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

王晓菊，徐 加

（1.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48；2.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

王晓菊1，2，徐 加1

（1.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48；2.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瞿秋白。在党的幼年时期，中国革命十分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瞿秋白积极从苏俄引进、翻译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中不断探索实践，寻求解决当时中国革命和道路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但如此，瞿秋白还将革命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工、整理、创建成理论，他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瞿秋白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开拓性的贡献。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来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三个基本步骤：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二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并取得成功；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理论进行加工、整理和创新。［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智慧贡献的过程，其中凝聚着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瞿秋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在中国革命十分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的党的幼年时期，从苏俄积极引进、翻译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探索解决当时革命和道路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瞿秋白还将革命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工、整理、创建成理论。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开拓性的贡献。

一、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具备的首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被大批中共党员和广大群众所了解和接受。瞿秋白在翻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奠基人。

（一）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积极地参加反帝爱国、改造社会的思想运动。1919年11月，瞿秋白与友人在北京创办了“抨击旧社会和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旬刊。他在当时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的影响，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的改变，当时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两个组织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2］，从那时起瞿秋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

（二）深入俄国

1921年5月25日，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带着报道研究社会主义新俄国的任务抵达莫斯科。在俄期间，瞿秋白利用自己的俄文优势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大量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经典著作，同时也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活动：1921年3月8日至16日，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并报道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同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瞿秋白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后，他加入了苏俄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2年11月，瞿秋白与应邀到彼得格勒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朝夕相处，会后应陈独秀之邀，一同回国开展共产主义的工作并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

赴俄期间，瞿秋白实现了自身感性与理性认识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转变，最终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批进入苏俄的中国先进分子，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经验以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他将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联系起来。瞿秋白开辟的苏俄传播渠道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3］它逐渐取代了以李大钊、李达等为代表的日本渠道，以及以蔡和森、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西欧渠道，最终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而且熟悉俄文、英文的瞿秋白用中国人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马、恩、列、斯的相关著作，更有利于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准确理解及其精神实质的把握。例如1927年瞿秋白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读物《历史的唯物主义》、《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无产阶级斗争之战术与策略》等等。［4］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英德纳雄纳尔”的唱法至今仍被沿用。

瞿秋白归国后不但引进、翻译马克思主义，还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初，瞿秋白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担任《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的主编，并参与中共中央第一份正式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这些刊物向读者大量介绍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瞿秋白扩大对青年学子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但参与大学创办而且主讲“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等课程。另外，瞿秋白在1927年亲自编定的《瞿秋白论文集》第七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中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瞿秋白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继李大钊之后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人物。瞿秋白通过种种努力，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共产国际的疑虑和误解，加深并促进了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及更加迅速广泛的传播。

二、实践中的革命探索

（一）革命中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复杂形势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他较早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中国革命道路和重大问题，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卅运动后诸如革命的性质前途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23年瞿秋白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1925年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对陈独秀消极对待武装斗争和向资产阶级拱手让出革命领导权的机会主义独裁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由此整顿了党的混乱思想，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1928年瞿秋白对大革命中革命形势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在党的六大和1931年再一次坚持了中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并陆续论述了对于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关于中国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关于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问题。因瞿秋白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的很多思想直接指导着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实践中的挫折

瞿秋白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八七会议的召开，使瞿秋白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也不得不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路线行事。由于他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建设新社会的急切心情，导致1927年提出了革命对象包括中国资产阶级，还提出了“无间断革命论”，认为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可以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导致了教条主义和跨越阶段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先后失败，瞿秋白很快放弃了错误理论的指导。

瞿秋白虽然主张团结并发动农民，却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仍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但他在执行“城市中心论”革命总策略的同时，又很快逐步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区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瞿秋白在革命实践中领导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和挫折中的教训，使理论研究始终与革命实践同步发展，他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革命经验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单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更重要的是把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根据变化了的实践推进新经验的理论总结。［3］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革命既缺乏实践经验又缺乏理论指导的艰难幼年期，成为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先锋。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完整性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从瞿秋白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第一次以较为完整、系统的形态出现。李大钊和陈独秀主要从唯物史观角度介绍，侧重于阶级斗争理论，而瞿秋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线索，其中哲学理论最为系统、全面和完整。

（二）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先河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但需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更需要对这些基本理论进行适合民族文化和心理特征的加工和改造。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方面的加工、整理、改造也做出了重大而较为成功的贡献，例如他的《唯物论的宇宙概说》、《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进行加工改造后的产物。瞿秋白在中国革命理论方面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理论、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强调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关于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文艺理论方面，他主张“要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提出无产阶级的文艺应是大众的、现代的“民族形式”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此观点为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提供了指导思想，瞿秋白也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瞿秋白不但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还开始探寻理论加工创造的基本原则和途径。他认为，理论加工创造要以“苏俄为师”，要尽可能地实现大众化和通俗化。虽然这个原则途径仍需科学化和规范化，但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文化特点相结合仍具有重要作用。

瞿秋白在革命实践中所做的种种努力，不愧为李大钊、陈独秀与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承上启下者。李泽厚说：“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的中介人物，从理论上看，主要似应是瞿秋白。”［5］

四、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一点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吸收了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瞿秋白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

首先，瞿秋白引进、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员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造就了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讲到“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6］这说明瞿秋白早就有了“中国化”的思想，这比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表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了11年。再次，从革命理论上看，瞿秋白的诸多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革命性质和领导权方面，瞿秋白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关于统一战线，瞿秋白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策略方针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是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认识，对毛泽东最终形成科学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做了重要铺垫和准备；在党的建设方面，他对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做了全方位的初步探索，这些不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这些思想都被毛泽东吸收并丰富和发展；就革命前途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当前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等等。瞿秋白的这些认识已经描绘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轮廓，为毛泽东思想的很多相关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探索和经验不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萌芽和雏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不断深入的历史过程，瞿秋白的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瞿秋白身体力行地把马克思理论的引进宣传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理论加工和创新三者相集合，成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1］谢建芬.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J］.东岳论丛，2001（5）.

［2］杨立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3.

［3］胡丰顺.试论瞿秋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J］.社会科学论坛，2010（18）.

［4］毕芙蓉.在马克思主义与“士”之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瞿秋白［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56.

［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M］//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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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菊（1982-），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