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视角下《狼图腾》英译本的变译现象研究

刘玉婷，王晓娟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长春，130012）



改写理论视角下《狼图腾》英译本的变译现象研究

刘玉婷，王晓娟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操纵下的改写行为。以改写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狼图腾》英译本为研究文本，来研究《狼图腾》英译本变译现象，着重剖析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对变译的影响，从而揭示改写理论与变译的关系，表明其变译的成功有利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变译；《狼图腾》

《狼图腾》是姜戎写的一部关于狼与草原的小说。葛浩文英译本《狼图腾》是目前中国翻译小说海外版权销量最大的一部作品。英国《卫报》曾评论说：“《狼图腾》英文翻译的水平极高，作品流畅生动，是大师和智慧的完美合作。”《狼图腾》英译本的巨大成功与译者独特的翻译手法密切相关。葛浩文《狼图腾》译本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删译、编译、增译、并译及改译等翻译策略，这些翻译策略都属于变译的范畴。这些变译策略的使用并非偶然，受到了特定的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固本文试图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方面来剖析《狼图腾》中的变译现象。

一、改写理论与变译

改写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译者在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改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是因为它始终受到三个文化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操纵。黄忠廉［1］认为变译的实质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及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变译研究的意义在于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吸收国外信息。［2］

改写理论与变译理论二者皆与传统对翻译的解读方法不同。首先，二者都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翻译是一种变通。其次，二者皆认为翻译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后，二者皆致力于关注翻译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强调读者的需求，认为读者的信任比对源文本的忠实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用改写理论来研究变译现象，即可以通过分析诗学等对翻译的影响来解读翻译过程中的变译现象。具体来看，黄忠廉［3］认为翻译的主体是译者与读者，应该根据读者的需求与期待进行变通。事实上，文本的第一读者是译者，因此，翻译过程会受到译者诗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了满足赞助人的需求，变译会受到赞助人的影响，而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应根据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等作出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变译与改写理论相似。本文将通过例证法对其进行具体解释，研究两者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葛浩文对《狼图腾》的翻译，从而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启示。

二、改写理论视角下《狼图腾》的变译分析

（一）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变译

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领域，又包括指导我们行动的形式、信仰和规范等。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翻译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变通。如果译文不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相冲突，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

首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而文学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平台，故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已成为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手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进行了适当的变译以突出中国特色，满足读者需求，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例证如下：

例一：

原文：那天深夜，陈阵突然被噶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的颤抖起来。［4］8

译文：After pulling on his felt boots and buttoning up his Mongol robe，his deel，he ran out of the yurt on shaky legs，flashlight and herding club in hand.［5］8

皮袍是一种由羊皮制成的长袍，是蒙古的传统服饰。蒙古人穿皮袍来抵御蒙古地区的冬季严寒，蒙语中用“德勒”来表示皮袍的意思。皮袍作为蒙古传统服饰，很具有民族特色。为了突出中国特色，满足读者对中国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兴趣，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增译，把皮袍译为“deel”，并把“deel”释译为蒙式长袍以让目标语读者清楚地了解蒙古人的着装风格。对“皮袍”增译处理顺应了主流的意识形态，突出了中国特色，以目标语读者可以理解与接受的方式传播了中国文化。

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西方社会有其特有的信仰与行动规范，且这些信仰与行动规范在认知系统与文学系统中处于主流地位，因此，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亦对不符合其意识形态之处进行了处理，以产生能够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的翻译。例证如下：

例二：

原文：陈阵摸摸巴勒的大头，鼓了鼓勇气蹲下身，张开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长。［4］9

译文：Chen rubbed Bar’s big head，then found the courage to squat down，and，with his thumb and first finger，measure the big dead wolf.［5］11

在西方文化中，“中指”有侮辱与不礼貌的含义，在中文中则没有特殊含义，因此译者进行了改译，即对原文的内容或形式进行了改换，把“中指”翻译为“first finger”，以“食指”来代替“中指”以避免其贬义意味。如果译者进行字对字的翻译，译文会使目标语读者产生不适感，但对其进行改译处理之后，译文就不会和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与认知方式发生冲突，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其次，葛浩文自己的翻译思想亦决定了译文中大量翻译变体的存在。概括来说，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他认为，“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义，这里的忠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译作必须忠实于原作，葛浩文曾经把原作比作“鱼”、译作比作“虾”来体现忠实于原作的重要性；第二层，翻译亦应该忠实于读者，为目标语读者服务。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决定了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出现的，固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作，翻译需要有一定的变通与创新。第二，在葛浩文看来，改写是翻译的本质。因此，翻译过程中既要尊重原作，又不能忌惮原作，若有读者难以理解之处，译者应该对原作进行改写。第三，葛浩文认为，翻译不是一种纯语言现象，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葛浩文对翻译的认识也决定了《狼图腾》英译本中大量变译现象的存在。

为此葛浩文增译了“译者笔记”以帮助目标语读者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在译者笔记中，葛浩文对《狼图腾》的作者、主题、蒙古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以及自己对翻译策略的使用进行了介绍。这些介绍不仅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可以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为了引起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与蒙古特色的兴趣，葛浩文还增译了“术语表”。在术语表中，葛浩文对中国的重量测量单位和长度测量单位等进行了介绍，这些术语虽然数量有限，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读者的词汇量。除此之外，葛浩文也为英译本附上了一幅地图，来帮助对中国地理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理解小说中提到的地域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增进目标语读者对《狼图腾》英译本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解读。

除对原文进行适当增译外，葛浩文还对译文进行了编译处理，根据句与句或段与段的关系，对文章内容进行重新整理与排列，以使行文更加精致、有序、条理。例如，在原文中，“额仑草原”这一地域名词首见于第一章，而对其地理位置及历史渊源等的介绍则在第二章。由于目标语读者对中国地理与文化并不了解，当读者第一次读到“额仑草原”时会有所疑惑，而第二章对此的介绍也会略显突兀。故葛浩文对这一部分进行了编译处理，把第二章的介绍部分进行调整，在“额仑草原”第一次出现时就对它进行了详细介绍，以扫除阅读障碍，降低读者的阅读困难。

总之，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浓厚的兴趣，西方特有的意识形态与葛浩文自己的翻译思想促使葛浩文对原作进行了多种变译，产生了良好效果，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更加顺畅，并且使译作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

（二）诗学操纵下的变译

勒菲弗尔的诗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人物及情景；另一层是指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本部分将重点讨论诗学主题与诗学形式对变译的影响。

工业化与经济的大幅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因此，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关键性问题。而文学，作为对现实的折射与升华，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生态主题已成为世界性的主题，这使文学系统中的生态批评应运而生并为世界所瞩目。生态批评致力于将生态学与文学进行结合，从而研究自然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认为应该借助文学文本来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因此，生态批评，作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主流诗学主题，决定了译本中的各种变译现象。

《狼图腾》既是小说也是社会调查类作品，因此，小说具有两个主题：生态学与中国人性格研究。生态学主题主要体现于对自然的描述和对草原、狼和牛羊等关系的探讨，而中国人的狼性和羊性则主要见于主人公陈阵的心理描写之中。因此，译者对陈阵的大量心理描写进行了删译来突出小说的生态学主题，从而与目的语诗学潮流保持一致。

生态批评的诗学主题主要决定了译本中大量删译现象的存在。而英文与中文诗学形式的不同也导致了变译现象的产生。英语重简明流畅，而汉语和英语相比则多解释与重复。例如在表达“没了牙，狼就没了天”之意时，姜戎用了14个形容词对狼的性格特点进行描述，并表明狼如果瘸一条腿或瞎一只眼还能生存，但如果失去狼牙，一切狼特有的个性、品性和物性都将不复存在，以此来突出狼牙的重要性。而英文则对这些描述进行了删译，用“A wolf’s fangs have always sustained its life.”、“Without them，the wolf is lost.”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使译文更简明，使读者更容易把握文章所要表达的主要信息。

在诗学形式因素的影响下，葛浩文亦对原文进行了编译。例证如下：

例三：

原文：草滩里切挖草泥砖，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4］225

译文：And the supply of bricks was virtually inexhaustible.［5］342

在翻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译者将平行结构合并为一个词“inexhaustible”，从而使行文更加精致、有序、条理。在原文中，姜戎使用了平行结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表意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文章的韵律美。但是，如果将其进行直译成“It will never be used up，and it will also be in full supply”，就会使译文有繁琐累赘之感，因此，葛浩文出于英文简明流畅的诗学形式的考虑对原文进行编译，用一个词语“inexhaustible”简明地表达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意”。

除删译与编译外，目标语社会的诗学形式亦决定了翻译过程中并译现象的存在。例证如下：

例四：

原文：他底气不足地问道：那您老刚才为什么还要把活的黄羊放走呢？老人说：黄羊能把狼群引开……

老人叹道：你们汉人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4］30

译文：Timidly，he asked，“Then why is it so important for you to free this gazelle?”

“Gazelles attract wolves，”the old man said. “...”He sighed.“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Chinese don’t understand...”［5］46

原文用两段的篇幅来表述老人对陈阵问题的回答，在第一段中老人对放走黄羊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第二段则是老人对汉人的一些看法。原文把老人的话分成两段来体现老人话锋的转折与情绪的变化。而译文则把这两部分合并成了一段，进行了并译处理，这既没有影响对原文内容的完整表述及情感的完整表达，又在形式上使行文更加流畅，结构更加紧凑且富有逻辑性，符合英文简明流畅的诗学形式。

综上所述，除意识形态因素外，生态批评的诗学主题、简明流畅的诗学形式亦是促使译者进行变译的原因，译者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使用了增译、减译、编译与并译等变译策略，使译文主题更加突出，并更具可读性。

（三）赞助人操纵下的变译

赞助人是指“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6］四大英文出版社之一的企鹅出版社是《狼图腾》的主要赞助人。葛浩文曾表示，在翻译时，他更倾向于忠实于原作的整体结构，但企鹅出版社认为，书中的一系列“狼故事”才是读者的兴趣所在。所以，为了使译文更具故事性，出版社要求他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

首先，葛浩文删译了原文中的古籍引用部分。《狼图腾》原文共有35章，每一章都以引用古籍开头，如原文第一章以以下古籍开头：

例五：

“‘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

——范文澜《中国通史》［4］3

但译文则对这一部分进行了删译处理。原文作者于每章开头引用古籍，意在说明“狼图腾”这一文化由来已久，体现出世世代代，蒙古族与狼互相依存、互相斗争的关系，并使作品更富文学性。但是，企鹅出版社认为，这些古籍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狼图腾》中狼故事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且，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这些古籍还可能让读者觉得难以理解。因此，葛浩文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对原作每章开头的古籍引用部分进行了删译。

其次，葛浩文对原文长达45页的后记进行了删译，将其并入了仅有五页的结尾部分。姜戎在后记中重点介绍了“狼图腾”文化的历史由来与现实影响力，并探索了游牧民族的狼性精神风貌、农耕民族的羊性，从而揭示了中国未来如何实现繁荣复兴等主题。这些介绍会给不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西方读者带来理解困难。并且，企鹅出版社选择《狼图腾》作为出版书目的原因之一是其生态学主题是当今社会的世界性主题，后记部分的介绍内容与这一主题无关。基于以上原因，葛浩文对后记进行了删译，以符合目标语读者与赞助人的审美需求。

在赞助人的建议下，译者不仅对古籍与后记进行了删译，还对文中的评论与描述性语言进行了删减。例如，英译本删去了原文中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比部分。在原文第107页，当五个小狼崽被“升上腾格里”时，姜戎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译文对此进行了删减以体现故事的生动性。

因此，《狼图腾》的赞助人是以读者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要求译者对引用、后记及评论描述性语言进行删减，以使译文更具故事性，且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结论分析

《狼图腾》英译本中变译策略的使用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说明译者在进行变译时，如果考虑到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对其的影响，变译就更有助于译文的成功。变译可作为改写理论的方法指导，改写理论亦可作为变译的理论依据。《狼图腾》英译本中的变译是在改写理论影响下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其成功亦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更自由地对待原作。葛浩文在《狼图腾》的翻译过程中，通过适当变译将中西文化结合，既考虑到了文化传播量的问题，亦考虑到了效率因素，既注重原作的忠实性又注重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这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中国文化的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黄忠廉.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J］.外语学刊，2002（1）：93.

［2］黄忠廉.变译（翻译变体）论［J］.外语学刊，1999（4）：83.

［3］黄忠廉.变译的性质及其宏观特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5）：108.

［4］姜戎.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5］Howard Goldblatt.Wolf Totem［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8.

［6］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176.

［作者简介］刘玉婷（199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王晓娟（1968-），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