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罗 潘，刘喜华，李 聪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根据2020年度《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显示①此报告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共同发布。，我国居民家庭财富持续稳定增长，家庭财富指数已经大于100，报告还指出，住房资产和金融投资是促使家庭财富增加的两个主要渠道，其中住房资产、金融投资分别带来69.9%、21.2%的家庭财富增长。由此可见，住房投资、金融投资已成为家庭财富增长的重要渠道。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家庭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成为了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虽然家庭财富在不断提高，并且配置的合理性和权益性资产的比例在不断提升，但我国居民家庭更多的是在低风险的资产配置上趋于均衡。家庭资产配置有局限性，很大程度上受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预防性需求的影响，居民家庭对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现象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1］。

居民在投资过程中承担的市场风险以外的风险被称为“背景风险”［2］，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健康风险是背景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风险会从以下几条途径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增大居民的劳动收入风险、降低居民自身的预期寿命、提高居民当期消费效用值［3，4］。这些都会导致健康风险程度较高的家庭减少风险资产配置，更注重资产配置的期限和安全性，投资选择更倾向于保守。健康风险很难通过资产组合的方式来进行分散和对冲，为了应对我国居民面对的健康风险冲击，政府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其中社会医疗保险是保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鉴于此，本文从防御健康冲击视角深入探析居民家庭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与行为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2017年度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从区域和城乡两个角度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金融知识等人口特征因素［5-7］以及收入水平、财富状况、风险态度、社会网络、信贷约束等家庭层面的因素［8-10］。

关于人口特征层面因素的研究，McCarthy（2004）研究发现，以退休年龄为分界点，分界点以前，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长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也会增加，但分界点以后，年龄的增长却会减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董俊华等（2013）发现婚姻状况会影响家庭对于股票资产的配置，已婚家庭的股票资产配置比例显著偏低，这可能是由于已婚家庭经济负担较大，促使其持有较为保守的风险态度。陈曦明和黄伟（2020）［11］研究也发现，金融教育可以提高家庭金融素养，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提高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持有比例。

关于家庭特征层面因素的研究，何维和王小华（2021）研究发现，整体来看，财富、收入、社会互动、社会保障、教育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有正向影响。Barasinska（2012）发现，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风险态度具有关联，偏向于风险厌恶的家庭，其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比例低。李涛（2006）的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也会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社会互动水平提高，家庭投资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

（二）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学者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文献并不多，整理发现，社会医疗保险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12］：

首先，社会医疗保险能够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通过降低家庭的实际医疗支出水平产生财富效应，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Goldman和Mae⁃stas（2013）［13］研究表明，参与医疗保险的居民规避了一部分医疗支出风险，会增加资产配置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孙晓珂（2020）［14］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够增加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概率，提高其使用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医疗费用，有利于个人及时恢复和改善健康状况，对其收入水平和家庭财富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行为。

其次，社会医疗保险通过降低家庭未来支出风险，促使家庭降低预防性储蓄水平，增加投资风险金融市场的可能。谢勇和沈坤荣（2011）［15］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甘犁等（2010）［16］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带动的消费量占全国的7%，使我国居民储蓄率下降4.34%。

最后，通过缩小家庭风险敞口，进而调整资产整体风险水平，将安全资产向风险资产转移。雷晓燕和周月刚（2010）的研究表明，对城市家庭而言，健康冲击会导致金融资产的收缩，收缩部分会转向安全性更高的其他投资渠道。周钦等（2015）［17］发现在医疗保险覆盖下，家庭未来面临的风险敞口缩小，促使家庭对资产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使其与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综合已有研究发现，这一研究领域在以下几个层面仍存在不足：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现有学者对家庭金融资产影响因素的问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对于社会医疗保险这一影响因素研究较为匮乏。二是在研究视角上，大多仅针对某一地区或全国来进行实证分析，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具代表性或实证结果偏误等问题。三是在实证方法的构建上，现有研究大多选择Probit或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这可能会带来样本选择内生性问题。

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多维度、全方位地探究社会医疗保险这一独立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二是基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具有差异性的国情，从区域和城乡两个维度更全面立体地探究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带来的影响。三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从方法上解决内生性问题，尽可能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二、数据选取、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选取

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的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2017年第四轮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5个县（区、县级市），1 428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40 011户。该数据基于全国家庭的金融微观调查建立，运用该数据产生的实证结果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在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同时还对数据进行了缩尾处理，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或明显异常的样本，最终使用的样本数量是30 800户。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所以选择家庭是否拥有社会医疗保险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户主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所以本文以户主具有的社会医疗保险状态来代表家庭。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家庭金融资产、风险性金融资产、股票、基金、金融理财产品的持有量，金融资产分为无风险和风险性两大类①无风险性金融资产包括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现金；风险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债券、贵金属、非人民币资产、理财产品。。

借鉴卢亚娟（2020）［18］的研究，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健康状况、城乡分类、家庭负债情况、家庭平均年收入、风险偏好等，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表1为本研究在基准回归中所选用变量的描述及赋值情况说明，为了进一步明确上述各变量的数量特征，表2列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和CHFS数据库的划分标准，将数据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3列出了三个区域金融资产、无风险金融资产、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风险性金融资产、股票、基金、债券、理财产品（互联网理财产品、金融理财产品）的参与情况以及均值，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样本值分别为15 668户、8 730户、6 402户。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风险性金融资产仍占据较低的比例，不足全部家庭金融资产的三成。另外，基于区域划分的视角，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均值按东部、中部、西部的顺序由高到低排列，但在风险性金融资产所占比例上，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西部地区稍好于中部地区。

表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位：元

（四）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的方法研究社会医疗保险的持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倾向值匹配方法为分别从实验组和对照组中选择设定条件相近的样本进行匹配，在相似的样本之间得到“匹配估计量”。基于本文的研究诉求，选择的是整体匹配法中的核匹配方法，核匹配的权重表达式为：

其中，h为指定带宽，K(·)为指定的核函数。

在样本数据的处理上，将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家庭设定为a家庭（实验组），未参与社会医疗的家庭设定为b家庭（对照组）。根据选取的匹配变量，估计a家庭成为b家庭的概率，对于每个b家庭找到相应的a家庭作为其反事实的，比较两组家庭的资产配置的差异，并且对差异值取均值，得出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根据匹配后的样本，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家庭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的一般表达式为：

其中，Ni=∑iDi为实验组的样本数，而∑i:Di=1表示仅对实验组样本进行加总。

倾向值匹配需要通过“平衡性检验”，匹配后的样本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可测的控制变量上应该不会产生系统性差异。在后文实证分析中，将分别展示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地区倾向值匹配前后的结果。

三、实证分析

位于不同区域的家庭，由于受到当地经济情况、知识水平、金融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医疗保险的购买情况不同，同时其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也有不同的选择。本文将运用核匹配的方法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表4就区域差异进行匹配，列出了匹配前后各变量均值以及标准化偏差。经过倾向值匹配要求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匹配变量之间无系统性差异，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基本都在15%以内，回归结果可靠。不同区域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的持有对不同区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存在影响但影响并不相同。

表4 东中西部区域倾向匹配前后匹配变量差异对比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家庭，其金融资产总量、风险性金融资产总量、股票资产总量、理财产品资产总量均呈现显著提高的态势，但是对于基金资产总量来说，相比于未参保的家庭，其增长量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来说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基金的收益率相对于股票来说较低，并且由于近年来互联网理财产品等新型理财产品的出现，其方便快捷的特点比传统投资方式更吸引投资者，所以基金资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其他金融资产的挤出。家庭参与社会医疗保险，本身健康风险带来的经济冲击很大一部分得以转嫁，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居民家庭的保护网和降落伞提高了居民家庭的保障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对于资产配置的意愿。

对中部地区而言，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家庭，其金融资产总量、风险性金融资产总量、股票资产总量、基金资产总量、理财产品资产总量均呈现提高的态势，但总体来看，各项金融资产的增长量都低于东部地区。考虑到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本文对于各区域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家庭的金融资产本身就低于东部地区，且各项金融资产增长情况并不均衡，股票资产和理财产品资产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增长水平表现稍差，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家庭资金有限，更倾向于相对保守的投资方式。

观察经济水平稍差的西部地区，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家庭，其金融资产总量、风险性金融资产总量、股票资产总量、基金资产总量、理财产品资产总量均呈现提高的态势。但整体来看，风险性金融资产增长量远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具体来看各项金融资产，基金资产总量仅有很小幅度的增长，可能是由于样本中西部家庭本身就对基金这一项金融资产配置较低，同时受资产数量的限制，为了短时间获得更高的收益，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将资产配置到股票等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渠道上，采取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方式。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指标定义和变量选取的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进一步拓展样本主体的覆盖范围。以居民家庭是否参与了医疗保险为分类标准，再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这里将参与医疗保险定义为“户主拥有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大病医疗统筹、社会互助及其他医疗保险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表5给出了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东中西部地区倾向匹配前后匹配变量差异对比，对比前后的标准化偏差可以看到，经过倾向值匹配之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实证结果变化不大，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中西部区域倾向匹配前后匹配变量差异对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我国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但家庭资产配置还不尽合理的背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从区域视角对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中的样本展开研究，探析家庭参与社会医疗保险行为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会产生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可以从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上直观表现出来。

第二，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存在促进作用。各地区参保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增长幅度均大于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增长幅度，而且对于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保家庭也做出了更多样的选择。

第三，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在区域和城乡上具有差异性。从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规模来看，无论是风险性金融资产还是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都表现出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规模缩小的趋势。同时，受到家庭金融资产基数的影响，在探究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带来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时，东部地区的各项金融资产增长绝对值的表现好于其他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会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带来积极影响，但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还存在着保障水平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难以覆盖大病风险、医保基金投资效率有待加强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提高各地区居民家庭受保障程度，使社会医疗保险能够覆盖到更高风险的家庭。

第二，从供给端出发，加强金融环境和金融产品建设。政府及相关机构应该积极开发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性。相关部门应该抓住家庭参与资本市场积极性提高的机会，鼓励家庭均衡配置资产和线上投资，加强对低金融资产和低收入家庭的理财教育，引导投资者更加合理均衡地配置资产，从供给端出发，为居民提供更多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渠道。

第三，针对我国存在的区域差异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相关部门应更多地关注我国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差异，在平衡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制定更多具有综合考量的社会资源配置政策，使政策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还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家庭金融素养和理财观念的培养，提高金融可及性，满足居民家庭资产多样化需求，进而促进区域间居民家庭致富渠道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