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和译作走出边缘化

蒋继春，孙铁石，王日升

（1.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2.长春工业大学，吉林长春，130122）

上个世纪80年代前，西方翻译思想深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启迪，即意义具有普遍性，在经过不同语言传递前后都能保持原始意义的“原滋原味”。无论是西方的翻译思想还是中国“信”、“达”、“雅”等翻译理念都充分阐明：译作依附于原作，译者自然要逊色于作者。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由此被埋没了几千年。尽管本雅明很早就在其名著“译者的任务”中有其论断：“译作不是靠原文存在，原文是靠译文存在”，然而这样的著名论断却像一粒石子投入大海，并未荡起很大的学术涟漪。正当本雅明的书籍和论断就要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之时，解构主义的兴起使人们突然想起了本雅明的名言。正是译者的文化协调能力使原著在异国文化之中大放异彩，无数实例（包括中国作家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充分论证了译作使原作在异域获得了新生。译作有充分的理由来享有更高的地位，翻译的过程是充满创意的改写过程。译者给作者带来了写作的灵感，带来了启迪。翻译过程是融入了译者的风格的创作过程。

20世纪初，随着大量的西方作品不断译入和中西方各个领域的广泛接触，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价值观的改变，正是西方的文化特质充填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真空。人们充分意识到西方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但是它对中国文化创作的影响并非受到充分重视。人们倾向认为一定是作者在指导着译者，而往往忽视了译者对作者的启迪和引导作用。然而，有些文学家除了文学创作以外，本身又从事翻译活动，他们对译者和作者、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关系会有更深刻的意识。关于译者是否应该获得和作者一样的作品权、翻译是否一定要原滋原味地依附于原作，成为近几年翻译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笔者对人们的看法进行了梳理。

一、译者：作者的影子（译作：原作的附庸）

由于对等、等值、等效等理论的盛行，忠实原作成为译者追求的目标，对等成为一种理想，译者的工作范畴便局限在亦步亦趋地跟随作者的脚步，潜心地模仿，唯恐违背原作的思想精髓。因为译者没有创建文本的剧情，也没有写出原创的文字，只不过是把原文用另一种语言非常艺术地表达出来，译者的创意被低估，译者被看成缺少才能的“二等市民”，更重要的是他放弃了自己辛辛苦苦译出的作品的“著作权”，所以许多人认为译者是艺术家、表演家或是演员，他们从事的艺术是专门为作者服务的。作者和译者由此在原创性、创作性、著作权上产生了明显的界限。翻译对等论诞生已久，它作为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早期概念已经存在1500年了，作为盛行于上世纪60-70年代并成为翻译早期的指导原则，对等是以所有语言都有相同的表现能力为前提，指翻译中原语成分和目的语成分具有相同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原作和译作有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意境和相同的语体风格。它认同两种语言的成分可以实现等值，即语言之间可以完全对等和相互转换。译者的工作主要是在另一种语言内恢复原著的丰韵。作者由此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权，译者的作用及影响会被作者无情地“吞噬”。译者尽管对原著拥有艺术处理和内容创造性变动的权利，但其著作权基本还是被否定的，译者变成了作者的影子。人们常常把译者想象成为表演者，表演者可以应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作者谱写的曲子，美感、旋律、音调、节拍、抑扬顿挫都要依照事先撰写的曲子进行表演。尽管“忠实或对等”成为翻译者的理想，然而每位译者都有对“忠实或对等”的各自理解。

二、译者和作者的“对话”

（一）译者也是作者

在中世纪的西方文坛上，乔叟和但丁等人往往把自己的翻译内容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翻译和写作相得益彰，并无明显的界限，更无人刻意区分。直到19世纪，西方的翻译和原作才出现了裂痕和差别，作者和原作成为主宰，译者和译作成为了附庸。然而，随着解构主义的崛起，译者的主体性渐渐地为人们所意识，尤其是一些既是作家同时又是翻译家的人们，他们会更加敏锐地洞察到翻译对他们的文学构思、写作风格的潜在影响。因此，他们在翻译西方文化作品的同时还在从事文学创作。郭沫若本人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在翻译雪莱的诗歌时曾说：“我和他合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在他看来翻译和写作已经融为一体了，翻译本身就是思想和艺术的再创造过程。郭沫若“女神”的写作风韵与雪莱的诗歌非常相似，以至于审美和艺术处理都“情投意合”，译文和原著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翻译的过程给予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成为一种不竭的写作源泉和动力。甚至一些解构主义者认为，译著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译著是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译者慷慨地赠给了作者特殊的写作“礼物”，而很少有作者对译者心怀感激之情。Rosemary Arrojo则认为，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作者和译者的关系。

（二）译者的创意和改写

译者转换了原文，通过自己的创意，给世界带来了新意。尽管在文学评论中，译者的名字几乎从来不被提及，世界读者还是要依靠翻译的帮助来纵览世界。无论是哈利波特的全球性成功，还是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翻译者都功不可没。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的非常稀少，甚至远远低于日文和印度文，翻译成为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的一个“厚重的桥梁”，中华文学的瑰宝只有跨越翻译这座桥梁才能站上世界的舞台。幸运的是莫言遇到的是翻译家葛浩文，后者用了20年的宝贵时间翻译莫言的作品，为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搭建了一条便捷的高速路。顾斌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莫言能够登上诺贝尔讲台，葛浩文的改写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目的语文化中，有些在原语中寓意深刻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译者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在目的语中创造出崭新词汇。所有这些说明，译文本身是具有创意成分的改写。

巴斯纳特和彼得布什专门调查了原作和翻译的关系，提出译者不但要读懂原著、解码其精彩的文学特质和风韵，而且要费尽心力地参照双语体系来创造出符合读者习惯的文本。由此看来，翻译不单单是创意的行为，而且基本是改写行为。

正是译作为原作拓展了时间和空间，是译者为原著作者在另一个陌生的人文环境中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人们（尤其是中国读者）对译文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原文。是翻译者建立起时间和空间的桥梁，使人们了解了莎翁的人文思想。试问有几个人还能读懂莎翁的原著？人们认可莎翁世界文豪地位的同时，译者的“作者权力”谁人认可？译者在建立“桥梁”为作者和读者进行跨时空交流时，必须依靠自己的风格，精心地创造出符合当代读者特点的译文。译文不再是原文的简单复制，它融入了译者的风格、时代的特点以及读者的习惯。所以，读者读到的是融入译者风韵的作品，正如Rosemary Arrojo所说，translator must recognize their indebtedness and ultimate“faithfulness”to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and perceptions（1994：160）。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忠实于自我环境和认知，因此译文与原文相比增添了译者“认知”上的创意。

在“五四”运动中，《新青年》的翻译文学既是文学革命的先导，又是“五四”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译者的作用决不亚于作家，在人类没有同一种语言以前，翻译是各国文化互补的重要途径。任何国家的文学史（即使是包括有着璀璨文明的中国）都深受别国文学影响，译者担负着提升本国文化的神圣使命。

无论如何，译者都要和作者达到一种平衡，包括传递的意义、节奏、情感和文字等平衡，尽量做到不使原作“失真”、“失味”。作者的创造自由是译者无法想象的，译者的“作者身份”是在这种平衡的限制下费劲心力并努力创造得到的。译者作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构建者，其异域文化的“作者地位”无可厚非。译者应该渐渐地从作者的影子中走出来，变成一部作品的共同作者，只有作者和译者共享一个文化作品著作权，才能使作品在更宽泛的时空内获得生命。

（三）译者——另类作者

不可否认，作者具有原创精神，而译者总是面对已经存在的文本，不断地进行阅读和解码。译者要时刻不停地做到读者期待和原文限制的平衡。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从事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他把异域的语言文化因子机动灵活地融入到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并在新的环境下产生了新的寓意和感受，这些都超出了作者的能力范围，唯有译者具有这样神奇的能力。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态度比较开放，并允许其适当改写。葛浩文对莫言的翻译被美国汉学界誉为“比原作写的更好”。是翻译的改写使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乡土气息”，超越了语言疆界，最终荣获了世界的青睐，译者对原作的“再续生命”居功至伟。古今中外，通过翻译来捕获灵感的文学家不胜枚举。随着世界文化“交通的畅通”，作家们（如莫言）不仅仅要赢得本国读者，更需要世界读者的青睐，翻译的改写尤为重要。

随着各国文学的不断交流，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些理论家（如Barbara Ivancic）甚至对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实例研究，有些作者甚至直接和译者形成对话。一方面，作者会“授权”译者使其文章在目的语语言环境下做出部分的改变，另一方面，译者要根据作者的建议，使文章适应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从这一角度来看，译者并非亦步亦趋地跟随作者的脚步，作者给了译者足够的空间和变量让其改写，译者是改写者，也是共同作者，因为他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下或多或少地改变原文的本意。翻译不但带给作者不同凡响的灵感源泉，而且会给目的语带来新词汇、新思维、新想法、新的写作模式，甚至会促进目的语语法结构的改变。

如果翻译促进了异国文化的质变，而作者只是吸引本国读者，难道译者的作用还会小于作者？如果翻译为作者提供了不同凡响的写作源泉和灵感，译者还永远会是作者的影子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健在的作者还是故去的作者，他们对翻译似乎无法进行控制，而译者们却往往决定了原作的“来世”。译者通过翻译给目的语带来异质成分，从而促进了目的语文化的新陈代谢，而这些正是作者做不到的。译者不顾自己“卑微的身份”，认真聆听作者的“心声”，充分地尊重作者和原著，即使失去了作者那样的“自由”，依旧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夹缝之间给读者富有创意地营建着另一个“人文世界”。这种“营建”肯定融入了个人因素，读者读到的肯定是有译者风雅成分的作品。

作者相对译者地位的优势由来已久，但有两个因素可能颠覆这种关系：一是许多作者在翻译别人作品时，他们深受启迪和鞭策，他们的创作与翻译是密不可分的；二是一些作家在从事翻译时发现，自己的创作和翻译的文章悄然地融为一体，甚至天衣无缝。

三、原作和译作的“对话”

（一）译作对写作的推动

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有其最著名的论断：“译作不是靠原文存在，原文是靠译作存在的”。原作吸引的是本国的读者群，译作拓展了一个文本的阅读范畴，使文本吸引到不同国界的读者。最重要的是，译作或多或少地对异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移植物种一样在异域文化体内生根、发芽和结果，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译作的贡献在于它促进了异域文化的质变。在五四文化运动前期，西方的文艺作品大量译入中国，不但对新文化远动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改变了文言文的主导地位，白话文和欧洲语体就此在中国兴起。这些翻译作品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们对社会、文化、文学甚至文字都意义深远。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原作和翻译都是具有创意性质的写作，任何一方都不能压倒另一方。原作是内向运动的创作，作家所用的词汇形式较为稳定；而翻译是外向运动的创作，译者分解了原来的文本，解放了原文的词汇，并使这些词汇在新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下具有了新的含义。路德的《圣经》译本是以德国文学为基础进行翻译的，其构建出的新的文化意义、宗教意义和语言内涵彰显了作者改写功力和创造功力。由此可见，各国的文学发展皆受到他国的文学影响。Douglas Robinson颂扬了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贡献，并建议不要被原来的文化所束缚，要把其精华之处大胆地输入到目的语文化。例如，中国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必定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翻译作品的合力影响。现在的大多数文学创作多数是基于现代思想、现代社会的，而古代的文学思想对写作的影响日渐衰退，译者正是新思想发展和旧文学衰败的推手。西方文化作品被译入中国以后，许多中国作家借鉴西方文学的写法，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反思性改进，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进行了批判。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借助译者的“创造力”纷纷登陆中国。莫言的《红高粱》亦是借鉴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让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在神话的氛围里展开”，人物和情节皆神奇、炫目，非常贴近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因此非常吸引西方读者。莫言并不否认其创作是深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的作品成了现代写作的动力和源泉，不是写作追随译作，倒是译作在引导写作。

（二）写作亦是翻译

写作与翻译之间的“范畴”关系并未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Lev Vygotsky创新性地提出，孩子们之间存在“inner speech”现象。此项“inner speech”理论为翻译主体性研究带来了革命性观点。他提出，孩子们在学会口语交流以前，他们存在自我交流现象，这种“inner speech”是通过一种大脑中的符号（或是理念）来进行的，大脑符号起着一种对事物解释-翻译的作用。我们在说话或写作时，会把大脑中的符号“翻译”出来，尽管这种翻译的原材料不是口语或书面形式的。因此，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它经历了大脑图像到书面材料的翻译过程；而真正的翻译过程更为复杂，它是原著在大脑形成印象后，译者融合两种文化和语言等因素，为了获得读者及出版商的认可而进行改写的过程。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它们都是要通过作者或译者的个人“感知系统”等因素来进行输出，只不过翻译有了更多的参照物罢了。由此看来，翻译与写作的关系的确是密不可分的。再者，译作成为原作的“附庸”，译者成为作者的“影子”，这些往往都和人们过多地强调民族文化和阻抗外来文化的“入侵”相关联。如果能够公平、平等地对待异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译作对民族文化的改良和启迪作用才能真正地体现。翻译绝对不是跟随原作的边缘活动，它对文学的重塑和倾覆力量不可小觑。

不同于作者创作的任意性，译作有固定的、有体系的、有层次的原作参照物。译者的感知系统在融合和借鉴了作者的感知系统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输出，由此译作具有“隐秘的”的原创性。如果去除“文化保护主义”的篱笆，珍惜译作对本土文化的促进作用和影响，译作将争取到与原作相等的地位。

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在继承本国文化和吸收其他文明的基础上的创作，因此翻译和写作是密不可分的。译作不单向依靠原文存在，原文同时依靠译文而存在和发展。译者具有不同于作者的创造性，并把其创造性体现在译作之中，他们是另

类作者，因为译者在翻译时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我因素，并且为赢得目的语读者而适当改写，同时，译作促使本土作者进行了有别于原有文化风格的异域情调写作，这种在两种文化之间具有创意风格的“架桥者”还会是作者的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