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宋剑奇,刘博林
(1.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4;2.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中国式教育产业化与产业结构的分析
宋剑奇1,刘博林2
(1.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4;2.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摘要]教育产业化这个话题近年来多次被提及,各家论战纵说纷纭,有褒有贬。多数作者都从教育产业化的社会效果来谈的,很少有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即便有,也是讨论教育产业化的可行性问题。从中国教育产业化的特殊原因开始,总结中国式教育产业化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果,试图回答教育产业化的目的是否达到。同时,对目前教育产业化出现的问题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以经济方面的解释,并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产业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
教育产业化初始于西方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从20世纪60年代起也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领域。只不过不同的是国外的教育产业化有两种形式。其一,利用高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建立产业园区,最著名的当属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的硅谷,通过产业园区发展给学校创造收入,利用教育科研成果发展实体产业。其二,利用本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吸收国外留学生,收取高额的学费补贴本国教育经费不足。澳大利亚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把高等教育视为产业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并推行独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留学生占全国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20%。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外的教育产业化并不是针对本国国民的,而是对外国国民展开的产业。
国内教育产业理念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引入了国外教育产业理念。[1]中国教育产业化的主要目的不是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效果以及通过教育科研成果发展实体产业的。而是直接提高学费标准,带动经济发展。1998年我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受到了严峻挑战。当时是以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为首的部分经济学家献计献策,提出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增长点。认为教育收费将是促进国民消费的好办法,当时的测算结果是如果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以拉动2%的GDP。如果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3年内招生数量将扩大到400万。新增的学生全额自费,每年可增收学费200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2]根据各个专家的建议,中国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国外教育产业化的方式,主要以内需为主拉动教育产业化针对本国居民收取高额学费,以学费补贴办学经费、办大学城拉动城市建设、搞高校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搞教育高学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产业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和特殊使命。利用中国人尊师重教、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在读书改变生活、读书改变命运的理念下,进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教育产业化。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中国式产业化。
经济中产业结构变动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在产业结构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在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时期,不需要太多高层次的人员;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时期,就需要有一定知识的人员从事生产;在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时期,就需要有高层次的人员来从事工作。教育发展要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相匹配,不同的产业结构需求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这就要求教育要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生产。生产出符合产业结构要求的人力资源来。这就在教育产业化的源头上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教育产业化之初没有论证我们的教育和产业结构是否相符。因此,教育产业化之初就埋下了隐患——产销不一定平衡。
教育产业化实施以来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包括社会心理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以及经济方面的。我们来探讨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主要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
其一,教育产业化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我国的人力资本。
教育属于第三产业,教育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了推动作用,提高了教育部门的比重,也增加了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教育产业化同时推动了其他第三产业的的发展,如:出版业、文化产业、餐饮娱乐业及交通运输业等。
同时,教育产业化提高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总量。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03年达212万到2011年达650万人。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3](见图1)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中国的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准备,为中国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作了人力资本的储备。
图1 全国高校毕业人数
其二,教育产业化带动了大学城的建设,提高了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
教育产业化带动了全国各地的扩招潮,各高校原有的基础设施已不足以支持扩招的学生使用。各地政府纷纷批地划拨农业用地大搞大学城建设。2007年我国在建以及建成的大学城共有55个。一所万人大学对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来说,可以提高城市化率二个百分点以上。[4]大学城的修建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迅速的将农田变成了城市。大学城占地后城市化率急剧提高,和住房改革相叠加带动了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建筑需求创造了大量就业的需求。
其三,教育产业化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推进了大城市的农村、农民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型。
大学城的建设使得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市民。农民在这一浪潮中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形成大量的就业需求,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做了劳动力方面的准备。大学城里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和教师,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并且一年的十个月内长期居住在大学城内。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巨大而稳定的消费群体。与学生的需求较为密切的餐饮、商场(店)、书店、通讯、体育休闲以及文化娱乐等行业发展最为迅速。以大学城内的师生作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在周围形成了较有规模的商业街和学生街。大学城普遍距市区较远,学生和教师的需求在校园周边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又会到市区去寻找满足需求的场所,这样住宿、交通的发展也被带动起来。按照大学城学生5万人算,每人每年的日常开支按5000元计算,那么5万规模的大学城一年就消费2.5亿元,再加上大学城内教师及科技人员的消费,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对当地第三产业发展来说将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5]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在校的大学生每年对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本文取中位数以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415万人为基准测算全国高校在校人数,2006年应为415*4=860万人,每人日常开支5000元计算,860万人会在一年内带来430亿元的消费需求。并且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多消费额会增大。我们教育产业化已经进行12年了,至少带来了5160亿元的教育消费需求。这些还没有计算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数据。这些数据测算实在没有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会有低估的可能。
另外,还有的大学城由于其基础设施比较健全,为产业集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了利用高校科研教育资源的产业园区。如:上海的闵行和杨浦两个大学城。[6]这些带动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任何一项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产业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给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一)教育产业化引起消费转移,导致中小城市及乡村发展不足
1978年恢复高考,高等教育是不收费的。1989年后开始实行收费,当时每年大学学费200元左右。在1994年前后,收费开始逐年上升,现在已经上涨至平均5000元。20年时间,学费上涨了25倍,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学费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按照高校年均学费5000元,每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8000元到10000元,4年下来就要花费3至4万元。为了孩子上大学完成学业,许多低收入家庭或贫困家庭举债度日,生活艰难,普通收入家庭也难以负担。虽然我国2009年人均GDP为25511元,但是如果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那么,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就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使贫困家庭无法给子女足够的教育投入,中低收入家庭只能减少其他开支加紧储蓄满足子女上学需要。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在2005年的基尼系数为0.4153,收入分配如表2。
表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上列数据看出最高收入组和次高收入组的加总占有全部国民收入的69.81%。40%的人口占有接近70%的收入。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21万亿元,有多少是中低收入人群占有的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比例为15.92%~36.28%。自从教育产业化后学费暴涨,为给孩子攒足学费,普通阶层的人群减少消费支出,以增加储蓄。高收入阶层往往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7]发展经济学中罗格纳·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归纳了一个命题:“一个国家因为穷所以穷”,即“收入低——储蓄低——资本投资少——生存率低”恶性循环。[8]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在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下,使得用来发展的有限资金被高额的学费占用。高收入阶层的教育消费在国外,低阶层的教育消费占用大量的资金。中国的人口大部分还是在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大学却建设在大中型城市中。学生的消费是在消耗其父母的积蓄。这些被在外地上学的学生们消费的资金不过是换了一个消费场所消费而已。一方面,教育产业化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的转移导致中小城市消费资金不足和城市建设资金缺乏。大城市在得到教育产业化的好处后,并没有拉动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被吸纳到大城市中,没有对小城和乡村的反哺。大城市和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差距越来大,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差距加大的经济问题。
在甘肃会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9]会宁出现的问题是中国式教育产业化带来的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一个单一的产品中去,就会出现很大的经济风险,如果收入低于成本,理性的投资者就会减少投资。
(二)教育产业化遇到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造成的就业不足问题
2003年中国第一个就业高峰,当年的就业率为70%,2004年以后大学生就业率围绕着70%发生波动,时高时低成了雾里看花的东西。能否就业的关键成了社会关系的比拼,有许多学生在毕业时发现原来的价值观念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了。从原来的拼学习成绩和能力到现在成了“拼爹”的游戏,造成另类迷惘。即便是找到工作也慢慢失去信仰和生活的激情成为无痛、无梦、无趣的“橡皮人”。[10]工资低、工作压力大成为新时代白领的写照。我们搞教育产业化和家长让孩子读书本来的预期是提高人力资本,得到投资的高额回报。现实却恰恰相反,出现就业困难。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等发达地区却出现用工荒。一边有就业岗位,一边是存在失业人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结构型失业。没有读过大学的人能找到工作,并且工资和上过大学的人差不多。上过大学的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不会比民工高太多。大学生的就业困难和经济中的产业结构高度相关,而与学校和学生关系并不密切。我们的产业结构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①“微笑曲线”是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基”提出来的,作为宏基的策略方向。之后,施振荣先生将“微笑曲线”加以修正推出了施氏“产业微笑曲线”,作为台湾各种产业的中长期发展策略方向。一般来说,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营销。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营销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就只能作废品处理。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是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给别国代工的产业结构不需要高层次的人力资源,需要的是初级劳动者。
我国在进行教育产业化之初没有研究过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是考虑教育产业化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对教育产品的销路没有研讨。就业要看社会的需求,社会需求主要看社会经济结构。外向型经济是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相应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加工的行业所占比例特别高,这些产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对大学生的需求有限。这些行业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是工人,而不是大学生。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落后于劳动力资本提高的速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力,但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需求却居高不下。
中国教育培养了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与经济的产业结构需求的人员结构不相匹配。大学生就业难是教育产业不管总体经济结构的情况,单方面提高产出造成产品销售困难。
如果不搞教育产业化,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会大大缓解,大量的劳动力会出现在劳动市场上,而不是大学里。从1999年起,至少每年会增加100万到500万的新增劳动力,以满足用工需求。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减去98年招生人数108.36人,数据来源:《199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edu.cn/jiao_yu_fa_zhan_498/20060323/t20060323_11626.shtml
(三)教育产业化下的大学城建设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是脆弱的升级,引发城市空洞化和农民失地问题
靠行政划拨的土地建设的大学城是一个和所在城市联系不紧密的城区。城市扩大,城市化率提高,但是没有经济辐射功能。因为它既不能拓展新的财富空间和建立新的经济联系,也不能整合旧有的经济联系。大学城一年之中只有十个月繁华的天然弱点,形成季节性的城市空洞化。
大学城占地面积一般在几平方公里到十几平方公里,有的几十平方公里。兴建时占用的大多是农田,我国的征地制度对农民利益的补偿不足,失地农民出现就业困难、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急需解决。虽然是各地占用农田都会产生失地问题,但是大学城的季节性空洞化带来了季节性失业问题,给不能适应的人群带来了不同的困难。即便是大学城的就业安排向失地农民倾斜,也是有限的。如前文所述大学城需要各种不同的服务,拿惯了锄头的手要开始新的学习。从身份上变成市民很容易,从心理上和经济上变成市民很难。
从上文所述,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既有成绩又有问题,成绩是完成了当初的预定目标——带动经济增长,城市化率提高,推动了人力资本的提高;问题是带来高层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和低层次的用工缺口。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因,大部分毕业生不会回到生源地就业。中小城市和乡村被教育产业化抽取了大量的发展血液,有资金方面的、有人才方面的。教育产业化是更加偏向大城市的措施,造成了更大的城乡差距,中国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出口。在出口受外需不足,资产边际报酬率过低的情况下,我国只有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又可以为经济做些什么呢?
(一)教育产业化和宏观调控的政策调整配合
我国政府多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强调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知识和技能密集、高附加值方向提升,是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换。[11]因此,适应转变要求教育生产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产品来,注意产出数量和经济需求配合,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满足经济转变的需要。
(二)教育产业化和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配合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应当回归教育的本源。降低学费收费标准、降低学生的生活成本,减轻求学的压力,给中小城市和乡村留下发展的资金。同时,配合宏观经济新一轮的调整依托高校的科研教育资源大力培养产业园区建设促进大学生就业,使教育投资能有合理回报,对教育投资给予经济上的正面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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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剑奇(1973-),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文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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