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中国乡村历史影像的新观察

丁　莉，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117）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乡村历史影像的新观察

丁莉，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117）

［摘要］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方法之于文学艺术的介入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初探性、实验性。在此，试图通过大数据方法观察百年中国乡村历史的大变迁，努力以大数据方法与中国经验观察、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乡村发展道路，以土地为核心重构中国地方史，在“史”的维度上深度思考中国乡村问题。

［关键词］大数据；乡土文学；当下现实主义；新宏大叙事；城镇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察世界的理念与方法，目前大数据已经广泛应用于产业界、科技界、政府与民间，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因此将大数据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已成必然趋势，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以中国经验去观察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重要方法与工具。

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乡土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深入探索，这需要我们以百年乡土中国为历史背景，在历史的纵深处寻找乡村发展的节点。现代以来中国乡村历经了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动，乡村的整体格局被彻底打破。乡村巨变在文学上的表现则是乡土文学的出现与繁荣，且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尤其是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日渐具备了“史”的意识与宏阔，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中国乡村的百年历史，并以此作为探索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背景下复杂而又艰辛的发展之路。这不是一条顺达、清晰的“金光大道”，它在不断的“试错”与探索中循次渐进。

河北作家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构成的“乡村三部曲”正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建构起河北乡村的当代史，并以独特的中国经验思考中国乡村问题，试图探索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合理合法合适的发展模式。

一、何谓“大数据”

新世纪以来“大数据”（Big Data）概念开始正式兴起，且日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Big Data：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1］一文，正式推出大数据这一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并且首次超越了数据在“量”上的单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数据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对待数据的全新的态度、理念与处理方法。

随着大数据影响的不断扩大，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大数据时代”，2011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大数据：下一个前沿，竞争力、创新力和生产力》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文中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2］随着大数据影响日益加深，大数据资源的无限性、再生性、共享性特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有人将大数据看作一种新的自然资源［3］，一种可以创造生产力与价值的新经济实体。基于此李国杰院士曾断言：“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和运用数据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企业间新的争夺焦点。”［4］

目前大数据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海量性、多样性、高速性与易变性。根据布赖恩·霍普金斯与鲍里斯·埃韦尔松的报告《首席信息官，请用大数据扩展数字视野》一文，所谓的海量性是指数据在量上的超大规模，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全球数据总量就已经达到1.8 ZB，而据IDC在《数字宇宙膨胀：到201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中的最近预测，全球数据量在2020年将再扩大50多倍，其惊人的数据量令人叹为观止。多样性主要用来形容新型多结构数据的大量涌现，比如网络日志、社交媒体、互联网搜索、手机通话记录及传感器网络等。高速性描述的则是数据分析和处理的速度。易变性主要概况了大数据所呈现出来的多变的形式和类型，因为大数据具有多层结构，因此会表现出不规则和模糊不清的特性，这将造成对其分析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结果。

大数据并非是对于数据在量上的单纯描述，它的存在意义更多地表现在通过对于海量数据信息的充分挖掘，去发现数据背后的价值。大数据这一思路的逻辑起点恰恰与文学研究暗合，都要透过信息表象的芜杂去窥探内在深层的秘密，只不过一个关注物质与利益，一个更为关注精神与思想。但是它们价值实现的共同前提都是对于信息的数据化操作与理念，即将一切事物转化成可以用数值来量化的数据模式，无论是文字、语言、方位还是各种动作行为等等都可以、亦被要求数据化，只有在数据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进一步的技术处理。

大数据在分析方法上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全数据分析法与相关关系分析法：

全数据分析法主要针对随机采样分析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的数据，而不再仅仅依靠一小部分数据。”［5］29在早期数据量以及处理技术相对落后的“小数据时代”，对于数据的处理通常采取随机采样分析法，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这是一种依靠最少数据获得最多信息的方法。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研究面临的困境，各类资料的全面占有在现有研究手段面前难以实现，即使能够占有全部资料，在资料整理上也会面对个人精力难以为继的现象。因此很多研究都是基于随机采样分析法的升级版本，我们姑且称之为针对性采样分析方法。而大数据采用的全数据分析法的全数据模式，其对数据的全面占有超越了样本分析法对于样本精确性的要求，部分数据的错误在全数据的整体结构中可以被忽略、被纠正，对于数据分析的结果非但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反而会获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有价值的信息。对于艺术研究而言全数据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证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带来的误区。

相关关系分析法主要“是指当一个数据值增加时，另一个数据值很有可能也会随之增加。相关关系的核心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5］71比如特定地区网络搜索“流感”相关词条的数据值越高，则该地区流感患者的数据值越高。这种利用相关关系分析法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通常被认为是大数据的核心，这种方法主要探讨信息间的关系“是什么”，摆脱了传统因果关系分析法对于“为什么”的本质主义的关注，不纠结于原因专注于现象，反而使这一方法充满活力，能够更为灵活、有效地处理各类繁杂数据。

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它的预测功能能够帮助发现文学整体发展方向，为新世纪文学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信息资源，为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

二、大数据背景下中国乡村问题的当下现实主义思考

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推动了中国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不断完善了相关理论的跟踪式发展，同时大数据提供的海量数据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具有一定的自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中国问题解决的内在动力。而对于百年乡土文学而言，大数据无疑提供了面对海量作品与研究成果的有效方法，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媒介是‘社会的先锋’，也是‘新的自然’。”［6］面对新世纪、新情况、新媒介，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必将对我们的文化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

所谓“当下现实主义”是指张丽军先生在《“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7］一书中提出：以艺术表现形式对当下现实问题进行直面思考，以审美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发现“中国问题”，从而实现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深度思考，以引起社会整体关注。这是一种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良性发展理性建构的努力，知识分子的良知、认知与敏锐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把握得以全面彰显。本着“当下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乡土文学试图沿着中国乡村的现代裂变痕迹抓住历史的规律与本质，可以说在中国乡村最不平静的百年间，热闹的乡村为文学提供了不竭的资源，同时文学也为乡村理性地指明它们尚未明晰的问题与未来。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们启蒙主义的乡村，沈从文们怀旧色彩的田园牧歌式乡村，茅盾们革命主义的乡村，红色经典中赵树理们政治乌托邦式的乡村，新时期以来作为文化的乡村与经济的乡村，可以说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以文字忠实记录了阶段性的乡村故事，由此我们看到了固化乡村在现代如何被资本攻破的事实，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现代乡村传统生产机制的破产，面对恶意资本与严酷政治，中国乡村第一次进入全线崩败，从而为乡村革命埋下伏笔。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数千年土地制度的第一次根本性崩败开始出现，这是关于土地的一次重新洗牌，农民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梁斌的《红旗谱》等作品，以高昂的基调记录了这次事关土地的革命。他们共同书写出一个革命的乡村，一扫曾经的颓败之气，充满了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强悍与希望。当新的政治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日渐稳定，革命乡村开始走向政治乡村。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一系列红色经典作品紧紧抓住当时中国乡村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围绕土地制度的变化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带有狂欢色彩的政治乡村，从而使乡村脱离具体的客观存在幻化成一种政治符号。这种乡村的政治符号功能在新时期文学中一直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苦难叙事（叶辛《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还是理想主义的抒怀（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乡村在小说中往往作为一种角色功能存在。但是这一期间贾平凹的乡土文学作品是极为可贵的，贾平凹无疑是一位对乡村细微变化最为敏锐的作家，他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等系列作品紧紧抓住乡村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以欣喜的姿态赞扬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乡村的新气象。直到1990年之后中国深化改革的很多问题在乡村虽然尚未得以全面凸显，但是已初露端倪，其中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已经开始关注空巢家庭与留守儿童问题，但是这一阶段乡土文学整体成绩不高。

百年中国乡村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乡土文学忠实记录了中国乡村的这一变化过程，乡土文学“对乡村的叙事几乎是‘追踪式’的，农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作家强烈的兴趣和表达的热情。”［8］类似于新闻采访的“追踪式”文学跟进，既有新闻的真实快捷，又具有文学的审美。但是复杂的问题往往令人失去判断的正确方向，尤其是资料的庞杂与多变令人很难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失去判断当下把握未来的能力。而大数据的全数据模式对此无疑是最为有效的观察方法，它能够保证资料的全面性，并有效剔除那些错误信息，保证认识的全面深刻性。在占有全数据的前提下根据分析模式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发现乡村变化出现的真问题，并由此推出乡村未来走向，实现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可以说大数据在历史问题的判断上具有拨云见日的作用。

三、参与中国乡土文学建构的大数据方法

从目前来看，大数据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尤其是大数据与文学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作用关系。从宏观角度分析，大数据提升了接受美学的理论深度，增加了文学传播的途径与媒介，加速了文学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之间的调和。从微观层面上看，大数据为文学提供了最为详实的信息数据，保证了文学良性发展，同时对文化结构、文学形态的形塑起到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新世纪文学与大数据在融合中寻求彼此的存在价值，文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大数据来体现，大数据也会通过自身的数据结果来促进文学的发展，推动整个文学框架的最终形成。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关于现代性的深度反思，这个带有强烈工业文明气息的西方舶来品曾令我们欢欣鼓舞、无限遐想，但随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尤其是自1990年以来“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80年代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追问：什么是现代性？”［9］乡土中国在世纪之交对于现代性问题已经由最初的狂热走向了冷静思考，现代化提升的物质文明已经无法遮蔽背后更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庸俗经济决定论彻底暴露出自己的狭隘与局限。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新认知已经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新世纪乡土文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尤为突出，涉及的问题亦较为全面。但现代性问题却又是一个相对含混不清极为复杂的问题，厘清新世纪中国乡村面临的现代性问题需要新方法的参与，而大数据无疑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直接表现为经济乡村的世纪转型，曾经的启蒙的乡村、革命的乡村、政治的乡村相继退居幕后成为背景，“经济”“致富”成为中国乡村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中国乡村文明的崩败正是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关仁山曾感慨：“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走出乡村游子的精神慰藉。恶意资本和极权对这个氛围的冲击和破坏，使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裂变后的乡村和农民，怀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走向了历史的新形态。”［10］在传统乡村的怀旧情结中观察现代乡村，试图寻找到新历史形态下乡土中国的可能性走向。

基于当代中国独特的经验去思考中国乡村问题，从根本上寻找到一条真正能够解决乡村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途径，这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首先表现在资本的介入与工业化转型。对于中国乡村的工业开发，关仁山表现出深沉的忧虑，虽然工业化是快速解决中国乡村发展的高效手段，但是它时常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与破坏性令人担忧。这不是反现代性的执迷，而是基于基本经验的质疑。《天高地厚》中荣汉俊濒临破产的钢厂，《麦河》中曹双羊最终倒闭的矿厂，《日头》中权桑麻举步维艰的矿厂与钢厂，它们并没有带给农村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更无法实现大多数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它们往往成为少数人掠夺乡村资源与财富的工具，而最后留给乡村的则是污染与破败。没有制度的保护与政府的合理监管，农村的工业之路几乎就是一场灾难，正如张炜《九月寓言》中乡村煤矿的开采毁掉了农民的土地，并最终吞噬了古老的乡村；贾平凹《带灯》中大厂的建设最终富裕了几个大家族，成就了镇领导的政绩，但乡村还是那个乡村。尤其是恶性资本的侵入掠走大量资金，留下大片无法耕种的土地，中国农民为现代化进程做出的牺牲并未换取乡村经济的发展。

中国乡村现代性的连带性问题则是经济伦理的缺失。可以说乡村文明崩败的第一步亦是第一推动力就是经济伦理的缺失，即为求经济发展不择手段。《天高地厚》中钢厂的伪劣产品与废物倾泻；《麦河》中的曹双羊以暴力手段进入了矿厂，又以暴力手段害死官宦子弟赵蒙独占矿，为了接近副县长陈元庆剁掉了自己的手指，背叛了帮助自己的王洪生，甚至对土地采取急功近利的过多开发使土地板结；《日头》中的权家更是不择手段，勾结资本利用村民谋取个人暴力。中国乡村的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暴力与欺骗。这几乎是中国当代乡村发展的顽疾，阎连科《炸裂志》描绘了炸裂村以偷盗铁路运输资源、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起家；莫言《四十一炮》中屠宰村贩卖注水猪肉获取暴力，贾平凹《老生》中的当归村则种植销售超标的农副产品等等。乡村经济童话般崛起背后的阴暗令人扼腕，经济伦理的丧失、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无法保证乡村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昙花一现成为很多经济乡村的顽固宿命。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乡村传统的道德自律性在经济发展面前已经开始溃败。

在乡村罪恶面前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肤浅的道德谴责，应该以相关关系法发现问题出现的根源，寻找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一种罪恶的产生与环境、时代、人物、世界大背景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看似毫无联系的对象关系，往往包孕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最终破坏了乡村的政治结构与伦理秩序。曾经的中国乡村主要依靠族长与乡贤管理，当代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选的村主任负责管理，他们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学识修养大都无法与曾经的乡绅比较，但是他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与擅用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最终成为了中国乡村的能人、领路人，同时也成为了村阀与村霸。《天高地厚》中的村长荣汉俊在蝙蝠村一手遮天，弟弟荣汉林最后动用黑社会放高利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村霸；《麦河》中的村长陈锁柱依仗哥哥独霸乡里，与曹双羊争权夺利；《日头》中村长权桑麻父子成为了日头村的土皇帝，家族式的乡村监控已然形成。正如毕飞宇《玉米》中的王连方、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詹石蹬、刘醒龙《天行者》中的村长余实等，他们代表了中国乡村政治最为阴暗的部分，他们主宰着乡村，微不足道的村主任成为了乡村的土皇帝，他们横行乡里、玩弄女性、擅用权力，将权力之恶发挥到极致，这般乡村政治的执行者显然无法为乡村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关仁山对于乡村良性发展的认真思考中，他的批判并非是反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带有讨论与寻找的痕迹。在作品中关仁山不断探索中国乡村发展新模式，比如在《天高地厚》中提出的集约化生产模式，依靠乡村有机资源的合理化工业开发；比如梁炜依托农业与畜牧业的豆奶厂，《麦河》依托农业的方便面厂，面对乡村工业的破产它们却最终都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同时现代农业的工业化，尤其是以工业方式管理农业实现农业的集体经营，更是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中国农业保持竞争力与活力的最好方式。

参考文献：

［1］Big data.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J］.Nature，2008.

［2］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EB/OL］.http：//www.mckinsey.com/ Insights/MGI/Research/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3］Big data.The new natural resource［EB/OL］.http：// 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big-data-newnatural-resource.

［4］李国杰.大数据研究的科学价值［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2（9）：8-15.

［5］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1．

［7］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8］孟繁华.“茅盾文学奖”与乡土中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乡土小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1（3）：58.

［9］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J］.文艺理论研究，1999 （3）：48.

［10］关仁山.深掘现实与精神飞扬［J］.鸭绿江，2015（3）：115.

［作者简介］丁莉（1970-），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