在与听障儿童互动中更倾向于控制[27],无法交流需求和愿望,不能理解家庭规则也是听障儿童青少年群体抑郁和焦虑情绪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学校环境下,听力障碍儿童和青少年由于感官受损可能出现学习困难,学习的自律性差、基础知识不扎实等原因使得该群体产生消极的学业情绪,学业成就感低[28-29]。学习成绩是影响学生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听障儿童青少年群体无法在学业上获得满足感也是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重要原因。
家庭是听障儿童青少年康复的依托。在听障儿童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情绪问题的干预中,家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家庭支持教育、家庭共享参与和亲子游戏治疗等[30]。儿童的听力损失是影响整个家庭的创伤性事件,生活状态、沟通模式发生改变使听障儿童父母比普通家庭承受更多的压力,听障儿童青少年家庭中存在教养能力水平和生活质量较低的现象。家庭参与的干预模式有助于帮助家长更好了解孩子的需求,建立积极的亲子互动循环,为听障儿童和青少年创造科学的成长和康复环境。
游戏是儿童的通用语言。听障儿童在游戏中可以不受听力损失的限制,参与到游戏中进行学习和交流,模仿解决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亲子游戏治疗将儿童自身的特征与心理治疗相结合,通过培训家长,使其掌握基本游戏技巧,加强亲子关系,用游戏的方式解决孩子的情绪困扰。在治疗中父母要时刻关注儿童的动态,无条件地接受儿童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真诚表达关心。
准确识别和理解他人的情绪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重要一步。沟通困难和情绪障碍之间存在关系,因此,改善听障儿童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可以从干预情绪调节能力入手。Ashori等[29]采用情绪管理计划,包括情绪的识别和理解、情境选择、愤怒情绪的预防、情境纠正、注意力分散、适度反应等项目对听障青少年进行干预,提升他们的积极情绪定向和情绪管理能力,降低了焦虑和抑郁水平。Borowiec 等[31]采用佩戴骨传导耳机参与舞蹈课程的方式,使儿童在身体的律动中找到表达自我、抒发情绪的机会,用肢体语言体会同龄人的文化,有效提升了听障儿童的自信和自尊。同样,运动也是提升听障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方式,不仅有参加体育项目的成就感,而且还能提高在运动中体会选择和控制事情的能力。Dursun等[32]通过让听障儿童青少年参与滑冰,提升他们的自我概念、情绪和行为状态,并且可改善睡眠质量。
听力损失导致的语言功能缺陷是听障儿童焦虑和抑郁情绪产生的源头之一,在交流时无法准确理解他人的情绪和需求,也无法根据对方的情绪和需求适时调整或恰当表达自己,从而造成情绪与情境不匹配的境况。儿童听力筛查、助听器、中耳炎和脑膜炎的有效管理以及人工耳蜗等干预措施有可能减轻这一负担。多项研究[33-35]表明,人工耳蜗植入及术后康复训练可有效提高听觉障碍儿童的言语识别率,促进其言语语言的发展。由于中度至完全听力损失的负担集中在卫生保健质量和普及性低的国家,因此需要更强有力的卫生保健机制来减轻这些环境中未解决的听力损失的负担[36]。
学龄前是听障儿童康复的黄金时间。研究表明,较早使用人工耳蜗有助于提高言语技能,较高的言语技能是防止情绪问题发生的保护性因素[37]。人工耳蜗植入6 个月至1 年后可降低儿童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行为的水平,心理医师参与耳蜗康复有利于儿童情绪问题的持续改善[38]。有研究对比人工耳蜗儿童与助听器儿童的焦虑水平,发现助听器儿童报告更多的社交焦虑,而人工耳蜗儿童与健听儿童的焦虑水平相似[39]。
本研究采用PRISMA 指南,系统综述针对听障儿童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心理干预方法及其效果。主要的心理干预方法有CBT、情绪智力训练、自信团体、亲子游戏治疗等多种干预方式。心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听障儿童和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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