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考二题

时间：2024-07-28

夏德靠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18）

一、《诗经·大雅·抑》“话言”考

《诗经·大雅·抑》云：“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对于诗中的“话言”一词，毛《传》解释说：“话言，古之善言也。”这就是说“话言”是“善言”的意思，但陆德明《释文》指出：“话，互快反。《说文》作‘诂’，云‘诂，故言也。’”［1］1173陆氏认为《诗经》“告之话言”之“话”应当做“诂”，“话言”应作为“诂言”。

自陆德明提出这一看法之后，有些学者在此问题上相继提出看法。《说文》“话”条许慎引“传曰：告之话言”，段玉裁《注》云：

此当作《春秋传》曰：“著之话言”，见文六年左氏《传》。浅人但知《抑》，故改之。删“春秋”字，妄拟《诗》可称传也。《抑》诗作‘告之诂言’，于诂下称之”。［2］93

所谓“于诂下称之”云云，按“诂”条许慎引“诗曰诂训”，段《注》云：

此句或即《大雅》“古训是式”，或谓即毛公诂训传，皆非是。按《释文》于《抑》“告之话言”下云：“户快反，《说文》作‘诂’。”则此四字当为“诗曰：告之诂言”六字无疑。毛《传》曰：“诂言，古之善言也。”以古释诂，正同许以故释诂。陆氏所见《说文》未误也。自有浅人见《诗》无“告之诂言”，因改为“《诗》云‘诂训’”，不成语耳。［2］93

对于《说文》所引“诗曰诂训”，段氏否定了出自“古训是式”、“毛公诂训传”的说法，认为《说文》原本当作“诗曰：告之诂言”，并将毛《传》“话言，古之善言也”中的“话言”改成“诂言”。

此后阮元在继承陆、段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看法：

案《释文》“告之话言”下云“话言，古之善言”。段玉裁云当作“诂话，古之善言也”。前“慎尔出话”传云“话，善言也”，此云“诂话，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内倚字分训而相蒙如此。《释文》云“《说文》作诂”，盖《说文》称《毛诗》“告之诂话”。陆氏所据《说文》“诂”字未误，而“话”字亦已误为“言”矣。［1］1173

阮元明确认为《抑》“告之话言”当做“告之诂话”。据前文可知，段玉裁在《说文注》中一再强调“话言”应为“诂言”，并没有提及“话言”当做“诂话”，但阮元指出段玉裁把“话言”当作“诂话”，未知何据。《释文》只是认为“话言”之“话”应为“诂”，并没有否定“言”的正确性。阮元则据《释文》之“《说文》作诂”的说法，认为《说文》原本称《毛诗》为“告之诂话”，所谓“告之诂言”之“言”应为“话”之误。

从陆德明、段玉裁到阮元，他们的看法纯粹是通过训诂的方式所得出的，但是从先秦具体文本来看，这些结论是不可信据的。

首先，早期文献征引《抑》诗时均作“告之话言”。《左传》襄公二年君子引《诗》云：“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杜注说这些诗句出自“《诗·大雅》”，孔颖达《疏》指出此《诗》即《诗·大雅·抑》。［3］818刘向《新序·杂事》引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注家亦谓出自《诗·大雅·抑》。［4］611因此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指出：

《新序·杂事》四引《诗》“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三句，明鲁齐经文与毛同，惟“维”作“惟”。《释文》：“话，《说文》作‘诂’，云：‘诂，故言也。’”段注《说文》：“经当作‘告之诂言。’”案，《左襄二年传》亦引《诗》“告之话言”，是古文本作“话言”，与《新序》引《鲁诗》合。……《左文六年传》……下云：“著之话言”，杜注亦云“为作善言遗戒”。毛以“古之善言”解“话言”，明即本此，则《毛诗》不作“诂言”亦其证。［5］

从这些征引文献来看，正如王先谦所言，《抑》诗确实作“告之话言”。其实，“话言”或“话”是一个常辞，其义为“善言”。首先来看“话”，《说文》云：“话，会合善言也。”［2］93这表明“话”是一个动词。《尚书·盘庚中》云：“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孔《传》云：“话，善言。”《正义》引《释诂》云：“话，言也。”又引孙炎的说法：“话，善人之言也。”［6］235这些地方将“话”理解为名词，是不符合《盘庚中》“话”的实际用法的。事实上，《盘庚中》的“话”是作为动词使用的，对此有的学者将其释为“会合”，所谓“话民之弗率”，是指“集合了那些不服从的臣民”。［7］按“乃话民之弗率”中的“话”，敦煌本伯3670作“諙”，［8］161又《说文》云：“籀文諙，从言會。”［2］93亦即“譮”字。据此，“话”从“会”，故有“会合”之意。这样看来，将“话民之弗率”之“话”解释为“会合”是可以的，但是，无论是“諙”还是“譮”，就从“言”而论，会合的对象应与言论有关。孔《传》虽把“话”理解为“善言”，但在解释整个句子时指出“民不循教，发善言大告用诚于众”，［6］235显然将“话”理解为动词。同样《正义》也指出，“乃出善言以告晓民之不循教者，大为教告，用诚心于其所有之众人”，“王苦民不从教，必发善言告之”。［6］235从这些地方来看，也是把“话”当作为动词看待的，其义应为“会合善言”、“发善言”、“出善言”。除此之外，“话”还用作名词。《抑》诗中有“慎尔出话”的句子，毛《传》解释说：“话，善言也。”［1］1167《大雅·板》云：“出话不然，为犹不远。”毛《传》亦云：“话，善言也。”［1］1144这就是说，“话”作名词使用时意指“善言”。

先秦文献中还有“话言”这样的用法，《左传》文公六年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杜注：“话，善也。为作善言遗戒。”［3］512同书文公十八年云：“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杜注：“话，善也。”［3］581-582《逸周书·商誓解》云：“今惟新诰命尔，敬诸！朕话言自一言至于十话言，其惟明命尔。”潘振云：“话言，善言也。”［9］这些地方的“话言”即指“善言”，潘振的解释是对的；至于杜预将“话”释为“善”，是把“话言”当作偏正词组，认为“话”是修饰“言”的，这可以从“为作善言遗戒”中“善言”看出，杜预的解释其实是不准确的。按《抑》诗“慎尔出话”，毛《传》解释说：“话，善言也。”郑笺云：“言，谓教令也。”［1］1167此处郑笺特意对“言”字进行了解释。据此在“话言”中，“话”与“言”本属两个词，这可以从下述例证得到说明。《尚书·立政》：“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孔《传》云：“言政当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此处是将“话”理解为“善”，但孔颖达《疏》指出“话”与“言”是一物。［6］476臧克和认为：“话，《尔雅·释诂》：言也……言，犹上文‘庶言’之言，谓政令。一话一言，所指为每一条政令也。”［8］493周秉钧在翻译时也是将“话”与“言”当作两个词来对待的。所以，“话言”属于同义复合词组，即指“善言”，杜预将“话”释为“善”是一种误释。

综上所述，《诗经·大雅·抑》作“告之话言”是对的。

二、《史记·李将军列传》“自刭”考

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载录李广因失道后期遭大将军卫青责问，愤而自杀，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作“引刀自刭”。然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八版《大学语文》选录有《史记·李将军列传》这篇文章，却引作李广“自颈”，编著者并注云：“自颈，同‘自刭’，自刎。”据许慎《说文》，“刭，刑也。”又“颈，头茎也。”［2］182，417两者似乎很难相通，但从《大学语文》本文及注释行为来看，编著者显然认为《李将军列传》的本文应作“自颈”，而非“自刭”。那么，《史记·李将军列传》叙述李广引刀自杀使用的到底是“自刭”还是“自颈”呢？

中华书局版《史记》明明作“自刭”，而它又并非稀见版本，编著者应不会不知道。但是，编著者既然如此肯定《李将军列传》使用的就是“自颈”，这应该说明他们是有一定的版本依据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放弃中华书局版《史记》这样常见的版本不用而做如此的注释。可惜的是编著者并没有注明《史记·李将军列传》所用的底本，这就给我们核实“自颈”的版本依据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

笔者在翻阅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时，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收录的《史记》包括《史记》本（含三家注）、《史记集解》本、《史记正义》本三种，其中《史记正义》本恰好作“引刀自颈”（见第248册第253页），那么《史记正义》本是不是就是《大学语文》选录的《李将军列传》的底本呢？我们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但《史记正义》本至少为《大学语文》选录的《李将军列传》之“自颈”提供一个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正义》本作“自颈”并不是孤证，其《史记》本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亦提供一例证：“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颈。’季布许之。”（第244册第659页）据此看来，《史记·李将军列传》似乎确实是“自颈”而非“自刭”，编著者所做的“自颈，同‘自刭’，自刎”的注释有其合理性。

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史记》本（含三家注）、《史记集解》本、《史记正义》本等三种《史记》文本却存在一些差异：其一，《史记正义》本《李将军列传》作“自颈”，而《史记》本、《史记集解》本却作“自刭”（分见第244册第733页、第246册第280页）；其二，《史记》本《季布栾布列传》作“自颈”，而《史记集解》本、《史记正义》本都作“自刭”（分见第246册第255页、第248册第198页）。在这两点中，《史记正义》本既然在《李将军列传》中载录“自颈”，但当《史记》本《季布栾布列传》作“自颈”时，它却作“自刭”，这是什么缘故呢？更为重要的是，《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卷八《高祖本纪》、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等共使用二十四例“自刭”，都写作“自刭”，《史记》本、《史记集解》本、《史记正义》本均同。也就是说，在上述《史记》二十六例中，只有两例做“自颈”，其余均做“自刭”，这种情况又说明什么呢？

众所周知，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开四库全书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前四份陆续抄成，分别藏于故宫的文渊阁、盛京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此后又续抄三份，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告成，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渊阁所藏，是最先完成的第一份《四库全书》。［10］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影印。有关《四库全书》本身的价值，已有很多文章论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四库》的不同版本都是手抄的，如此大的工程不可能做到精勘细校，相互间有差异是肯定的。由此看来，《史记正义》本与《史记》本中出现的两例“自颈”很可能是笔误所致，这一推测可以为下述例证所证实：《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樊于期偏袒搤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按《史记》本、《史记正义》本均作“自刭”（分见第244册第554页、第248册第119页），但《史记集解》却作“自劲”（第246册第145页），此处“自劲”的写法应当属于笔误。既然在抄写过程中“自刭”被误作“自劲”，那么“自刭”也可能会被误作“自颈”。因此，《史记正义》本与《史记》本中两例“自颈”属于笔误，其正确的写法应是“自刭”。

然而，需提请注意的是，宋代以来的文献中存在若干以“自颈”取代“自刭”这样有趣的例证，而这些例证很难说是出于笔误，如《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载吴伐越，“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四库全书》收录的三种《史记》版本均作“自刭”，宋代编纂的《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一引作“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自颈”。同样，成书于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等亦有使用“自颈”的例证。我们该若何解释这一点呢？按《左传》定公十四年载有“自刭”一词，《经典释文》宋刻本却作“颈”，段玉裁指出《经典释文》宋刻本把“刭”改作“颈”是错误的。［2］182应该说明的是，段玉裁只是针对某个特例说的，并没有对宋代以来的典籍使用“自颈”现象做综合的判断，所以他的看法只能作参考。这也就是说，宋代以来的典籍为何使用“自颈”，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但是，一般而言，先秦文献多作“自刭”，如《左传》定公十四年云：“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3］1594-1595又同书哀公十三年云：“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3］1677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云：

越王句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11］

《战国策·燕策三》云：

（田光）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12］

据上所述，尽管宋代以来的典籍有使用“自颈”的现象，但先秦两汉文献并不存在这一情形，也就是说，《史记·李将军列传》述李广引刀自杀行为应当作“自刭”，而不是“自颈”。当然，宋代文献中何以出现以“自颈”取代“自刭”的现象，这是值得做进一步考察的，但限于本文的意旨，只能在此提出这一问题。

［1］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石光瑛.新序校释［M］.中华书局，2001.

［5］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中华书局，1987:938-939.

［6］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周秉钧.尚书注译［M］.岳麓书社，2001：83-84.

［8］臧克和.尚书文字校诂［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