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神扶贫的实践范式

雷志佳，任 静，夏小华

（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得到彻底性解决。回顾百年来中国的扶贫经验，从“全面灌输”到“精准滴灌”、从物质扶贫到精神扶贫，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扶贫法宝，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中国扶贫事业的终点，恰是开启中国相对贫困问题解决的起点。面对当前仍存在的农村整体环境落后、农业技术发展滞后、农民惰性思想严重等问题，精神扶贫成为未来实现乡村振兴亟待关注的领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群众稳定脱贫和防范返贫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相对贫困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一、反贫困理论：精神扶贫思想形成的主要依据

反贫困理论最早由“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提出，是马克思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帮助广大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产物。他将贫困的内涵归结于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在《资本论》中，他论证了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革命是解决工人贫困问题的必由出路。就物质层面，马克思揭示了“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08。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贫困的程度愈发深刻，造成的不单是物质上的逐渐匮乏，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日益消磨。因而在非物质层面，马克思关注到，“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1］722-723。在资本重压之下，除带来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还有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1］514。“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1］514马克思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由物质贫困产生的萎靡不振、不顾廉耻、意志消沉、道德堕落等一系列精神贫困问题。他强调，反贫困理论不仅要打破传统的物质性贫困枷锁，更要砸碎由此带来的精神性贫困桎梏，真正意义上摆脱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独立自由全面的发展。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贫困治理道路的认识。在精神扶贫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是俄国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他强调，“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意味着随着俄国民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脱贫意识和能力也随之增强，只有从内生动力上处理好脱贫问题，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离贫困。

二、精神扶贫：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独特法宝

中国共产党不仅关注人民物质贫困，也注重精神贫困问题，并做出了一系列积极探索，成为中国取得脱贫攻坚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真实写照。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央政府将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3］。这是对精神扶贫问题的初次探索，成为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实践的良好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事业历经以体制改革为主导的扶贫阶段，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先富带后富”的渐进式扶贫策略；开发式扶贫阶段，改变了以往单纯救济式扶贫模式，实现了“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以人为本扶贫阶段，要求在扶贫事业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既在物质层面支持贫困者，也要在精神层面加入人文关怀，尊重民心，顺应民意；精准扶贫阶段，强调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的精神扶贫新理念。

（一）开发式扶贫：“输血式”向“造血式”方向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扶贫主要采取传统的救济方法，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方式即救济，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现，靠救济只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江泽民同志提出开发式扶贫理论，强调“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大变革，也是扶贫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多年的实践证明，贯彻这个方针，把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的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4］。开发式扶贫强调扶贫要与经济发展、改善生产条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性生产紧密联系；要做到帮扶者与被扶贫的贫困地区农民相结合，一方主动帮扶与另一方主动接受帮扶相结合；在帮扶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帮助被帮扶者扬长避短、合理调配资源，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达到“越扶人越勤，越勤人越富”的开发式扶贫真谛。

为落实开发式扶贫模式，1986年我国实施了“科技扶贫”和“星火计划”，旨在为农业发展输送科技人才，依靠技术促进农村农业经济发展。1994年，针对全国扶贫开发工作，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纲领性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发布的有明确目标、期限、对象和措施的扶贫行动计划。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把科教扶贫、智力开发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在贫困地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绿色证书工程以及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目的在于努力增强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并在1996年颁布《1996—2000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强调要将反贫困工作同提高科技水平与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2001年制定和颁布《“十五”科技扶贫发展纲要》，加强科技对扶贫的政策指导。

（二）以人为本：“物质支持”与“人文关怀”双重并进

自提出开发式扶贫模式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面临着扶贫标准低、扶贫投入与减贫程度不成正比、返贫现象频出等问题。因此，胡锦涛同志基于全球视野，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各阶级群众特别是城乡困难群众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5］。这不仅凸显了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行动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本指向，更转变了重物质、轻精神的传统扶贫模式，旨在妥善处理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使广大人民从物质到精神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为此，严格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将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首要对象。贯彻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扶贫理念，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扶贫成为这一时期精神扶贫的主要内容。大力推进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鼓励群众自主脱贫，动员群众通过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三）精准扶贫：扶贫与扶志扶智有效结合

进入新时代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精神扶贫对扶贫事业的重要意义，且不断加以重视。着眼全局，基于历代领导人对中国扶贫事业所做的努力，前期大面积、区域化的人口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在个别村落、个别农户仍存在绝对贫困现象。同时，物质扶贫固有的短暂性脱贫缺陷使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 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面对“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精神扶贫成为新时代以来中国扶贫事业的显著标识。***总书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青年时期的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认识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摆脱贫困’”［6］。不能局限于单向度的物质脱贫，要改变“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唤醒“弱鸟先飞”的勤劳本质，加上“滴水穿石”的坚强意志，才能彻底告别贫困，走向富裕。***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精神扶贫的重要性。他指出，“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合”［7］；“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8］。精神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是激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是“授人以渔”的方法论指导。只有摆脱精神贫困，才有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纵深发展，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截止到2020年12月，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十三五”期间5 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意味着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在精准扶贫策略的深入贯彻下，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位于湖南湘西州的十八洞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从过去的贫困苗乡发展成如今的小康村寨；2013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 668元，到2019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4 400多元，是精准扶贫前的8.6倍；村集体经济从零增长到200万元。从单向度扶贫到多元化指导，从粗放式的物质扶贫到精准化的精神扶贫，勾画了精准扶贫的完美答卷，为中国扶贫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造血”不足：乡村精神扶贫面临的现实瓶颈

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完全告别了困扰中国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谈到，世界上近80%的贫困在中国消除。然而目睹欣喜变化的同时，反观当前农村现实，物质世界的日益丰富伴随着精神世界的匮乏分外引人注目，农民的“造血”功能普遍尤为低下。

（一）“造血”主体困惑

相较于过去主流的“输血式”救济模式，“造血式”扶贫能够抓住贫困内在源头，彻底根治治标不治本的返贫现象。而“造血式”扶贫的关键在于谁为“造血”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极易造成各主体间相互“踢皮球”，无法准确定位角色，推卸主体责任，直接造成“造血”意识不强。

进入“造血式”扶贫阶段，政府转变为扶贫工作的服务者，根据农民的合理性需求，为村庄的集体性发展、农民的个体性发展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服务；社会组织定位为扶贫工作的支持者，对农民自主脱贫具有鼓励、促进作用；农民本应是新扶贫模式下的主导者，却有多数人习惯于过去的“输血式”救济模式，自认为是扶贫工作的享受者，“等、靠、要”思想盛行，被动接受国家救济，甚至对一系列帮扶政策漠然视之，安于现状，惰性成习。“造血”主体的未固定化使农民不能有清晰认知，自我脱贫意识不强，主动进取心不足，面对惠农政策大多持观望态度，思想保守，无心奋斗。

（二）“造血”环体困扰

相较于城市，农村整体环境相对落后。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基础设施配置缺位，乡村振兴难免变得有心无力，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市场冲击下的农村人文环境中充斥着功利化的价值取向。盲目追求物质财富、从众、攀比之风盛行。如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本是农民工返乡与家人团聚的传统节日，聚餐、交友本应成为亲友间健康的交流方式，但有些地区却掺杂了显摆、攀比等不良风气，渐而形成一系列潜规则，一年的辛苦钱有一半甚至更多花在了过年的要面子、撑排场上。淳朴无华的乡风被扭曲的价值观挤压变形，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贫困。长此以往，何时才能真正摆脱“贫困”之状。

二是良好的帮扶政策与有限的农村环境存在移位。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一贯遵循着因地制宜的基本规律，然而在具体落实中暴露出诸多棘手现象。一方面，好的政策缺少好的干部落实。如驻村干部虽对政策解读极为透彻，但缺乏长期扎根农村的生活经验，对乡村民情、民风、民意无法精准掌握，传统的乡贤治理文化已在时代发展中被遗忘、埋没，新乡贤文化治理还尚未得到认可、推广。而精神扶贫作为一项长期性工程，需相关主体对农民群体开展长期性的调查指导、跟踪服务。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此项工作开展难度颇大。如何挖掘本土人才，成为精神扶贫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好的政策缺乏好的环境支持。一项政策的实施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保障，且贯穿于政策开展的全过程。着眼实际，相较于城市完备的实施程序，农村存在交通不便、设施落后、体系短缺等客观桎梏，主客观因素复加构成农民自主脱贫的积极性受挫，导致他们普遍自信心不足，得过且过心理日益膨胀。他们长期习惯于政府“带跑”的服从性脱贫模式，当需要自己“单跑”时显得无所适从。

（三）“造血”载体困乏

“造血”式扶贫的实现需借助载体支撑。精神扶贫中常见的有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和科技扶贫。在具体扶贫过程中，虽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就，但日益暴露的问题也亟待引起关注。

在文化扶贫中，存在主要问题有：公共文化事业投入不足，部分乡村虽建立农村读书屋等便于农民学习的场所，但后续管理问题存在缺位；文化人才队伍流失，传统的民间技艺被社会埋没，基于综合因素，村民不愿回流乡村从事技艺传承工作；文化惠民工程落实不足，简单流于书本赠送等表面形式，缺乏实质性的文化扶贫举措；文化资源开发不足，针对贫困地区保留的特色民间活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和开展，同质化严重，村民参与性不高，看客现象多见。

在科技扶贫中，帮扶者停留村庄时间有限，农民受教程度偏低。短时间内无法精准把握科技与农业有效结合的种植技能，面对突发状况不能及时准确应对；科技扶贫领域已从农业领域衍生到教育教学、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农民思想保守，对外界信息认可度存在质疑，运用能力偏弱，不会甚至不愿接收新兴事物所享有的便利；科技扶贫市场局限，当前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老幼妇孺成为主要群体，他们习惯于保留已久的传统生活方式，成本高、不确定性强的科技扶贫特点使村民心存芥蒂。

在教育扶贫中，优质教师资源流失严重，位置偏、条件差、补助少、兼职多、晋升难，导致教师不愿留守农村，只能由老教师、临时教师代为授课，教学质量大打折扣；教育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凸显，农村大多数孩子仅享有基础性教育资源，加之父母世代农民出身，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稍显不足，不能给予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初中辍学、外出务工仍是当前农村孩子的普遍出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纵使有“春蕾计划”“千村就业培训”“阳光计划”等教育扶贫工程，但受村民被动学习心态和文化水平的局限，往往流于形式，学完即结束，成效令人失望。思想上的保守，对教育的忽视，使村民无法摆脱由来已久的贫困桎梏，精神贫困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内在因素。

四、“血”“水”相融：助推乡村精神扶贫的实践进路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缓缓拉开帷幕，把全面乡村振兴战略推上进程。基于“造血”不足的精神贫困现状，如何增强“造血”功能，摆脱精神贫困，成为亟待关注的课题。

（一）明晰责任主体，做好思想工作

精神扶贫最根本的是做人的工作。如何让农民积极主动地摆脱贫困，根本在于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从内在源头上调动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明晰责任主体是前提。以精神扶贫为主、物质扶贫为辅是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主要方式。精神扶贫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对责任主体的划分至关重要。农民不仅是帮扶对象，也是实现长久性脱贫的主体力量。首先应让农民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扶贫的享有者，更是扶贫工作的创造性力量。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助力农民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技能，掌握好“捕鱼”精髓，才能有力推动乡村建设。政府应是精神扶贫的指导力量。农民自主性脱贫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动员和科学指导，实现有思想性、有针对性、有支持度的精准指导需要政府调配各方资源，激发农民脱贫动力，提升农民发展技能。社会组织应是精神扶贫的支持力量。农民自主性脱贫的实践离不开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相比过去的“捐赠式”扶贫，如今兴起的消费扶贫使农民更有获得感，主观上肯定了农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客观上满足了自己的实际需要。

做好思想工作是关键。帮扶政策的实施一般具有规划性，坚持从顶层设计出发，为长远利益考虑。在具体开展中，干部在动员工作时存在“乌托邦”倾向，对农民关注的眼下利益重视不够，造成农民与干部之间互不信任，工作难以有序开展。基于此，一方面需增强农民自身“扶志”的坚定信念，摆脱过去“纯粹的物质扶贫只会让贫困户越来越懒、越懒越贫”的恶性循环。辅助农民解读政策内容，将政治术语变得实用化，用实例论证“规划在于一步步发展，建设需要过程”的持续性发展理念，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扶贫工作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村干部和先进村民的积极带头作用。农民存在保守思想，对一项新政策的实施大多持观望态度。积极发动村干部和村内德高望重人士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有助于精神扶贫队伍的壮大、乡村良好风气的形成、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

（二）优化乡村环境，提供外在保障

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离不开对农村环境的优化。

首先，转变农村不良风气，树立正确价值观导向。一是可设置积极的特定活动，替代落后的亚娱乐活动。如针对一年一度的传统春节，村干部可以动员各农户以家庭或者小组为单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积极向上的内容为题材，自行组织设计表演节目，在村委会、戏台等大型场地进行文艺汇演。村民投票选出最佳节目，对其进行精神褒奖和适当的物质奖励，并推送到县、市等参加汇演。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获得感，也可以替代赌博、打牌等低俗活动，营造乡村向善向上的良好村貌。二是要引导农民树立长远发展眼光。很多农民长期从事社会底层工作，在家禽养殖、建筑、家政、销售等行业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但囿于自身专业知识匮乏，难以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化经营，且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仅关注眼前的蝇头小利。基于此，可根据从事的主要领域对发展较好的农民进行系统性培训，帮助他们树立长远发展眼光，培训相关职业技能，为新乡贤队伍的壮大储备力量。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帮扶政策的有效落实。一是改善农村交通物流设施条件，保障农村经济引起来、走出去。建设“四好农村路”，推动城市交通线向村镇的延伸，建立较为成熟的城乡交通网格线，为农产品运输、电商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交通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有助于引进更多的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公共基础设施合理运作起来。搭建“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民自主创业的咨询、办理节省时间和精力。充分解决好与农民切身利益最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告别农村图书馆、乡镇卫生所、垃圾处理站等形象工程，将其存在的实用功能有效运转起来，提升农民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自信心。

（三）整合载体资源，实现合力并进

精神贫困的解决、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文化、科技、教育等载体资源的支撑保障。只有对其合理挖掘和整合，才能助推精神扶贫的顺利实现。

在文化扶贫中，一要发挥文化事业对扶贫的助推作用。处理好“送文化”与“种文化”的辩证关系。“送文化”是对乡村文化扶贫的“输血式”工程，而“种文化”才是文化扶贫工作中的“造血式”目的。文化下乡只能暂时性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只有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文化、特色民俗，并将其以艺术形式呈现，才能扩大本土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农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要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发挥文化产业对农村经济的反作用。文化资源的成熟发展离不开挖掘、投资、润色、宣传等环节，其辐射出来的相关产业前景也非常乐观，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文化产业的建设中，在重拾本土优秀文化的同时，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在科技扶贫中，增加本土科技人才的回流率。一是政府加大对科技扶贫项目的支持度，制定相关的就业创业支持政策，适当对相关企业予以经济补贴，以乡愁情结激发科技人才返乡热情，动员科技人才回流家乡，助力乡村科技建设。二是加强对本土农民的科学技能培训。农民是精神扶贫的主体力量，帮助农民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是科技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在农闲时，以村为单位，定期定质定量开展相关科技知识普及活动，尤其对有创业倾向的农民予以驻村、驻店式指导。三是加强城乡科技企业帮扶工作。发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联合机制，让城市科技型企业作为帮扶者，帮助乡村同质企业经营发展，政府给予该类城市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经济补贴，使城乡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员工互助、管理互带的和谐局面。

在教育扶贫中，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成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总书记强调，“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9］因此，做好农村教育对精神扶贫至关重要。一要完善教育人才引进政策。对入编教师给予基础性补贴和绩效奖励，涉及职称晋升、等级评选等个人发展时给予综合考虑，调动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二要完善村小基础设施建设。配置有多媒体教室、活动器材、兴趣班等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教学设施，保障农村孩子享有基础性教育资源的同时，尽可能满足孩子的发展性教育需求。

五、结语与展望

精神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精神扶贫的目的在于激发农民群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自主致富能力。如何摆脱精神贫困成为我国乡村振兴中需要深化研究的现实课题。笔者通过解读精神扶贫的主要理论依据，剖析中国扶贫事业中开发式扶贫、以人为本式扶贫、精准扶贫等扶贫理念，探寻当前农村精神扶贫仍面临的现实瓶颈，提出必须通过明晰主体责任、优化农村环境、整合载体资源以助推农村精神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将从相关领域，如将教育融入农村的精神扶贫工作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农民的自主脱贫动力等，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乡村在精神扶贫的推动下早日实现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