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评析文化复古论——学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崔 洁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4）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紧紧围绕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繁荣兴盛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就“新时代为什么要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什么样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怎样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问题开展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一些学者对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理解出现了偏颇，他们“往往以复古心态理解文化复兴，无视历史上的挫折和教训，一厢情愿地美化过去的东西；倾向于把传统文化看作是某种现成的结果和模式，主张以某种过去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因而有意无意回避当代中国人构建自己当代文化的权利与责任”，[1]学界将其定义为文化复古论。文化复古论的出现，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当前尘嚣日上的西化思潮与文化虚无主义的反思和抗争，但是过犹不及，文化复古论主张者在其观点中体现出了厚古薄今甚至是优劣不分的形而上学思维趋向，他们的观点既是对***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精神的误读，又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应予以反驳。要明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要复古传统文化，而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亦不是要复古传统文化，而是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文化复古论在理论上是不合逻辑的，在历史上是没有成功先例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具备可行条件的。

一、理论视角的评析：文化复古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从理论视角来看，文化复古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后文简称《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421《宣言》中所提到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指的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对立之上的旧的私有制关系，传统观念则包括为旧的私有制关系服务的传统文化。在论及“两个彻底决裂”时，马克思恩格斯用了“毫不奇怪”作为连接词，一语道破了“两个彻底决裂”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传统所有制是传统文化的存在基础，与传统所有制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为传统所有制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辩护，因此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必须与为其服务的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同传统文化的决裂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变革基础之上的决裂，因此要同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必须要彻底摧毁传统的所有制关系。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其一，观念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后就势必会获得与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相对立的某种特殊利益。在这种特殊利益的驱使下，它必定会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即恩格斯所说的，“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3]609由此可以判断，同传统观念的决裂势必会比同传统所有制的决裂经历更长更艰难的历史时期，甚至其中“一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2]421其二，思想家们建构意识形态时所使用的“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3]643即后代人以先驱们的观念材料为出发点并把从前代人那里继承的材料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进而发展成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新的意识形态往往都具有可以追溯的历史轨迹。对此，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4]708由此可见，当旧的所有制关系被消灭后，旧的残余的观念形态依然会在一定时期内以一定的形式继续存在，然而随着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被消灭，那些不合时宜的文化观念形态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观可以判断，《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思想所要求的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非指的是要割裂全部传统观念的历史发展，否认其历史继承性；亦不是要割裂传统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交叉影响，否认其相互联系性；更不是要“一刀切”地全盘否定或消灭一切传统观念，而是要在准确理解、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传统观念进行辩证地取舍，即要坚决克服那些与当代文化不相适应、与现代社会不相协调的旧观念，传承发展那些与当代文化相互适应、与现代社会相互协调的有价值的观念，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使其为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服务。当前我们对传统文化同样要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既不全盘否定，又不全盘肯定，不以复古的心态妄图去复兴一切传统文化，也不仅仅以“向后看”的姿态不加甄别地美化一切传统文化，而应以发展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坚决与一切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落后糟粕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二、历史视角的评析：文化复古论不符合历史文化发展趋向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趋向早已证明，文化复古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复兴古文化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但无一成功。以儒、释、道等为代表的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中国历史和人民影响最为深重的是儒家思想。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一生主要的事业是整理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但是他整理前人文化成果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集中起来梳理，而在于通过整合、改进过去的文化从而更好地引导、规范其所处的现实社会，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孔子所处的社会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由“礼乐、征伐由天子出”转向“由诸侯出”。旧的秩序规则已被打破，新的秩序规则尚未确立，各国征伐不止，已经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见到季氏“八佾舞于庭”，愤而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因为季氏对传统秩序规则的违悖和挑战。因为“鲁隐公考仲子之宫初用六佾……季氏大夫当用四佾”，[5]而用八佾是明显的僭越行为，而且公然在“庭内”使用，性质更为恶劣，这激发了孔子重建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志气。孔子致力于先王礼制文化的收集整理以规制当时的现实社会，其行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文化保守主义行为，但究其实质来看，孔子并非是纯粹地去复古或复刻前人的文化。他在整理前人文化的过程中也着重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依据社会现实对收集的材料加以修正改进。例如孔子删《诗经》、编《春秋》、作《十翼》、批《易经》，这些都可以看作其依据现实对先前文化所进行的批判性扬弃。正因如此，尽管孔子生前没能看到其学说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但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发展且影响力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了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孔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为我们当前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即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并结合现实条件对其进行解构，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行转化与发展，而不是一味去复古传统文化。

近代一百七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也证实了文化复古论的不可行性。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进中国，而且使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也随之渗入中国，与此同时，建立于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传统文化也开始受到冲击，甚至“中国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6]11甲午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对西方的学习从科学技术领域转向政治文化领域，仁人志士转而开始寻求变法维新，“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但它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顽固思想却仍是尖锐敌对的”。[7]虽然就当时的争锋结果来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看似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但从历史长河的大视野来看，两种敌对思想争锋的结果最终是新思想战胜了旧思想。这也说明，无论过程经历怎样的曲折或面临怎样的障碍，那些顺应历史发展趋向的新文化最终是能够战胜逆历史发展的旧文化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走上了为时不久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此后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帝制，而且也为西方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坚固的传统文化堡垒随之被攻破，由此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不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的合理性遭受进一步挑战。尽管随后出现了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并企图复古传统文化的闹剧，但是，在民主共和观念和近现代文化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复辟蓝图早已失去其原有的文化根基，因此其复古闹剧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随后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6]58，据此掀起了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破除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传统文化，新的文化时代开始到来，旧的文化再无复返之地。“五四运动”为中国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送来了科学的理论武器，直到现在，我国文化也一直是沿着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前行，而不是沿着相反的道路往后退。总而言之，任何使中国文化发展向后转的文化复古行为都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文化复古论是不符合历史文化发展趋向的。

三、现实视角的评析：文化复古论不符合现实条件

从现实视角来看，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决定了其文化结构而不是相反，因此应且只应该依据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不是预设一种文化并为之裁剪相应的经济政治结构。中国古时的传统文化发端于封建社会所有制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孕育于殷周时期，雏形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发展完善①徐明仪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将中国文化史分作四个时期：一是萌芽期，上古至西周；二是奠基期，春秋战国；三是成熟期，秦至明末；四是转化期，明末至“五四”，本文是在该分期法的基础上加以论述的。，是典型的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文化。而当今的中国，从经济制度来看，早已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所有制关系已不同于古代传统文化过去曾经依赖的那种封建所有制关系；从政治制度来看，早已构建了当前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具特色与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政治制度已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文化所代言的封建专制制度；从社会治理来看，早已进入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新时代，社会治理已不同于古代社会那样主要依靠个人意志进行治理的人治时代；从文明发展阶段来看，早已超越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进入现代工业文明阶段；从世界形势来看，早已由互相隔绝、独立发展阶段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从文化发展模式来看，早已由文化单一稳定发展到范式不断转换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分析古今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明及文化等的不同，绝不是说传统文化已失去其时代价值，而只是强调，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成分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不合时宜性。正如***总书记所说的，“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8]因此对待传统文化时应该要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变化和需求进行有甄别地区分。

文化的发展既有其依附性又有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4]694这种反映论背后潜在的话语是说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就是说既可以从文化发展的逻辑去探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又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探究文化发展的线索。当一定文化所依托的经济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时，文化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可行性角度讲，失去赖以依存物质基础的文化在新的所有制关系中是不可能复古到本来状态的，从意义角度讲，新的所有制关系需要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而没有必要复古那些建立于旧所有制关系基础上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是有自己独立道路的，其道路不仅受现实社会的制约，还要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限制，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解释了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发展不同步、不平衡的问题。文化的两面性反映了文化发展的三个向度，其一是历史向度，新的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对已有文化的扬弃，因此可以从现存的文化去探求已经消失的历史的文化；其二是现实向度，文化是对已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可以从现存的文化探知现存的政治经济，而不是要从历史的文化探知现存的政治经济；其三是未来向度，文化的发展是单向度地向未来发展的，因此使文化发展“向后转”的观点和行为无疑也是不合适的。文化复古论更执着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向度，而忽视了现实向度，且有违文化发展的未来向度。综上所述，文化复古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又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向，而且也不符合现实条件，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四、新时代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

2017年1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体现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厚植中国历史文化根基的时代特征，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深沉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时俱进的发展眼光和改革建设的实践之需，为我们在新时代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

首先，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曾着重强调：“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9]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鉴别和扬弃的历史。没有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包容和滋养，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阐发，就不会有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非是要丢弃或割裂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处理好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并结合时代条件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地取舍，不能数典忘祖、全盘抛弃，也不能厚古薄今、全盘接受。对不合时宜的落后文化，坚决抵御和克服，对符合时代要求的向上向善的优秀文化，坚持继承和创新，并以当前的新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任务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使之与新时代新文化相融相通，从而推动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再次突出强调，“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10]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1]党的领导既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保证，又是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保证，因此，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和文化事业的领导，要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牢牢掌握党对文化工作和文化事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始终坚持文化工作和文化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积极贯彻党对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宣传党对文化工作的重大分析判断，坚持改进创新党对文化事业的理念、手段和工作，坚决抵制“去领导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各种虚无思潮，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观念，从而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次，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就要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2]新时代的中国不是“飞来峰”，而是在对历史中国的延续与改革中发展而成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逐步磨砺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2]603五千多年从未断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力量之源，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源。

从微观层面看，传统文化中的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等思想精华和“重义轻利、谋财有道、制欲图治”等谋财之道，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启迪；从中观层面看，传统文化中的扶危济困、孝老爱亲、敬业乐群等道德精髓和求同存异、正己修身、简约自守等人文精神，为推进社会德治、改造社会风气、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民族精气神提供了重要借鉴；从宏观层面看，传统文化中的“忧国忘家，捐躯济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英雄气概和报国情怀，为中国人民自觉投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信念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明确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不是妄自尊大，而是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尊自觉自信；不是唯我独尊，而是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增强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最后，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坚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曾提出，“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传承与升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形成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因此，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予以重视。新时代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评判传统文化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各个方面，不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引领作用。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