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评估指标体系

钟宁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政治稳定评估指标体系

钟宁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政治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第一要素，政治稳定是国家安定团结的基本前提。在政治稳定评估指标体系中，政治制度、政治管理、政治认同和民主进程等因素都是评估政治稳定的核心指标。政治稳定要保持在“平衡稳定”状态下，取决于政治改革的科学性、政治发展的适度性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从现阶段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指标都包含在政治发展内容当中。因此，要实现政治进步、社会发展、秩序稳定，就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改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政治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政治稳定有赖于政治制度化水平、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政治参与的适度性和政治文化的认同度。

政治稳定；指标体系；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社会稳定

政治稳定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也是决定社会稳定的第一要素。政治稳定指标是指对国家总体政治局势具有普遍影响，对政权体系、权力结构和政治系统有序运行及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具有决定意义的众多因素。

一、政治稳定评估指标层级及其内容

社会政治稳定的一级指标为政治秩序、政治制度、政治取向、政治参与和政治环境。

政治秩序处于良好状态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政治秩序作为政治生活状态和权力关系运行的集中表现，最能够反映国家政治局面态势，决定国家政治发展的速度和政治改革的深度，政治秩序是衡量政治稳定的基础指标。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的运行是以政治制度为内容支撑，政治制度的制定、实施和改变决定了政治运行的规则和结构，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各种政治关系按照一定政治制度运行的产物。因此，政治制度是否科学、完善、有效，是衡量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是否和谐稳定的根本指标。政治取向是社会成员对现行政治制度、政治生活、权力关系和政府行为的主观认识和价值取向，体现公民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评价，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所在。政治取向同政治参与密不可分，“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它是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权利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政治参与的行为才能得到解决。”［1］166政治环境是指特定时期内，国内外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气氛，政治环境是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因素，也是直接导致政治稳定可能陷入危机的指标。社会政治稳定的二级指标，即指标层包含以下各指标：

政治秩序指标包括：政治管理效率、民主进程、司法公正、信访成效和腐败指数。政治秩序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状态的基本体现，主要由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管理运行构成。“政治管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体现为政治权利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包括协调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规制和协调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行为，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等行为。”［1］136政治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和责任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是实现公共生活的效率和公平，因此，政治管理的效率越高，公共生活的和谐度就越高，政治秩序就越良好。司法公正和信访成效都是以政治进步、社会公平和满足人民利益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政治行为，是维持政治秩序和谐稳定的基本政治实践内容。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追求的核心目标是加速民主政治建设，加快民主进程，它是政治秩序合法化的根本保证。腐败是政治秩序的破坏性指标，腐败指数越高，政治合法性越受到社会质疑，政治秩序崩溃的危险性越大。

政治制度指标包括：政治机构调整频次、当年制定法规数量、当年制度调整数量、政治制度实施效率和政务公开程度。政治制度的稳定意味着政治关系的持久化，并赋予政治体系以稳定性。政治制度的稳定一方面在于其内容的稳定，主要包括一段时间内政治机构调整的频率、政治制度调整的数量和新增法规数量；另一方面在于其实施的稳定，主要衡量指标为政治制度的实施效率和政府遵章办事的规范行为，目前可用政务公开的程度衡量其遵章办事的程度。

政治取向指标包括：政治制度公众认同、政府公众满意度和个人政治意识。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根源于自身对政治现实的主观感知，政治现实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府行为。对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的认同直观反映公众对政治生活的满意度，决定了社会成员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动机形成的政治心理倾向，因此，这两项指标是衡量政治取向的基本指标。个人政治意识是政治主体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对政治现象的认知和判断，政治主体的任何政治取向都是以此为评判标准，个人政治意识的素养越高，其政治取向越符合客观事实与规律。

政治参与指标包括：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政治参与效能和公众政治参与有序程度。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其主体是公民，其内容是公民对共同利益主张的政治行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和意愿是实现政治参与的前提，公众对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意识越强烈，政治参与的活力越高。只有在公民普遍具备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的背景下，公众政治参与实践才能有效开展，通过对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化、程序化设计，达到政治参与的民主、科学、高效。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效能是衡量政治参与的程序、方法和实践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公众政治参与有序程度是政治参与制度、政策和程度完整性和正确性的集中体现，政治参与的合理、有序是保证政治参与顺利运行的制度前提和发展目标。

政治环境指标包括：民族关系、恐怖主义袭击和域外扰动。就我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而言，民族关系一直是党和政府努力解决的人民内部主要矛盾之一，直接影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的主要风向标。国际政治环境背景中，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重大干扰的是战争威胁、政治封锁和地缘政治冲突，这里笔者将其称为域外扰动，它们都对一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构成破坏性威胁，因此，域外扰动同样是国家政治环境产生巨大波动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袭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对国家安全、政权稳固、人民生命安危和民族团结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各方面都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破坏性和渗透性威胁，且破坏力具有任意性和失控性，是国家政治环境紧张的新型导火索。

二、政治稳定评估核心指标分析

政治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一要素。在政治稳定指标体系中，政治制度、政治管理、政治认同和民主进程等因素都是评估政治稳定的核心指标。从现阶段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指标都包含在政治发展内容当中。“所谓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等几个层面的建构、调整与变迁，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进步状态，具体包括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民主政治制度的广泛实行、社会大众参与政治程度的提高和国家政治凝聚力的增强等。”［2］

我国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巨变，已经促使社会结构开始分化和重组，对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改革提出了客观要求。正如亨廷顿在论述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骚乱的原因时所分析的那样，政治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政治制度不能再完美地处理政治关系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将陷入危机。［3］4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想要维持政治稳定，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政治改革与发展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发展往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会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社会利益关系和政治文化造成冲击，使社会局面陷入“亚稳定”状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能否从“亚稳定”状态过渡到新的“平衡稳定”状态，取决于政治改革的科学性、政治发展的适度性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因此，要实现政治进步、社会发展、秩序稳定，就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改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政治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政治稳定有赖于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政治参与的适度性和政治文化的认同度。

（一）政治制度化水平

“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活动和程序取得社会认可，并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过程，制度化程度低或缺乏会影响到政治系统自身结构的稳定性。”［4］政治制度化实质是政治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和运行的过程，这些规则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公众认同的合法地位，成为确保政治系统组织和运行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制度保障。亨廷顿将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作为衡量政治系统制度化水平的要素，并提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3］10

政治制度化水平越高，政治权威性越牢固，政治系统在维持自身结构稳定的状态下，能够按照正常运行规则和程序处理的矛盾和冲突越多，协调性也越强，从而使政治秩序始终保持稳定状态。若政治制度化水平偏低，则在政治系统内部按照常规运行机制能够化解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少，这些问题将无法得到有效协调及合法化处理，就会引起制度化范围以外的参与，提供运用非法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空间，动摇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和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若无法通过内部调整提高制度化水平，就会引起无序政治活动泛滥，政治秩序紊乱，甚至有时会陷入混乱的局面。因此，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程度。政治制度化水平越高，国家政治发展水平越趋于现代化；政治制度的适应性越强，在程序内化解社会矛盾、控制外部干涉的手段越有效；政治活动越规范，政治参与越富有活力，政治系统的运行越适应实际需求，政治秩序越趋于稳定。

目前，通过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从广度上来说，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已经较高，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权力分配、运行和制约机制、立法、司法制度，政府机构的组织、运作、管理制度和行政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制度化建设与规范。但从深度上来说，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仍然需要在复杂性、适应性和内聚力方面加以提高，尤其需要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在社会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趋复杂化的时期，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显得尤为重要。要使政治制度在政治系统中实现与时俱进地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就必须提高政治制度化的适应性，以保障在制度范围内能够持续解决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

（二）政治决策水平

政治决策一般来说是由国家政治权力机关制定的关于影响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共政策及其过程。政治决策中触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决策尤为受到社会成员的关注，公共利益的政策性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决策及落实过程，是政治决策能否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解决多元利益矛盾和对国家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的关键，这都取决于政治决策水平的高低。从政治发展经验来看，高水平的政治决策能够有效避免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动荡现象，规避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负面作用；而低水平的政治决策则缺乏对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的整体性把握，不能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社会问题，通常会出现主观判断代替科学评估，从而做出片面的政策决定，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却积累了更多的制度问题、政策问题和深层社会问题，无法实现从根本上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决策需求。政治决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治决策机制的科学、政治决策过程的规范以及政治决策者的能力水平等因素。“要想政治决策能够达到平衡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调整和优化整个社会阶层的利益结构的效果，就必须要保证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证不同的政治主体可以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和有效沟通。”［5］

目前，我国的政治决策权力由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在决策的“重大问题”界定上仍比较模糊，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多数仍流于形式，决策机制的开放性程度也尚显不足。这就容易造成少数政治决策者采取隐瞒和堵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阻碍社会敏感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于公共政策之中，导致政策实施后无法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社会争议和矛盾加剧，激化原有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局部失稳。

（三）政治参与程度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和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程度是一国政治民主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规范的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能够起到实现公民利益表达和落实政府政策传达及有效实施的作用。政治参与在社会转型期既能够成为理顺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扰乱政治秩序、诱发社会生活紊乱的负面因素。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期，伴随社会利益需求多元化而产生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也日益扩大，这对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须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才能起到良好的政治沟通作用，若政治参与超出了制度范围，公民不能通过规范、合法的渠道和机制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公共决策的制定，公民的政治参与处于无序和混乱发展的状态，那么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就可能带来政府治理的失灵、社会管理的失控和政治局面的失稳。

（四）政治文化认同程度

社会利益分化与多元化的过程也是社会思想变迁与政治文化更替的过程，尤其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多元文化和发达国家的政治观念更加冲击了固有的传统思想和政治文化，引发人们对现有政治文化的不解、怀疑，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观念冲突，导致社会成员对现有的政治文化认同度降低，这对政治稳定构成极大的潜在威胁。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开放性的不断提升，多元政治文化观念对主流意识形态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原有政治文化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扬弃与融合开始逐渐形成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的政治文化。但在新旧政治文化更迭的过程中，如果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人们就会在多元的政治评价中感到困惑，在政治文化领域中产生矛盾，难以继续保持对现行政治系统合理性的普遍认同。当多种世俗政治文化的矛盾及其诱导下的政治行为发生冲突，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对现实政治系统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产生致命的威胁。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李笃武.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07.

［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孙关宏.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96.

［5］曹永森.从政治沟通看政治决策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中西方智库、媒体的比较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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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理工大学青年基金项目（XQNJJ-SK-20）

钟宁（1985-），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