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陶成琼(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浅议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
陶成琼(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常人方法学重视对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研究,其对表层规则规范下和语言逻辑下的互动这种独特研究方式,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架构,对于社会性别研究有着独特的适应性。因此试图在常人方法学的理论视角下来看待社会性别问题,运用加芬克尔的相关研究及常人方法学的相关理论视角来分析和探讨性别研究的发展,并结合建构主义理论,试图解释社会性别研究面临困境的原因,为解决社会性别研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提供参考。
常人方法学;社会性别;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的规范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社会性别是一种以男性价值和经历为标准而形成的社会规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规范逐渐得到国家和法律的认可,成为男性统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使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家庭内的边缘化和从属地位合法化[1]。到20世纪60、70年代,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开始了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度化发展,其理论研究开始脱离女权运动独立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在社会性别学科制度化建设发展中,其理论或思想原有的批判性和挑战力有所削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与现有学科体系融合的基础上保持学科的独立性。当前,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提高,现代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性别平等在社会表面规范,比如法律和权利等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然而事实上,性别不平等并没有完全消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性别不平等转入更隐蔽的方式。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社会现象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只有经过人们挑选、定义、诠释,并形成公共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才会形成社会问题。即社会问题虽然要以一些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但这些客观事实要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则必需是行动者在公共领域内建构的结果。通过这种建构作用,客观事实不断被“问题化”,从而取得社会问题的合法地位。20世纪40年代,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首先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可以说是逐渐形成的”,她指出女人是被社会塑造成“他者”的人,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2]。波伏娃提出了性别建构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第一,社会性别不平等是人类有意图的产物;第二,性别不平等具有结构化特点;第三,上述两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强化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女性遭受着强大的束缚甚至于失去人性。而真正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提出来的是美国学者盖尔·卢宾,她将社会性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而使“gender”从一个普通的词语变成了女性主义的主导话语。简单地说,社会性别是与生物学所描述的“性别”(sex)相区别的,是“一种获得的地位,这一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建构的”,波伏娃等学者的各种性别建构说以及社会性别的正式提出,使社会性别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
常人方法学强调的是对行动以及行动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对社会结构本身,有利于弥补社会性别研究的不足,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加芬克尔(HaroldGarfinkel)是常人方法学的创立者,他的思想主要是对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研究。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之所以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具体来说,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具有可说明性(accounts)、索引性和反身性(reflexivity)[4]。在具体方法上,值得一提的是加芬克尔的个案分析法、破坏性实验和谈话分析。加芬克尔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显示出一个共同意向,即渗入到自然社会情境中或者创造社会情境或解析社会情境,进而观察人们是如何尝试确认、建构、维持和变革规则的,而这些对性别机制的研究也同样是有效的。从常人方法学理论发展来看,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秩序感的建立,即秩序感如何成为可能问题,这对社会性别研究性别不平等机制有直接借鉴意义,即日常生活中性别秩序感的建立问题;另外,加芬克尔对常人方法学具体地阐述和发展,对互动中可说明性、索引性和反身性对社会性别中性别互动的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此外,社会性别研究可借鉴加芬克尔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发展社会性别研究独特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探讨常人方法学对于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旨在对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性别进行分析。传统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较多关注宏观的方面,然而性别压迫和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新的性别不平等机制转向隐蔽的方式,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出来[5]。从研究内容来看,常人方法学研究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的方法。因而常人方法学对互动的关注,体现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就表现为对两性互动的研究,具体来说两性互动可以划分为异性互动、男性互动、女性互动等。
常人方法学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实践活动具有合理属性:可说明性、索引性和反身性。因而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内容,即两性互动,也具有可说明性,索引性和反身性特征,可以运用常人方法学范式加以分析。从研究归属或研究目的来看,常人方法学研究行动者如何赋予行动以意义、如何感知与解释行动,以及规范或规则如何支配人们的互动的内容,即揭示日常生活互动中被人们内化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价值观等。社会性别机制是常人方法学所探讨的社会规范的一种,因而,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从研究目的来看,就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两性互动的研究来揭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规范、性别秩序和性别价值观[6];从研究路径来看,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通过性别互动研究个体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和领悟,进而对社会性别机制作出说明,其研究路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因此常人方法学对于当前标榜平等的社会中性别不平等机制的研究有着天然的适应性,因而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就显得极为关键[7]。
常人方法学在社会性别研究中的运用应有相应地变化:第一,研究倾向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互动的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两性互动是社会性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并且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最终要回归日常生活中。第二,关于秩序和性别机制。在加芬克尔看来,秩序不是用来遵循和预先确定的,而是正在进行的权宜性努力的成果或成就,是产生或创造的过程;规则是在行动之后,对行动进行了解的工具。如果说存在“秩序”的基础,那么将是认知性的而非规范性的。第三,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互动有些区别。性别互动活动的可说明性,是指同性或异性在互动中基于社会性别理解的行为,是可以被描述报道的,因而是可以被理解的;性别互动的索引性与特定情景相联系,这里的情景指称具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领域区分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8]。另外,性别互动的索引性还与特定的社会性别观相联系,并且与互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互相联系。而性别互动意义的反身性的构建,与行动者已有的关于社会性别观念相指称,互动中社会性别观念的反身性构建的同时,也是一个反身性的性别观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互动中个体的性别观有巩固或减弱的效果。
常人方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对于社会性别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结合社会性别研究的独特性,对常人方法学方法论的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属于社会性别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一,社会性别是其重要研究范畴和研究变量,其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性别互动,研究目的是揭示社会性别的内容和机制或规范,因此其方法论的首要特征就是基于性别的研究取向。其二,常人方法学对传统社会学激进地批判,表现在方法论上也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对日常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进行研究,将常识推理当作说明的一种资源,并且从自身出发来研究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其方法论具有反思性的要求;其次,常人方法学排斥传统社会学标准化的研究方式和非反思性的社会学推理,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不在意,追求方法的“适当性”原则;再次,常人方法学对现象学传统继承,追求“回到现象自身”,因而具有描述性的研究倾向。
根据常人方法学方法论的指导,可以发展出适合社会性别研究的多种独特的方法。破坏性实验是加芬克尔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借以观察社会现实如何得以建构的过程,破坏是基于特定社会文化习俗规范的社会性别的预期而进行的,从而观察性别秩序如何得以维持[9]。个案研究是加芬克尔对转性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目的是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如何对自己或他人进行性别定位,也被称之为现实建构的个案研究,这对社会性别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谈话分析是常人方法学的另一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对日常语言结构和组织的分析来“揭示社会互动被产生和被理解的过程和期待”。加芬克尔对话分析的索引性表达对社会性别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所以,在加芬克尔主义的常人方法学框架下可以发展出适合社会性别研究的独特的、有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促进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
社会性别研究是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产生的,学科发展既要与主流学术思想融合又要求保持自身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受社会现实表面规则平等的挑战,需要探讨隐蔽的性别不平等机制[10]。在理论发展方面,社会性别理论发展面临着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二元结构所导致的种种困境。总之,社会性别研究需要探讨新的研究策略。而将常人方法学的相关思想引入社会性别研究,在常人方法学的研究框架下,又有所变化和发展,成为研究社会性别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吸收常人方法学的部分思想,可以创立适合社会性别研究的独特方法,关注基于性别的反思性和索引性。
在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及困境分析的基础上,社会性别研究在以下方面需要有进一步突破:首先,与男权主流学术思想展开平等对话,汲取其中合理之处,以进一步促进理论发展,与此同时在多学科统合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性,发展其独特的研究范式;其次,从批判社会现实走向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研究,新的性别不平等机制转向隐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的性别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再次,性别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借鉴或直接运用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然而社会性别研究本身具有独特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探讨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
[1]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3]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乔治·瑞泽尔.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 叶文振.女性学导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金玲.女性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参与性发展中的社会性别足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 吴小英.方法论的女性主义[N].光明日报,2004-11-23.
[10]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Social Gender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Man Methodology
TAO Cheng-qiong
The ordinary man methodology put emphasis on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t's unique research approach of interaction under the surface rules and norms and language logic,the framework of the criticalness and reflection of the theory has the unique adaptability for the social gender studies.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dinary man methodology 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of the dilemma in the gender studies combining with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u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studies.
ordinary man methodology; social gender; social constructionism
C913
A
陶成琼(198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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