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道德——《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玛丽·克劳福德的道德观解读

时间：2024-07-28

陈秀渊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陈秀渊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摘要］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通过充满感情纠葛的家庭故事，展示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城市与乡村道德观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玛丽·克劳福德作为反面形象出现，是大都会伦敦浮华与堕落的象征，但是作家并不认为她天性如此，而是她的道德观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损害。通过聚焦玛丽·克劳福德的道德意识，可解读城市对其在金钱、婚姻、社交等观念上所施加的各种影响。

［关键词］城市；道德观；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国知名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善于描绘乡村中产阶层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多部作品均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贵族与地主士绅阶层逐渐衰落、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崛起的年代，英国人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其中《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是奥斯汀写作生涯后期的一部力作，被誉为作家“第一部完全成熟的小说”。［1］在这部小说中，来自伦敦的玛丽·克劳福德作为反面人物登场，代表深受城市生活熏陶、破坏原有道德秩序的那一类人，起到了衬托女主人公范妮美德的作用。

以往对此小说的研究多以范妮的道德成长为重心，如利奥纳尔·特里林评价范妮“靠德行的帮助几乎做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2］詹姆斯·科林斯认为性格温顺、心地善良的范妮就是奥斯汀的道德指南的化身，［3］却还很少有评论家将关注重点放在玛丽·克劳福德身上。笔者认为，奥斯汀生活和写作的年代处于世纪之交，工业革命正在悄悄改变英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小说中的玛丽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长大，其价值观具备鲜明的工业文明的特征，一旦置身于乡村，必然与自然淳朴的传统道德观发生激烈冲突。当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4］因此，玛丽不应单纯看作是“恶”的代表，这一人物明明光彩照人、魅力十足，却缺乏基本的是非观，连奥斯汀都透露出惋惜，暗示她在城市的浮华堕落中迷失了本性。笔者将从金钱、婚姻、社交等方面解读玛丽·克劳福德的道德意识，分析城市文明对她的品性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一、城市金钱观：物质至上

19世纪初，英国首府伦敦已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在信贷与资本流通和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城市银行家、金融家的苦心经营之下，伦敦成为一流金融与商业大都市，然而，随之而来的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令社会学家忧心忡忡。商品文化激发人的消费欲望，使人物化，对人的精神领域造成极大冲击。有英国学者指出，自从17世纪以来，伦敦便被公认为是一个会使人倾家荡产的场所，而且是以可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方式。［5］13

简·奥斯汀笔下的玛丽·克劳福德正是在充斥着消费主义的伦敦长大。她家境优越，拥有两万镑嫁妆，因为父母双亡，与哥哥亨利一起跟随叔叔婶婶生活。小说中，埃德蒙曾赴伦敦，期间给范妮写过信，将玛丽在伦敦的密友弗莱泽太太描述为“金钱和野心的坚定拥护者，只要有钱，只要能满足她的野心，其余一切都不在她的话下。”［6］399自幼耳濡目染周遭的拜金风气，玛丽也不可避免地早早形成了金钱至上的观念。当她受到姐姐格兰特太太的邀请，来到曼斯菲尔德乡村小住，有一次因农忙时节无法雇到马车，竟大感诧异：“伦敦有一条格言说，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我下来的时候，脑袋里便装着这句话，想不到你们这儿的习惯竟然与它背道而驰，我自然有些不懂了。”［6］55从中可见，在玛丽的心目中，金钱是万能的，一旦遭遇反例，便使她困惑难解。

拜金主义显然影响到了玛丽的识人之明。当格兰特太太暗含撮合之意，介绍她结识伯伦特家的两兄弟汤姆与埃德蒙时，玛丽认为“两位伯特伦先生都是可爱的年轻人，哪怕在伦敦也不容易遇见两个这样的人物，他们的风度引人入胜，尤其是那个哥哥。他熟悉伦敦的生活，比埃德蒙更显得潇洒不羁、风流倜傥，因此有权得到优先考虑；确实，他作为长子，又具有了另一个不容争议的优点。她立刻感到了一个先兆，觉得她应该最喜欢这个哥哥。”［6］43只因汤姆经常赴大城市花天酒地、纵情享乐、挥金如土，加之他身为长子，将来要继承不菲的家业，玛丽便对他印象奇佳。事实上，汤姆品行不端，挥霍无度，导致家中负债累累，屡遭父亲严厉责备仍积习难改。后来，玛丽在日常相处中对人品正直的埃德蒙产生了好感，然而当她得知埃德蒙将来要做教区牧师，便竭力劝说埃德蒙选择别的职业，例如进入议会或做军官，原因是牧师一职收入有限，而她的梦想是在伦敦拥有一所可以向亲友炫耀的豪宅。在她看来，“获得幸福的灵丹妙药便是大量的收入。”［6］202将财富视为获取人生幸福的唯一手段，再次体现了玛丽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物质至上的金钱观。因此，虽然她一度与埃德蒙关系亲近，但是考虑到他经济上的前途并不能满足她的物质欲望，便毅然斩断情丝，显露出虚荣势利、精明冷酷的一面。

二、城市婚恋观：责任缺失

18世纪之前，英国的婚姻以宗教婚姻为主，一旦缔结就无法解除。门当户对、相敬如宾是双方结婚的基本原则。此后，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宗教婚姻逐渐向世俗婚姻转变，家庭关系不再稳固，离婚案件日益增多。由于当时观念相对保守的中产阶层大多仍居于乡村，金融贵族、商人、底层打工者等构成的城市人群的道德观念相对松弛，造成城市的婚恋观与过去奉行的门第登对、一诺千金日益背道而驰，或是发展成拜金主义思潮下的权钱交易，或是干脆出于冲动情欲而罔顾基本道德，这样的婚姻关系被视作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7］

简·奥斯汀眼中的大城市伦敦显然是个婚恋道德崩坏的漩涡之地。在她笔下，玛丽的叔叔是位海军上将，权势显赫，却放荡不羁，在太太病逝后没多久，便将情妇带回了家，迫使侄女不得不另找安身之所。虽然小说中并未直接描写叔侄相处的细节，但叔叔对家庭的不负责任显然影响到了玛丽的婚恋观。她曾对姐姐格兰特太太发表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我不想诋毁目前那些碰巧结了婚的人，亲爱的格兰特太太，但是无论男女，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不是在结婚的时候受了骗的”；“我知道许多人结婚时满怀希望和信心，认为这门亲事十分有利，或者这个人有才有貌，性情温柔，但最后发现他们完全受了骗，于是只得委曲求全，忍受相反的既成事实！这是什么，不是上当吗？”［6］42

可悲的是，玛丽一方面对婚姻家庭的不忠行为十分反感，言语中自发流露出对婶婶的同情，以及对叔叔的贬低，然而另一方面，在城市的堕落风气的影响下，她又默认了三心二意、玩世不恭的婚恋态度，并没有设法改变现状，从行动上看反而有随波逐流的倾向。她的哥哥亨利·克劳福德是个花花公子，先是与伯伦特家的两姐妹暧昧，后来又声称爱上了范妮。玛丽明知道哥哥是个“玩弄女性感情的魔鬼”［6］37，却还鼓励他追求范妮，甚至在范妮明确拒绝后，还告诉她：“要是我能把你送往伦敦，让你在我们的圈子中生活几天，你就可以明白，你对亨利的魅力，那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哎哟！多少人在羡慕你，多少颗心在嫉妒你”；“在那里亨利简直是古代传奇中的主人公，一个受难的英雄。你必须到了伦敦，才能知道你赢得的爱情多么伟大。”［6］340-341短短数语，勾勒出一幅大都市中情欲横流、关系混乱的交际画面。同情婶婶的玛丽本应鄙视那样的现象，却因长期深陷其中，习以为常了，甚至还对亨利四处“猎艳”的行为赞美有加，不得不说，她的婚恋观已完全被生活环境所扭曲。

之后，范妮的已婚表姐玛丽亚·伯特伦与亨利·克劳福德私奔，落得身败名裂。作家特意将她的私奔安排在定居伦敦之后，不仅暗示了大都市生活的腐化与堕落对其婚姻关系的破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籍此再次展示了玛丽的婚恋态度。在得知此事后，玛丽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两人的错误，除了批评他们愚蠢，以及想方设法掩盖丑闻之外，竟还责备范妮没有答应亨利的求婚，才导致亨利误入歧途。这一蛮横的指责，就连一向心地宽大的埃德蒙都无法忍受，感叹“她的错误在于她的根本观念……在于腐朽的、败坏的内心。”［6］432

三、城市社交观：冷漠疏离

工业革命之后的伦敦，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财富的不平等意味着地位的不平等。自然而然地，人们在结识社交对象时的取舍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根据对方的德行或自身的喜好，而是根据对方的财产和地位。按照当时商品社会人人奉行的等级制度：零售商人居于社会地位的底层，其上是外贸商人、股票经纪人，而最富有的的群体则与伦敦西区的贵族结交。［5］20原本建立在血缘或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社交关系，在城市生活中日趋弱化，不论是致富商人，还是士绅阶层，决定双方能否处于同一社交圈的，唯有经济基础。而建立在财富和权势之上的社交关系，往往具有自私冷漠的特点，利尽而疏。

简·奥斯汀向来热爱乡村生活，小说中的范妮和埃德蒙与作家一样，习惯于旧式士绅阶层彬彬有礼、热情友好的社交礼仪。来自伦敦的玛丽虽然开朗活泼，某些言谈却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当玛丽谈论叔叔海军上将修建避暑别墅吃力不讨好的往事时，充满嘲讽，言语刻薄，埃德蒙当时觉得“听到她这一席话有些刺耳；她这么满不在乎地议论她的叔父，这不符合他的礼节观念。”［6］54虽然玛丽对叔叔的婚姻关系颇有微辞，但海军上将毕竟是抚养她长大的长辈，善良的埃德蒙认为她不该如此无礼。之后，玛丽目睹范妮与威廉兄妹情深，又贸然发表评议：“弟兄是多么奇怪的东西！除非万不得已，你们不会互相通信。即使为哪一匹马病了或者哪一个亲戚死了，不得不拿起笔来，也是字写得越少越好。这是你们的普遍作风。我完全了解。”［6］56当然，她的观点立刻遭到范妮的反驳，不过她的经验显然是从自己在伦敦的生活和交际中得来的，此处已暗示了伦敦的社交方式和人际关系与乡村大相径庭，连血浓于水的亲情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浓厚。

另一方面，玛丽在返回伦敦前，向“闺蜜”范妮倾诉自己的不舍之情：“弗莱泽太太是我多年的亲密朋友。但我现在丝毫不想见到她。我想到的只是我要离开的朋友，我亲爱的姐姐，你，还有伯特伦家的每个人。……我与她碰头后，还得去看她的妹妹斯托纳威太太——实际上在这两人中，她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只是这三年来我没有太多关心她。”［6］340在玛丽口中，她似乎交友广泛，每个朋友都令她流连忘返，又缺乏必要的关心和联系，所谓的“亲密”关系究竟是如何定义的，着实令人困惑，因此范妮不得不感叹“世界上的友谊真是多种多样。”［6］340

正因大都市的亲情和友情都是如此疏离，埃德蒙暂居伦敦看望玛丽期间备受冷遇也不难理解了。他伤心地向范妮倾诉：“我在伦敦待了三个星期，也时常与她见面（就伦敦的方式而言）。……但是我得说，我希望我们的往来完全与在曼斯菲尔德一样，这却是不合情理的。”［6］398玛丽在乡村度假时，受到乡村热情真诚的氛围感染，表现得亲切友好、平易近人，可是一旦回到了伦敦，社交鸿沟又出现了，她对昔日好友的态度也判若两人。作家通过她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变化，暗示了城市社交关系的冷漠与脆弱。

18世纪后半叶，英国迎来工业革命。这场变革大约开始于简·奥斯汀的童年时期，［8］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从传统的农业化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转型。在这一进程中，大都会伦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受到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冲击，在传播现代化思想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经济的腾飞是一把双刃剑，早有学者指出，为了追求“进步”的速度，也往往要割舍生活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如道德关怀、审美情趣和天伦之乐，等等。［9］简·奥斯汀身为洞察力敏锐的作家，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看到了工业化城市对社会整体道德观的影响，甚至自身也曾因为被迫离开她所热爱的乡村生活，变成城里人而深感苦恼，［10］所以在小说创作中自然流露出忧思。她笔下的玛丽·克劳福德美貌活泼，多才多艺，又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可偏偏是处境如此得天独厚的女子，其淡薄的道德观念却无法与性格魅力持平，令人叹息不已。埃德蒙曾说：“这就是她那个世界所干的事……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天赋这么丰富的女人？可是它葬送了她，葬送了她！”［6］431“那个世界”指的是伦敦，是浮华的都市，这也代表了作家的观点：是城市的生活环境毁了玛丽。当然，我们无法证实伦敦的风气是玛丽道德观不正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不认同将人的行为完全归因于外部事物。［11］玛丽缺乏主见、爱慕虚荣、随波逐流的性格使她看不清真善美，逐渐走上歧路，但是都市权贵生活的腐朽与堕落无疑强化了她本身的性格缺陷，终致无法扭转的局面。作家通过描写城市姑娘玛丽·克劳福德的道德态度，反衬久居田园的范妮的美德，实则是向当时陶醉于工业文明飞速进步的英国社会提出了警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背后潜藏的社会道德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城市居民个体道德观的深刻影响，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

参考文献：

［1］约翰·奥德玛克.对奥斯丁小说的一种理解［M］.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12.

［2］朱虹.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4.

［3］苏珊娜·卡森.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C］.王丽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6.

［4］聂珍钊，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9.

［5］Michie，Ranald C.Guilty Money：The City of London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Culture，1815-1914［M］.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9.

［6］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M］.项星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M］.刁筱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25.

［8］玛吉·莱恩.简·奥斯汀的世界［M］.郭静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138.

［9］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

［10］Shields，Carol. Jane Austen［M］.London：Phoenix，2003.

［1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