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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对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国际体系变革视角的探析

时间:2024-07-28

余 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00083)

21世纪初中国对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
——国际体系变革视角的探析

余 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00083)

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重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总体外交布局的调整,中国当代外交坚持统筹兼顾的对外关系原则,出现了重要转型。在此以国际体系变革视角探析冷战后中国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以探索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对外关系流变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中国外交;国际体系;转型

“转型”是一个过程,它既包括旧事物的发展和完善,又包括新事物的创制。外交转型既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和转型相联系,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至少包括了外交观念的转变、外交体制的变迁与外交战略的变迁。[1]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断汲取自己传统对外关系理念中的深邃内涵,提炼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这一当代中国外交的总布局。但是“关键”和“首要”则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既定目标与确保自身安危,以此尝试以国际关系变革视角来探讨当代中国对主要大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型,梳理一国对外关系与国际体系层面的互动与联系。

一、国际体系概念及其当下转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形成了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一超独霸”地位。“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防范达成的共识,以及气候、环保等国际性难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以2008年8月8日发生的俄格战争为代表的国际格局变动趋向,都强烈昭示了当代一国与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有着不同的定义。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管是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学派,还是40、5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学派,抑或是60年代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以及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从大国变迁所引起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体系的转型。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各种国际主要力量配置构成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2]强调政治单位及其互动性。只有到了90年代前后,建构主义学者继承了相关学派的部分观点,丰富并发展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内容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建构主义突出观念即共有知识及其互动形成的动态结构。[3]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系统视角,是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由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诸如“国际体系”、“国家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结构”等,组成体系的通常被称为“单元”。[4]国内外学界关于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定义尽管经由了上述不同流派和阶段的变迁,但总体而言,国际体系即国际关系体系,“鉴于它具有稳定性、紧密型与整体性以及内在的行为体互动机制,所以它就被称为体系”。[5]不管如何定义,国际体系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其中的各个单元在其互动过程中可以因一系列大的、连续性的事件而促使其转型或变革。就历史而言,军事战争是世界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而在当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非传统安全和世界性气候、环境等难题的共同作用下,其变革与转型除遵循既有的历史规律外,还融入了本时代的鲜明特征,更有颠覆过往经验的不确定因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演进

冷战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行为体走向了多元化,冲击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在传统的不结盟对外政策下,超越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的双边关系,建立了诸如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尤其是中美之间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经过了80年代初步的稳定发展以及1989年之后的“严寒”,甚至发生了中方驻外使馆被对方炸毁等恶性事件,直到“9·11”事件后中美合作关系才有了切实的基础。而在当下,美国从爆发“次贷危机”开始,最后酿成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形势和国家间关系再次面临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中国积极应对此次危机,并帮助美国消减此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中美关系从发展轨迹来看,两国关系完全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转变的“晴雨表”。[6]因为两国间互为因果的经贸关系与当前困境,甚至有人使用了“中美国”这一称谓。[7]

目前,中国对损害自身利益的国家,一律采取奉陪到底的强硬态度。如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政府的事先警告,执意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单方面取消了迫在眉睫的中国—欧盟扩大首脑会议。针对法国政府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尊严和情感之举,温家宝总理近期还进行了一次“环法外交行”①2009年1月底2月初,温家宝总理出访了欧洲五国,因到访的德国、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等都是法国的邻国,外媒称之为“环法外交行”。。中国的此种外交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极大转变。因中国目前国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变化,使中国之前被动的、尽量减少摩擦的外交方式,改变成为主动的、不惜得罪外交国的外交方式。中国在大国外交上勇说“不”字,并非主动制造摩擦,或因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比较优势而自我膨胀。在当今国际体系的作用下,大国关系中尽管存在矛盾与摩擦,但不会出现相互间直接的权力和军事对抗,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互动,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民族生存尊严以及民众普遍反对等对外关系处理上,尤其在处理与相关大国关系的时候,既能做到维护利益与尊严,也能让对方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利益诉求,减少被动与之发生摩擦,注意国际威信的逐步提高,节约外交成本,以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来塑造中国大国、强国与负责任的良好形象。

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国新型邻国关系的宣言书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邻国关系,将之置于首要的地位。这其中既包括与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等主要(新兴)大国关系的改进,也涵盖着力推动建立新的区域战略联系,如与东盟、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的区域性合作。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执行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的战略,有助于中国抵御中美关系可能恶化产生的影响。[8]以对俄罗斯、日本这两个亦属世界主要大国的邻国关系为例,分别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俄两国均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挤压,双方在国际体系中有着较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俄罗斯自21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家的独立与复兴,中国在这一期间内,以上海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为主要平台,与俄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并互办“国家年”活动。①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中俄两国于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一度有所谓“对日新思维”及对其批判的高潮。中国对日关系在2006年前一直处于较“冷淡”状态,起因则归咎于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模糊甚至违背事实的做法。“政冷经热”之说还是能基本涵盖这一时段两国间关系的基本面,“经热”的背后映衬了两国间巨大的经济利益,随着“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的开启,中日间“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得到确立和实施。这是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转型大背景下对外关系观念转变的极佳注脚,既没有丧失自己的核心诉求,更保障了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期来发展壮大自身。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较妥善地处理好与主要邻国的关系,而且积极致力于周边区域战略的建立,包括推动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与南亚地区的合作,稳妥地解决了与邻国印度的边界问题;构建与中亚的新型合作关系,宣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推动东亚、东北亚的新合作机制,特别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合作机制;中东外交转型也日趋明显,即由“超脱”到适度介入再到目前的坚持以人为本和反战。通过这一系列的积极作为,中国创造了建国以来最为和谐的周边环境和合作前景,以外交观念的转变带来实实在在的双边互惠关系,用实际举措昭示了中国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切无疑将对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过各种危机和大事的洗礼,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形象和地位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尊重。当前时代背景下各种博弈带来了国际体系内权力结构、力量分配以及南南、南北、北北等各组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因其特有的国家制度和国际角色,纵横捭阖于各组变化关系中,就其着力点而言,外交转型应是顺势而为,竭力从善,以利于自身的持续发展,变中求强,致力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理念的积极实践,达成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具体而论,处理好与当今主要大国的关系牵动全局战略利益,既不能一味忍让,也不需锋芒毕露。而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首要问题就是要不因一时一事与邻国交恶,积极开放的心态和互利互惠的有力举措定会达到与之双赢的效果。当然,中国也一直在务实推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并勇于担当、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组织中去。整体而言,中国在总体外交布局的引领下,对外关系的观念、措施等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型,既顺应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体系的变革,也是这种历史性骤变的强劲推手,中华民族也有待于在其中勃发生机并实现伟大复兴。

[1] 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

[2]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6-110.

[3]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25.

[4] 王缉思.中国学者看世界·世界和中国(2007-2008)[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280.

[5] 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

[6] 孙德刚.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战略准联盟[J].中国评论,2009(2):39.

[7] 胡儒德.略议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决策问题[EB/OL].(2009-02-26).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 090226.shtml.

[8] 王逸舟.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6.

China's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to the Great Powers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

YU Yong

Accompanied by the adjustment of the overall diplomacy,there has been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in China's contemporary diplomacy persisting in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foreign relat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change,this paperintends to analyzeChina's diplomacies to thegreat powersand the neighboringcountries afterthe cold war and seek therhe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China'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D822

A

上海外国语大学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基金资助(B702)

余泳(1971-),男,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中东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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