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小说中荒诞特质的表现

秦 宏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200040）

贝克特不仅是举世瞩目的戏剧家，还是杰出的小说家，但是在戏剧的高光之下，他的小说显得黯然失色。其实，他在小说创作上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有评论指出：“即使贝克特一生中只写作了那四部短篇小说和那个小说‘三部曲’，他仍然能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他的小说堪与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1］尽管贝克特后来的创作从小说转向了戏剧，但是其剧作与小说在人物、情境、情节、结构、主题、语言等方面一脉相承，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文性。他本人曾经坦言：“如果你想找到《等待戈多》的来源，就去看一看《莫菲》（Murphy）。”［2］在某种程度上，贝克特在荒诞戏剧上大获成功，是由于借鉴了小说的写作经验。因此，追溯解读贝克特的小说是深入理解荒诞戏剧的前提。

贝克特的小说被评论家冠以“反小说”“先锋小说”“后现代小说”等称号，可见其与传统的小说背道而驰。贝克特解构了经典的情节小说，通过非传统的叙事方式讲述荒诞不经的内容，其小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小说的诞生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的危机密切相关。此起彼伏的战争风云致使人们生活在废墟和恐惧中，没有安全感。人类渴望和平安定幸福，可是这一美好的愿望与脏乱的现实南辕北辙。加缪认为：人们的理想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荒诞的感觉，导致了痛苦。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写道：“荒诞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3］贝克特是当时风谲云诡历史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对同时代人的孤立无援、惶恐不安、悲观绝望有深切的体会，他在创作中用荒诞的手法呈现了荒诞的主题，表现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真挚关注。虽然他从未在作品中明确写哪种恐怖威胁人的生活，但是隐隐约约的威胁无处不在。他的小说和戏剧里没有战争，但却让人感觉到危险四伏，黑云压顶。他不谈政治，但是政治的阴影无处不在，人类生活被不可摆脱的阴霾包围。荒诞性是贝克特创作的本质特征，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人物卑微、环境恶劣、情节弱化、进展无序、主题虚无和语言混乱几个方面。下文将通过剖析贝克特的重要小说《莫菲》（Murphy，1938）、《瓦特》（Watt，1953）及三部曲《莫洛伊》（Molloy，1947）、《马龙之死》（Malone Dies，1951）和《无法称呼的人》（The Unnamable，1953），来阐述作者是如何呈现荒诞性的。

一、人物卑微孤独

荒诞小说消解了传统小说中鲜明的人物形象。由于荒诞作家无意于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而是力图描绘人类的共性，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模糊的。贝克特在小说中经常不介绍人物的外表、家庭、职业、身份、住址，甚至连姓名也随意更换。《莫洛伊》中的主人公莫洛伊没有职业，没有住所，没有收入，依靠老母亲才得以存活。一天，他在去找母亲的路上，因未带身份证被捕。面对警长的询问，他想不起母亲的名字和住址，也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和城市。在《无法称呼的人》中，“我”的身份不断地在变换。“我”曾经是莫菲、瓦特、梅西埃，但是后来却说自己不是莫菲，不是瓦特，也不是梅西埃，不愿意再提起他们的名字，不论是出于被迫、害怕或者其他原因，总之不想再认出“我”自己。后来，“我”又在沃姆和马霍德两个名字之间转换。突然，沃姆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没有关系，马霍德上场了。最后，“我”厌倦了称呼，说随便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好了。这些名字的随意变动，说明了称呼的无意义和人的卑微。在荒诞小说中，名字只是一个代称，它既代表某一个人，也代表所有人。贝克特借此表明全人类大同小异，遭受相似的命运。人物形象的不可靠和不确定令读者感到困惑，使小说产生了荒诞感。

贝克特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往往是身体不健康，有各种奇怪毛病的人。莫洛伊有一条坏腿，出行得靠拐杖或是脚踏车；《莫菲》里的库珀无法坐下；《马龙之死》里的主角起不了床、连挪动身体都困难，女看护摩尔骨骼畸形，浑身发臭。《瓦特》里的主人诺特不断地在招仆人，他喜欢找外形怪异、龌龊邋遢的人照看他。符合要求的瓦特当上仆人后，每天要把主人吃剩的饭菜喂狗，从而认识了养狗的一家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汤姆盲肠疼痛不已，卧病在床；乔患风湿病，残疾；吉姆驼背，又是个酒鬼；比尔失去了双腿；梅夏普是个盲人；乔的老婆患帕金森氏综合征和神经麻痹症；吉姆的老婆浑身脓包；乔的儿子汤姆时而亢奋，时而抑郁；比的儿子山姆半身不遂……与这样的一群人生活无异于身处人间炼狱。

由于身体的缺陷，荒诞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举步维艰。《瓦特》里的哈克特先生说自己没力气，起不了身。莫洛伊起初只是一条腿残疾，渐渐地另一条腿也变得僵硬无力，后来只能匍匐在地上爬行。寸步难行的马龙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只脚踏进了坟墓的他，通过讲故事消磨时间，等待死神。起初他还依赖棍子、勾小桌子来获得食物和尿罐，后来不小心把棍子弄丢了，被迫在床上大小便，最后在饥饿中撒手人寰。小说中这些角色的颓废无力，是现实社会中无可奈何的人生困境的反映。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价值信念的崩溃下，人类的生活无所依托，抗争是徒劳的。贝克特从未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荒诞小说中的人物行动艰难，他说自己不是个哲学家，不探究问题的起因和答案，只是努力呈现，让人们看清楚自己的生存处境。但是，读者可以从这些不正常的角色身上联想到：客观现实中混乱残破的大环境对人类活力的束缚和扼杀。

二、生存环境恶劣

除了竭力刻画人物的渺小残缺之外，贝克特还描绘了穷困脏乱的场景。他在小说中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风云，但是从角色的糟糕处境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动荡给百姓带来的穷困匮乏之苦。莫菲在饭馆里故意找茬，只为占一点点便宜：通过付一杯茶钱，喝掉将近1.83杯茶，尽可能多地享用免费的糖和牛奶。为了饱腹，他别无选择，不得不低贱到骨子里。冬天来了，莫洛伊在身上绑了一张张报纸御寒。他还在实践中发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御寒效果最好，结实无孔，久经考验，放屁也不会使之破裂。与莫洛伊相比，马龙更糟糕，连一件遮蔽的衣服都没有，赤裸裸地躺在被单下，从不梳洗。假如身上什么地方脏了，他就用手指头蘸上点儿唾沫搓揉一番。《莫菲》里的尼瑞揭开床单，身上满是褥疮，就在此时，来访的威利和库尼汉小姐看到了地板上涓涓细流的小便。《莫洛伊》里的主角去看望年迈的母亲，不时闻到臭味，他估计母亲就在裤裆里拉屎拉尿。贝克特通过各种夸张的处理，讨论人的排泄物，展示了生存环境的龌龊。人物居住在肮脏不堪的环境下，何来幸福可言。这不仅仅是小说中角色的生活环境，更是战后残垣废墟的写照。表面上，小说人物生活在一个异化恶心的世界里，实际上，这是对二战后光怪陆离的社会的艺术化书写，高度概括了当时满目疮痍的社会状况。透过荒诞小说，读者看到了一个与现实互为镜像的、不再宜居的世界。

荒诞小说中的人物不仅生活在困窘恶劣的环境下，而且常常心灵孤独。不同于传统小说讲述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下人与人之间密切互动的故事，荒诞小说里弥漫着孤寂荒凉的气氛。在一个失去光明、不可理喻的世界里，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孤立无援之感。贝克特小说中的人物就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一样，对生活没有向往、对他人没有兴趣，独自前行。《马龙之死》里的精神病人麦克曼，不时地玩失踪，一开始闹得人仰马翻，后来人们发现他总是躲在同一个地方。此后，每当需要找他时，精神病院不再出动众多人马，护工勒缪尔一人胸有成竹地走向一个灌木丛——麦克曼为自己挖掘的巢穴。不止于此，两人还经常一声不吭地待在那里很久才回来。护工和精神病人一样，都厌倦了喧嚣的尘世，渴望安宁自由，哪怕只能享受片刻。《莫菲》里的西莉亚父母双亡，从小和爷爷相依为命。当爷爷不赞同她和莫菲交往后，西莉亚搬了出去。多年来，爷爷每周六固定去公园里放风筝。有一天，西莉亚与男友闹矛盾后，想起了爷爷，在一个周六悄悄去了公园。可是一直等到公园关门，她也没有看到爷爷。看来老人是出事了，但是孙女始终没有去探望他。在荒诞小说里，亲人之间尚且没有多少温情，更不用提陌生人。《瓦特》里，瓦特一大早在冷清的火车站买了车票。车站三位工作人员并肩走的时候，中间一人突然停下脚步，告诉身旁两位同事，刚才买票的顾客不见了。三个人互相看看对方，然后望向前方，一声不吭，小说就这样结束了。虽然作者没有写瓦特的结局，但是一个大活人在火车站里消失了，定是凶多吉少，而车站工作人员却对此漠不关心。这些看似冷静客观的语句，掩盖不住作者的悲天悯人和愤慨之情。人的生命，本应无价，但是在残酷的世界大战面前，被视如草芥。战后，现代人的心理创伤一时难以治愈，对生活丧失热情，对他人没有关爱。西方文明衰落，道德信仰崩塌。在荒诞小说里，现代世界仿佛是一个冷冰冰的肮脏废墟，人际关系只剩下利益算计。《无法称呼的人》里的“我”没有四肢，只剩一个脑袋露在瓦罐外，脑袋上面满是脓包，叮满了绿头苍蝇。作者通过刻画外形上的畸形儿，揭露了社会对人的摧残和异化。“好心”的饭店老板娘，有时往“我”嘴里塞一块肺片，或是一块骨头；大雪纷飞时，往“我”头上扔一块挡水的篷布。可是她的行为不是出于善心，而是出于“我”有利用价值。老板娘把“我”当成广告，在“我”的立锥之地做了一个装饰性的彩色灯笼，招揽顾客。由于人际关系的隔阂与冷漠，人不得不寻找低级动物为伴，《瓦特》里的主人诺特先生和仆人瓦特之间没有进行过任何对话，从不交流。更惊人的是，瓦特最好的朋友不是人，而是老鼠，让读者不禁感慨曾经满怀温情的世界变得如此陌生冰冷。贝克特笔下的人物鲜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往往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荒诞小说通过描绘人们孤立无援的境遇，表现荒诞的生存状态，切实地揭示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痛苦。

读者在贝克特的小说里不仅看不到淳朴的亲情和友情，也找不到普世的爱情。他们不歌颂尘世间相知相守的爱情，反而嘲笑戏弄这一宝贵的情感。此举看似荒谬，实则说明他们看透爱情的虚妄，对生活的热忱化为灰烬。尼瑞原本对库尼汉小姐爱得发疯，突然发展到懒得讨厌她。当他再也不爱库尼汉小姐时，他发现自己瞬间自由了。莫菲找到工作后，毅然离开女友，不告而别。莫菲最后一次回到两人同居的地方，只是为了取回心爱的摇椅。他喜欢把自己绑在摇椅上，在摇晃中驰骋思绪，获得精神自由。莫洛伊说如果人们去掉睾丸，他也不在意，他对男性视之如命的器官，弃之如敝履，隐含着对人的嘲弄和蔑视。所谓男性的尊严，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爱原本是人的美好属性，但是众多荒诞人物丧失了爱的能力、动力和欲望，他们不期待、不追求、不相信美好的爱情，而是选择生活在无爱的世界里。精神世界的自我封闭，阻断了与外界的沟通，致使生活中缺少温暖和关爱，人类愈加孤苦无依。人本是群居的动物，但是荒诞小说里的诸多角色宁愿独处也不合群，凸显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人情的淡薄与社会的荒芜。

三、情节弱化无序

荒诞小说不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贝克特的作品里有故事，可是这些情节的故事性不强，缺乏戏剧性。“在对故事情节的要求上，普鲁斯特比福楼拜要弱些，福克纳比普鲁斯特要弱些，贝克特又比福克纳要弱些。从今以后，是其他的东西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讲故事已经不可能了。”［4］贝克特的小说几乎没有涉及引人入胜的故事，大都是角色独白、瞎想、唠叨无聊的琐事。《瓦特》讲述了仆人瓦特到主人诺特家干活的故事，其中仆人的猜想占据了小说中很大的篇幅。瓦特从为主人做饭菜想到了十多种可能性，从狗吃掉剩饭剩菜联想到养狗，从对狗的浓厚兴趣中，对狗主人林奇一家进行了探究。这些复杂的推测把瓦特的生活塞得满满当当。荒诞人物就这样陷入一个接一个的遐想之中，永无止境。这些猜想看似是个庄重的话题，实则毫无意义。人物越是一本正经地深思熟虑，越是显得荒诞可笑。对此，米兰·昆德拉解释说：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思考琐事对人物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对情节的开展没有任何帮助，然而这正是现实生活的如实呈现。贝克特的荒诞小说鲜明地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无聊虚妄。

在荒诞小说里，人物的推测和判断经常出错，或者是百思不得其解。逻辑推理的不可靠也表现了作品的荒诞性。《马龙之死》里的萨泼斯卡先生和太太始终搞不清自己儿子的岁数，即便拿出登记簿核查，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弄错。贯穿《瓦特》的线索是瓦特到诺特先生家当仆人的事。直觉告诉瓦特，他首先要在一楼给主人干一年活，然后到二楼再做一年。为了证实这一猜想，他不停地思考揣测，小说花费长达七页篇幅来写他的推断。可是他的苦思冥想纯属徒劳，因为他的干活时长和地点，无法通过理性来计算推测。《无法称呼的人》的叙述者在发了一通胡话后坦言，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荒诞小说里，人物说话颠三倒四，思绪天马行空、漂浮不定，这些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和胡思乱想为读者理解小说设置了重重障碍。小说里的逻辑推理都经不起推敲，再次说明生活中充满了不可靠和不确定的因素，世界是荒谬未知的。

贝克特的小说不仅缺乏传统小说的扣人心弦的情节，而且讲述的内容也往往与常识相悖，不合逻辑。《瓦特》中的仆人瓦特到诺特先生家工作，他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门的，后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离开。他在打工期间，从未和主人诺特说过话，只听过主人和鸟唧唧啾啾，用奇怪的声音交流。他有时在门廊里或在花园里瞥见主人，但奇怪的是，主人会变形，每次外貌都不一样，荒唐得难以置信。在《马龙之死》中，佩达尔夫人出于一片善心，组织了精神病人远足的活动。按常理，外出的潜在风险是精神病患者发病。但不可思议的是，护工勒缪尔突然在旅途中，用小斧头砍死了另外两个无辜的护工。这些内容看似荒诞，实际上映射了人类生活真实的一面，生活中反常怪异的事物比比皆是。贝克特通过叙述诸多莫名其妙的事件，表明生活的荒诞可笑和命运的神秘莫测。变幻莫测的人生旅途使人们精神变得焦虑紧张、惶恐不安。

四、思想悲观虚无

贝克特受叔本华的影响，形成悲观的人生观。生存环境的恶劣，社会的荒谬无理性，再加上同胞之间的隔阂封闭，生命成了一场苦旅。贝克特坚持认为在一个荒诞的社会里，人的挣扎是徒劳无功的。许多人一直在奋力拼搏，可是生活中一个偶发事件，就毫无征兆地抹杀了他们之前的辛苦付出，结局是一场虚空。《马龙之死》里描写了爱德蒙的母亲拣豆子。她把桌子上的豆子一粒一粒地分成了两堆，但是莫名其妙地，她突然狠狠一撸，把两堆豆子混到了一起。就这样，母亲刚才的工作成果瞬间化为乌有。在《莫洛伊》中，探员莫朗接到指示去解救莫洛伊。他执意带儿子一同上路，最后却被儿子孤零零地抛弃在荒野中。信使突然到访，告诉他停止搜救莫洛伊。他为了完成任务离家，失去儿子，腿脚受伤，历尽艰难，最后得到的指令却是救援工作结束。一句轻飘飘的突如其来的话就把他的辛苦化为乌有，他的努力和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莫洛伊在寻找母亲的路上历经艰难，刚开始他有辆脚踏车，后来他使劲推呀拽呀，车轮就是不转。于是，筋疲力尽的他放弃了，扔掉车子，借助拐杖，沿着直线，日复一日，慢慢朝着母亲的方向挪动。可是谁知道他的努力是否有效？小说结尾写到他看见一座城市、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但不确定母亲是否在那里。在贝克特的荒诞小说里，故事的发展不是直线，也不是曲线，更像是一个圆形。事件往往在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原点，一点进展也没有。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就像小说里的角色那样，苦苦挣扎，期盼有一天得到幸福。但是无形的上帝之手，仿佛在戏弄众生，让他们不时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使先前的努力化为泡影，人生奋斗也变得毫无价值。

五、语言啰嗦模糊

荒诞小说的语言也非常独特。贝克特精心设计了啰嗦、不连贯的语言。小说里冗长唠叨、支离破碎的句子，让人不堪卒读，产生了荒唐之感。《瓦特》中写道：瓦特的前任在离开主人的家之前，作了如下简短的陈述。但是所谓“简短的陈述”长达28页！贝克特还喜欢把一件事啰嗦半天，颠来倒去地讲。比如，尼克松先生反反复复地说自己不知道，“我真的一无所知，尼克松先生说道。完全一无所知，尼克松先生说道。跟您说，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尼克松先生喊道。一无所知。”［5］瓦特描述自己轮流吃洋葱和薄荷的情形，整整重复了八遍。这一长串台词，若在表演中，朗诵出来将获得满堂喝彩；但在小说中，阅读起来让人头昏脑涨。贝克特重视声音效果，力图在小说中留下富有音韵的文字。可是有多少读者在看书时大声朗读，享受语言音韵带来的美感？现实生活中，人们正如作品里的角色那样说了太多的废话，在喋喋不休中打发时间，做了一件又一件无聊的事情。理想中高尚的人生就这样消磨在无意义的说话和琐事中。

除了啰嗦，贝克特小说语言的另一特征是含混。他的小说充斥着许多莫名其妙的独白。翻开贝克特的小说，许多语句前言不搭后语，表述相悖，意思无法明确。《瓦特》里写诺特先生的一个仆人即将离去。他穿戴好了，拿着拐杖准备上路，然而，作者马上加上一句：可他头上没戴帽子，手里也没提行囊。那么，他到底有没有穿戴好呢？作者不予解释，让读者去猜测。《无法称呼的人》里也出现许多逻辑不通的语句，例如“我不明白，这就是说我明白”。这些前后矛盾的、缺乏理性的叙述体现了小说的荒诞性。纷乱的语言无法实现有效沟通，不能传递可靠的意义，人类就生活在混乱孤独之中。荒诞小说里的人物经常存在沟通障碍，难以通过言语交流。瓦特有时去找隔壁邻居交谈，可是他说话颠三倒四，毫无头绪。《莫洛伊》中的主人公很少开口，因为他觉得把话说出来太困难了。莫洛伊的母亲发音不清，莫洛伊也不想听她唠叨，以轻敲她的脑壳的方式来跟她交流。母与子，本应是世界上最亲的人，但是却生疏得无话可说。亲情关系在荒诞作家笔下变得苍白单薄，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追本溯源，现代社会是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贝克特不信任语言能准确地传情达意。他的小说语言从重复唠叨、意义含糊，最后进化到沉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批判了社会的冷漠，展现了生存的荒原。这种累赘、模棱两可的语言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困扰，令人不忍卒读，造成了作品的受众范围较为狭窄。许多作家声称没怎么读过贝克特的作品，例如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六、小结

概而言之，贝克特的荒诞小说大都发生在一个非具体的、似是而非的环境下，通过费解的语言和无序的情节，拼贴出一个个边缘人物异化的、与社会疏远的生活困境。它们尽管与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故事情节、结构逻辑、语言表达相去甚远，但是没有脱离小说是对生活的模仿这个基本原则。荒诞小说只是表面看起来陌生化，实际上，把握住了人类生活的荒谬特征，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形而上的揭示。尽管由于情节淡化、结构无序、逻辑混乱和语义含糊，荒诞小说读起来令人困惑乏味，甚至是望而生畏，但是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因为它们致力于真实地反映人类的荒唐、可笑、孤独、困惑、无助和失败，并敢于直面苦难的人生，尝试着在荒诞的尘世间追寻生活的意义。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贝克特后来从小说转向了戏剧，但始终延续了早期创作的主题——描绘荒诞的世界。贝克特是带着喜剧的面壳，骨子里是悲剧性的［6］。虽然捕捉并书写出非理性的世界很难，但有良知的作家有坚持继续写作的责任。贝克特用一生为践行这一责任做出了完美的阐释。荒诞是贯穿贝克特作品的基调，从小说延续到了戏剧中，为荒诞戏剧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震撼了世界文坛，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