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心理差异看汉英寒暄交谈

张 颖（福建医科大学外语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04）

从文化心理差异看汉英寒暄交谈

张 颖（福建医科大学外语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04）

寒暄交谈指并非真正用来交换信息或意见，而只是为了创造气氛或保持社交接触的交流语。它传递的信息极微，却分布广泛，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汉英寒暄交谈深层次上受制于东西方两种文化心理。从文化心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方面探讨汉英寒暄交谈的差异，以窥文化对语言的渗透。

寒暄交谈；汉语；英语；文化心理

寒暄交谈（phaticcommunion）源于1923年波裔英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一文中提出的术语。他通过对新几内亚东海岸特罗布恩德岛（TrobriandIsland）的实地考察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并不总是为了提供和获取某种信息，有些交谈只是为了创造一种气氛或保持社交接触，仅是“一种行为”（a mode of action）。［1］1960年雅柯布森（Jakobson）把寒暄功能（phaticfunction）列为语言的功能之一，认为当交际双方出现尴尬、沉默时，寒暄交谈最可能发生，其目的在于社交接触而非探究语码所传递的信息。在我国“phaticcommunion”还可译为“交际性谈话”，“交际性语言”，“应酬语”等。这里“寒暄”一词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汉语意义中的“问候起居的客套话”（《辞海》），而是广泛分布于人们的言语交谈中，无论是招呼问候，会客访友，还是正式的谈判商榷等等，人们出于礼貌原则的考虑，总是会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寒暄话，或活跃气氛，或增进人际亲切感以进一步交流。同时，寒暄交谈既然是一种有声语言，其具体形式和内容必然随语种的不同而显现出林林种种的差异，特别是和该语种所属的文化联系密切。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前人早有所述，一般认为“文化是语言的基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2］语言的使用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不能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人类文化是个包罗万象的复杂系统，多层次、多向度。历史上关于文化的定义，种类繁多，层出不穷。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3］中认为，文化系统的结构可分为表层（物质层次）、中层（风俗制度层次）、里层（心理层次），其中文化心理层次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比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文化心理处于更深层次。顾家祖认为：“每个民族均有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和深层构筑……民族心理就像一条幽暗的地下长流，涌动在一个民族意识的岩层里，流贯在该民族的血脉中，即便是今天的青年人，也都是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在他们的身心中同样存留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4］基于此，本文仅从中西文化心理四个层面的差异来考察汉英寒暄交谈的区别，以窥文化对语言的渗透。

一、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寒暄交谈

Samovar和Porter认为：“价值观通常是规定性的，告诫人们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什么是真实的和虚假的，什么是正面的和反面的，等等。文化价值观确定什么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什么是值得保护的，什么会使人害怕，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耻笑的，什么样的事件会使人们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指导人们的看法和行为。”［5］可以看出，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中西文化本质属性不同，其价值观差异难免会体现于人们的言谈中。

（一）群体观和个体观

在群己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儒家的群体原则逐渐与墨家的“尚同”观念、法家的“废私”主张等相融合，经过不断强化而取得了支配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使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系统形成了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张岱年等，1994）。［6］在孔子学说中，对“仁”的修养和表达是通过“礼”，即个体的自我独立发展和完善从一开始就必须经历深层的转变，以适应社会交往的需要。个体发展的方向不是自我独立，而是与他人联合。自我完善不是依靠形而上的沉思，而是根据社会生活中的经历。个体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基督教的《圣经》，鼓励或要求人们突出自我，重视自我。英国哲学家洛克曾断言，生物个体是自然界的基本单位。西方的自我理念是构成其文化深层结构的要素之一，人类社会的个体不仅是独立的生物存在，而且是独立的心理存在和社会秩序中的独立成员。“个体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体自我与他人之间划定明确的疆界。在此界线内，自我作为知觉的主体，行动的源端，社会关系中的独立个体，以及对环境的理性控制者”。［6］

在群体观的主导下，中西方在“privacy”问题上的理解是不同的。英文化属于个体文化，注重的是个体独处的自由不受他人干扰；中国文化属于群体文化，看重群体的依存关系而不突出个体。汉语的“隐私”是“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现代汉语词典》），总有点不好意思或自己不愿告人的味道。英文化的人对其“privacy”的维护要求干扰者退出被干扰的个人领地范围或停止心理干扰。［7］因此，中国个人的情绪、愿望、目的、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必须让位于群体的考虑；相反，恰恰是这些“无足轻重”在西方必须得到特别的尊重和突出表现，“固守隐私”成为西方人心理的一道重要的屏障。

中国人在与人寒暄时喜欢采取询问式，话题易偏向受话者的个人问题，如“在哪工作？”“生活得怎么样？”“家住哪儿？”“孩子多大？”“衣服哪儿买的？多少钱？”年底有加薪吧？”等等。个人的年龄、收入，所购物品的价格，婚姻家庭，个人健康状况等成为中国人开启进一步交谈了解，建立友好关系的钥匙。西方由于在交谈时多回避私人问题，因此初次见面的人互道“How do you do？”“Nice to meet you”，比较熟识的朋友多问“How are you?”“How is everything going on？”“Howareyou doing?”气候和休闲活动成为他们交谈的最佳话题，因为这些既不涉及个人私事，又让交谈双方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继续或中止交谈。

（二）时间观念

Hall把不同文化的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单向记时制（Monochronic time），一种是多向记时制（Poly-chronic time）。单向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但不可重复的，有始有终的一条线；多向制则相反，时间被看成是分散的。客观地讲，东方社会采用的体制与多向制相近，西方则采用单向时间制。［8］中国人的时间取向偏重过去，重视回顾自己的历史，尊重经验，推崇传统，使用时间比较随意，灵活性强，尽管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一说，却很少付诸实践，平常生活显得悠闲自得。西方人的时间取向属于未来取向，把时间看成伸向未来的道路。时间是一条直线，既珍贵又固执，它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同时被分割为时、分、秒的精确程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西方人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时间的“紧缺”意识，对自己每天的时间都有打算和安排。

反映在寒暄交谈中的问候式中，中国人一般只在早晨碰面时说“你（您）早”、“早啊”，其它时间改换成“你（您）好”。但英语中，根据早、中、晚时间段分别有“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与之对应，具有严格的形式区别。

（三）对“吃”的理解

见面问“吃了吗”，是汉语寒暄的一种典型独特的友善信号，作为一种礼俗，源远流长。如《战国策·赵策》中触龙见赵太后问候致意：“日食饮得无衰乎？”一方面，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但古代社会食物严重缺乏，人们倍受饥饿的煎熬。“关大饥，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资治通鉴·贞观二年》）吃饭成了问题，问候语“吃”至少反映了先民们对长久威胁生存的饥饿的摆脱欲望。另一方面，“民为邦本，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人民千年的格言。《论语》中，“食”与“吃”字出现有71次之多，认为饮食不仅是人欲的需求，也与天理相通，给这一普通的生活行为赋以神圣的内涵。当今中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语言的稳固性使这种表达法依然存在，老百姓经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三天不吃饭，啥事都敢干”。除了问“吃了吗”，中国人还常常对朋友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聚一聚”，“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吃饭吧”，“星期天没事就来我家吃饭”，“什么时候到我家吃饺子吧”，“时间不早了，就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对此，主客都明白，这些话通常只是一种客套而已。

西方没有上述中国的饮食背景，“吃”就不易成为寒暄的话题。“Haveyoueaten yet？”使用的频率很少，或常被理解成对个人私事的询问，或认为对方是在邀请自己。

二、思维方式下影响下的寒暄交谈

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等。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和创造。东方和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连淑能在《论中西思维方式》中论述了中西思维的十对基本特征［9］，本文仅联系其中和寒暄交谈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方面。

（一）伦理型与认知型

中国半封建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道德，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规定人的本质是伦理的，在话语中常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气息。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人本为单位，最富人文意识，最重人文精神，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本文化，它特别注重人与人的相接相处。”［10］625

中国寒暄交谈中有三种类型特别能够影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好意和人情味。一是（在某些地区）招呼时不管亲疏程度如何，常以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的谈话者，如“大婶好”、“大妈好”，或以“长幼+姓氏/身份”的形式，如“老王”、“老李头”、“小张”、“王师傅”等，显得十分亲切。二是采取评论型的方式，根据自己的观察，询问对方在干什么或准备干什么。明明见到熟人蹲在那里修自行车，还会凑上去搭话“怎么，修自行车？”；见人拿着篮子，问“上街买菜了？”；见对方提着行李，问“出差啦？”等。三是从关心对方的角度出发多使用祈使句，常说：“别太累了，休息吧！”“天冷，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开放性、海洋型地理环境和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讨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不断排除臆想和猜测，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方式。对应地，他们不理解上述中国的三类寒暄交谈，觉得这些话无法从认知角度认识，使人关系混淆或是明知故问，毫无逻辑，不理解为什么一些显而易见的日常琐事会成为交谈的话题。

（二）意向性，整体性和对象性，分析性

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自身内心体验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这种自我体验反思，把知、情、意融入主体，“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合一”，同时体现一种整体性思维，“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从未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从人与世界的全方位关系中去体认一切，以主体-客体实现“尽善尽美”和谐境界为目标。在西方，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知对象，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排除主观因素，强调客观性，“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两分，以客观和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世界，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追求的是认识的客观有效性，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对整体加以分析。

反映在寒暄交谈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不同语言在相似的交际情景中的用语角度不同。黄次栋（1984）和Hong（1984）指出［11］，一个中国人到机场或火车站去接一位朋友，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一路辛苦了”，以示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表示关心。而在英语中则通常说：“Did you have a good trip?”“Did you enjoy your trip?”“How was the trip?”前者关注主体的体验，后者关注的是客观对象。

“物我两分”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以物为本”［10］625-627的思维偏好。在受到他人帮助后，中西方语言中均有用以表达谢意的应酬话。但西方视给予帮助内容的不同而表达不同，如“Thank you for（the time，the tea，the dinner，the information，the booketc）”，汉语说“谢谢您的一片盛情（款待，帮助……）”或“给您添麻烦了”，“打扰了”，“耽误您时间了”。英语重事物，分析主客差异，非常客观；汉语重主观人情，认为谢主体就是在对整个帮助过程表示感谢。同样，在受人礼物时，中国人说“哟！东西这么贵，太破费您了！”西方人常说“啊！礼物真是太漂亮了，我非常喜欢（It is so beautiful!I like it!）”。在送别时，汉语是“再见”，“一路顺风”，“恕不远送”，“慢走”等；英语除了“Goodbye”，“See youlater”外，还有独特的祝愿，“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Good luck”，而不能接受“慢走”，“路上小心点”这类中式用语，觉得“我为什么要慢走？快走就不行吗？”“我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你指指点点。”

三、审美趣味影响下的寒暄交谈

民族深层意识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审美观。中国审美观建立在“情景交融”的基础上，心与物、形与神的统一主要靠非逻辑的直觉体验，靠心悟，其审美体验注重和谐和物我交流，崇尚“神与物游”，甚而达到“畅游”的最高审美体验，讲求物我相亲相授。西方人偏好把直觉体验和逻辑理性对立起来进行审美思维，审美体验注重主动地将自我情感外射，是主观单向投注与主体的给予，物主要成为主体情感、意志的容受对象，强调人的主动性和自我性。

汉语寒暄语重在对内在品德或精神的钦佩，如“真用功”，“总是这么早”，“真勤快”。英语多重外在的欣赏，如对相貌、化妆和服饰等的赞扬：“You are beautiful（so sweet）”，“How a nice necklace”等。

四、道德情操影响下的寒暄交谈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道德精神，注重人的德性修养，偏重道德、人格等精神方面。［10］625-627其中道德修养又以“谦和”为最。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向来以自我贬抑的谦谦君子作为楷模，自古就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反对过分地显露聪明才智，提倡“大智若愚”、“谦恭虚己”。请客吃饭，尽管菜肴丰盛，主人还是习惯说“今天的菜很简单，随便吃……”，“做得不好，望见谅”。这些话显然不能从字面上来解释，它们表达的仅是一种客气。相反西方人肯定自己的才能作用是“自信”的表现，而过于谦虚反而是“缺乏雄心”，在送礼时他们爱说“这是我特意去买的”，“是名牌，包装很美”，与汉人的“东西是现成的，不是特地买的，我们自己还有呢”，“礼物微薄，请勿见笑”对比鲜明。又如对恭维话的反应，汉语习惯用“否认”的方式，如“哪里，哪里”，“过奖了”，“不好”，“差远了”。英语多采用迎合的方式，很少加以否定，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因而用感谢的言辞“Thank you”，“Thanks”带过。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仁爱孝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倡导“老有所得，老有所养”。说“您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可别累着”，“老人家，小心点”，是尊老的表现。但西方由于注重个体的自由和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中，年轻人富有竞争力，年纪大一点的人却常遭嫌弃，老来晚景凄凉，因而人们忌讳“老”，在寒暄中尽量避免。

寒暄交谈的信息量极微，但作为传递情感的语言工具，作用不可忽视，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汉英语言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其寒暄交谈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差异，深层次上受制于东西方的两种文化心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文化心理属于汉英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心理，而且这些差异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随着中西文化间的交流日趋密切，两种语言也开始相互影响。但文化对语言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从文化的层次来研究语言，提高使用语言的得体性，始终是减少交际障碍，实现有效交际活动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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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ese and English Phatic Comm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Zhang Ying

Phatic communion is intende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and maintain a comfortabl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without involving any factual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ents.It transfers little information but exists pervasively in people's daily life as the lubrican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The form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hatic communion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psychology at a deep level.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hatic comm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aspects in cultural psychology，namely，values，modes of thinking，aesthetic tastes and ethics，to illustrate the great impacts of culture on its language.

phatic communion；cultural psychology；language

H0

A

张颖（1982-），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现代英语及语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