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9—1969年间英美对华政策分歧的主要原因

吴 舸（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401120）

石俊杰（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重庆，400031）

论1949—1969年间英美对华政策分歧的主要原因

吴 舸（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401120）

石俊杰（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重庆，400031）

在1949到1969年中美全面对抗的20年里，英美之间在对华政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两国在华利益差异较大；两国对华认知以及对中苏关系的认知极为相左；两国决策过程中的国内、国际制约因素存在很大不同；两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决策传统具有明显区别。

对华政策；英美分歧；主要原因

1949年初，英美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逆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及其初步的政策考虑也大体一致。双方都认为即将建立的共产党新政权一定会因为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克服经济困难而有求于西方，所以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是一个西方世界可资利用以谋取和维护在华利益的重要砝码，不可轻易放弃；中国也可能出现“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或出现第二个铁托。为此应努力保持在华影响力，力促中苏分裂，力图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虽然英美目标一致，但是它们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却大相径庭。英国的大方向是“软”的一手，即决定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只要中共对英国在华利益采取容忍政策，英国将保留所有经济武器而不付诸实施，但也绝不撤出中国；同时要让中共意识到与西方友好合作的重要性，苏联并非中共唯一的朋友，然后将其诱上西方道路。上述方案是英国的唯一选择。而美国则要等待“尘埃落定”，有“软”、“硬”两种选择，并且的确曾一度考虑“软”的一手。然而，随着冷战的展开，中国完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出台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等，使得美国选择了“硬”的一手，并要求英国等西方盟国效仿。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美国开始对华全面敌视、封锁、遏制、孤立。而英国在新中国成立三个月后就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政权，对新中国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和解与对话政策。在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里，英美两国之间在对华政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两国在华利益差异较大

英国当时在华经济利益居西方国家之首。大量的在华资产与可观的贸易前景对于饱受二战创伤并急于恢复经济的英国而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二战后，英国的经济濒于崩溃，英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作为以对外贸易立国的国家，其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对外贸易。1947年1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指出，英国经济若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就必须使出口增加75%，而此时英国的许多传统市场已经丧失。亚洲是英国经营了百年之久的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为了保住此处的传统市场，英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它放弃了在此地区的殖民统治，承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批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获得在亚洲的贸易机会，哪怕只有一线希望，英国也决不轻言放弃。而中国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潜力的市场，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价值3亿英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英国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如何，英国都不会放弃它。早在1946年6月，英国首相艾德礼宣称：“我国的对华政策是尽一切可能进行双边贸易。”随着后来中美的全面对抗，英国不但打算保住原有的在华贸易阵地，而且还想利用中美经贸关系完全中断的时机，进一步扩大英中贸易，为本国的工业产品找到更广阔的市场。

此外，英国还不得不考虑香港的稳定与繁荣。香港是英国远东航运、银行和保险业中心，英国商人主要通过香港与中国大陆做生意。即使在战火纷飞的1948年，香港与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贸易总额仍达到2.6亿港元。而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况且香港还要依靠大陆供应食品和饮用水。因此，即使抛开解放军武力收回香港的可能性暂且不谈，英国必须尽力避免与大陆交恶，必须尽力与中共新政权搞好关系。所以，英国首先关心的是保护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由于战后英国国力严重削弱，被迫在远东收缩战线，因此即使想要改变中国现状，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它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承认和接受现实，然后力图通过与新政权和解来维护既得利益。

相对而言，美国在华经济利益远远小于英国，而且对美国来说并非是举足轻重。美国在华私人投资极少，美中贸易也很有限。与英国对直接经济利益和贸易前景的关注不同的是，美国更在乎通过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在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在与迫使新政权屈服的目标相冲突时，美国宁愿放弃经济利益也不愿与中共妥协。因此，在1957年美国的盟国纷纷废除“中国差别”时，美国宁愿承担因禁运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也要坚持既定政策不变，直到1969年才开始逐步放松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总之，英美在华不同的实际利益及其所侧重的不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者对中共政权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分歧。英国主张通过承认新政权来保障在华经济利益，开拓贸易前景。而美国就抱定改造新政权的目的，把承认不平等条约、获取情报、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等对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安全具有威胁性的目标放在突出的位置，人为制造了阻隔中美关系发展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有条件承认，甚至不承认的结局。［1］

随着新中国完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出台、美国对新中国的拒绝承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美国侨民从中国大陆撤离，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变得直接、全面和剧烈，中共政权被杜鲁门政府确认为苏联的卫星国、西方世界天然的敌人，要尽可能遏制和削弱其影响。美国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了。相反，美国高度重视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的战略地位。

二、英美对中国、中苏关系的认知极为相左

英国对新中国的认知远远不同于美国对新中国的认知。尽管中英也存在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但是英国认为中共并不是苏联的卫星国。英国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是，中共与东欧的共产党政府性质不同，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绝不是苏联的附庸。虽然离间中苏是英美的共同目标，但是两国在对促使中苏分裂的可能性和手段的认识上却存在较大差异。英国决策者认为，目前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共产主义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2］艾德礼认为“中国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不是斯大林分子，不完全受苏联控制”。［3］所以，西方国家完全有可能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对新中国的承认，会为北京提供一个与莫斯科拉开一定距离并寻求一种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机会。英国认为，如果给予中共适当的鼓励，并使之与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它就有可能同莫斯科断绝关系，这样西方世界就可以利用中国抵消苏联在远东的力量。［4］英国提醒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敌视中共政权，那结果只能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密，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更加使中国倒向苏联。英国还以自身作为例证，当年英国没有因为印度实现民族独立而疏远印度，因而才成功地使其留在“自由世界”的阵营里。英国认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共政权，给予新政权一些时间，让它认识到必须取得西方的援助以克服经济困难，例如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经济往来，同时要让中共意识到与西方友好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苏联与中华民族利益本质上的不可调和性，将其诱上西方道路，这才是西方世界的明智之举，也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所在。

即使在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仍坚信分裂中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美国政府内部对此问题颇有争议，但是，美国高层决策者总体上对分裂中苏的可行性抱怀疑态度。美国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促使中苏分裂视为一种长远的可能性。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苏。由于斯大林对新中国到底走什么道路半信半疑，因此毛泽东在访问的前一段时间受到冷遇。在此期间，美国认为离间中苏关系有现实可能性，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艾奇逊又发表了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讲，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但很快随着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识到中苏分裂只是遥远的可能性。而且，即使将来有一天可以促成中苏分裂，也只能通过打压，而不是示好。［5］通过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中国甚至比苏联更具侵略性，所以要对中国加以最大限度的遏制和孤立。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缓和为止。美国决策者还多方宣传所谓“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越南人民的斗争是因为中国的策动和援助引起的，如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力量获胜，越南甚至整个印度支那将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肯尼迪认为，南越的失败“将造成东南亚的未来属于中国和共产党人的印象”。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舒尔辛格所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更是认为中国是当时美国的主要敌人。

三、两国决策中的国内外制约因素大为不同

就国内因素而言，从议会和政党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国会内部存在很强的亲台反共势力——“中国帮”，共和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的制约。国会亲蒋势力和共和党反对派长期攻击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抨击它“对共产主义软弱”或“搞绥靖政策”。杜鲁门政府内部虽然有一些人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但是杜鲁门政府不愿在对华问题上承担政治风险。后来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立场比较接近，只有少数议员因担心承认会对马来亚等东南亚殖民地产生副作用而持反对立场，然而大多数议员支持承认新中国，特别是作为反对党领袖的丘吉尔也主张承认，这样工党的承认政策就很容易实施。

从压力集团来看，美国有一个势力和影响颇大的“院外援华集团”。这是一股亲蒋反共的极右势力，它是由一些国民党官僚和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组成。早在40年代初期，蒋介石为争取美援派宋子文赴美活动，用重金收买了一些美国代理人，后来又有孔祥熙父子和宋美龄在美的活动，拉拢收买了政界、军界、商界、新闻界和宗教界人士，从而逐渐形成了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他们或奔走于美国政界，游说于议会走廊，或煽动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做出任何缓和的姿态，影响甚至于某种程度上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后来竟然发动了一场追究“丢失中国责任”的运动，指责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等人没有采取更坚决有效的措施扶蒋反共。而英国却不存在类似的群体，反倒是有像“中国协会”之类的商业团体，积极呼吁承认新政权，扩大对华贸易。后来由“中国协会”等多家团体组织发起成立了英中贸易委员会，旨在沟通中英两国的贸易渠道，积极促使政府放宽对华贸易管制。

就国际因素而言，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无论是英联邦国家还是西欧国家，对英国承认新中国产生的主要是推动作用，阻碍作用较小。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等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并游说英国尽早承认新中国。由于英国希望借助于亚洲的英联邦国家发挥在亚洲的影响，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态度，英国自然要考虑。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印度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一直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和升级，呼吁对中国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并力主通过谈判谋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英国非常重视印度和加拿大的态度，也很清楚应该同他们协调一致，方可防止本来就已经比较松散的英联邦变得更加脆弱，也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在英联邦中的地位和利益。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绝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和西欧国家或者反战，或者中立，这为英国拒绝美国的出兵要求无疑增添了助力。

四、外交理念和外交决策传统具有明显区别

英国外交家帕默斯顿说过：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英国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传统，尽管中英存在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但是英国并不囿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考虑让位于国家利益，英国政府考虑更多的还是自身切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因素。无论是英国内阁还是英国议会，无论是工党执政还是保守党掌权，莫不如此。在这方面，美国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英国早在1924年就和前苏联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美国则一直拖到1933年。可以说，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在反共意识形态上是最为执着的，尤其是当它国力强盛而对方的意识形态诉求也十分强烈时。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到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美国这样的“宪政民主”国家而言，制约外交的国内政治因素更多。虽然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是外交的主角，但是国会、政党、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党所发挥的作用最大、最直接。1950—1954年间以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麦卡锡主义产生并变得非常猖獗，支配着美国政治。这种反共狂潮不但针对激进分子，对自由分子也同样十分严厉。反共内政反过来促进了反共外交。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恐怖感导致政治家们“害怕在贯彻反共主义上有所松懈”。冷战前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共政策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两党在推行对共产党国家政策、处理与共产党国家关系上的处境却大不相同。杜鲁门的民主党长期受到共和党的攻击。比如，共和党曾发起一场追究“丢失中国责任”的运动，指责杜鲁门等人没有采取更果断、强硬的措施扶蒋反共，导致共产主义在亚洲大陆的泛滥。杜鲁门的民主党被说成是“向共产主义妥协投降”、“搞绥靖主义”等。

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正是考虑到要避免被人指责对共产主义手软，才决定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以前向北推进并越过三十八度线。这就使他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那场听任朝鲜分裂的战争，从而引发与持反对意见的英国的矛盾与分歧。［6］1952年底，杜鲁门政府实际上在朝鲜问题上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虽然美国民众结束战争的愿望是迫切的，但是共和党右翼势力和麦卡锡分子从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鼓噪要扩大战争，要求取得全面胜利。麦卡锡攻击杜鲁门“上了共产党的当”；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指责朝鲜谈判是浪费时间，屡次要求政府发展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而1952年适逢美国大选年，这些指责与喧嚣对于民主党的竞选非常不利。受到共和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杜鲁门政府在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而这恰好又是同英国的一个分歧所在。

英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和理性，更加注重具体的、直接的考量。比如在承认问题上，英国认为之所以给予一个国家承认，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为了获得便利。而美国对承认的看法则带有较重的理想化和情绪化色彩，认为承认一个国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承认，而且还是对该国的道德上的嘉许。在美国看来，新政权不能充分履行国际义务，当然不应该得到褒奖，也就自然不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英国明显不同的是，美国侧重于从地缘政治上的宏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如在1949年1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杜鲁门总统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6］美国外交中的情绪化色彩和意识形态因素，还体现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英国认为联合国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组织、通过协调解决分歧的场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因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而被拒之门外。联合国对一个国家接纳与否和道义上的嘉许或者惩罚无关，它只是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同时也是约束该国的有效途径。美国把联合国接纳新中国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危险而严重的问题”，其影响可能导致美国在安理会决定性多数票的丧失，削弱西方世界的反共士气，加强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造成台湾和东南亚的连锁反应，损害对华遏制政策等。所以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原则性问题。

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太容易威胁而不是谈判或者妥协。正如1958年3月麦克米伦对杜勒斯所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好处的，不但有助于促进贸易关系，从而帮助英国经济，而且有助于西方将一块楔子打入共产主义内部。美国所持的强硬、僵化的态度则适得其反，进一步把中国推向苏联怀抱，而且还使中国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从而使中国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同情。一方面，英国自视为政治上成熟的老牌强国，具有丰富的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另一方面，英国尽管承认美国有实力，但是“美国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巨人，希望能将英国的智慧与美国的实力结合起来”。［7］美国经常意气用事，其外交政策很容易为国内政治所左右，这就需要英国来对其进行约束。所以，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以及越南战争中，当美国头脑发热意欲冒险扩大战争或者引发战争或者威胁使用原子弹时，英国必然站出来制止其疯狂行为，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歧的产生。

［1］ 徐友珍.论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的深层原因［J］.世界历史，2006（1）：15-16.

［2］ 爱德华·马丁.决策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M］.姜中才，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9.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3［M］.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

［4］ 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与朝鲜战争［M］.钱宗起，邬国孚，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5］ 袁明，哈里·哈丁.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 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Callum MacDonald.Britain and the Korean War［M］.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90.

Analysis on the Main Causes of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 on Policy toward China between 1949 and 1969

WU Ge，SHI Jun-jie

There are many broad and deep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A and UK in quite a few fields in their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period ranging from 1949 to 1969 when China and America confronted sharply.Behind the disparities lie four chief causes.Firstly and foremost，the USA and UK had very different interests in mainland China.Secondly，the two countries had quite divergent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hip.Thirdly，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trictive factors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differed quite a lot.Finally，there existed discrepancies in diplomatic idea as well as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tradi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olicy Toward China；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main causes

D870

A

吴舸（1970-)，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英美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