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群众史观

朱 喆（长春理工大学教务处，吉林长春，130022）

福泽谕吉的群众史观

朱 喆（长春理工大学教务处，吉林长春，130022）

群众史观是福泽谕吉（1834-1901）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和启蒙思想都是缘于群众史观的影响而产生的。在群众史观的指导下，他在当时民主资源十分匮乏的日本社会，反复提倡人民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对日本从封建专制向民主社会的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充满民主色彩的史学思想不仅在明治时期，即使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实用性和深刻性。

福泽谕吉；群众史观；史学思想；人民

福泽谕吉的很多理论都是广泛建立在对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虽然他没有留下一部标志性的史学专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形成自己的史学思想，只是由于他没有自觉地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而已。群众史观作为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对其文明史观的建立和启蒙思想的完善，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重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

对人民的重视，是福泽一生史学思想的主要核心内容之一，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万人皆平等，没有贵贱上下之别”。［1］29福泽此言，可谓是日本近代民主思想的独立宣言，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史学和思想启蒙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人的手脚和大脑如果都是自己的，那么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也都应该是属于自己的”。［2］福泽对人权的充分认可，代表了当时日本人民的普遍呼声，具有十分进步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日本特色的人权宣言”。事实证明，福泽在第三次访美期间，的确接触过美国外务卿出示的《独立宣言》。［3］

福泽在谈到具体的历史研究时，曾直截了当地表示：“本来在理论中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太长难免会使读者生厌，但以史论事就犹如在给孩子喂药时伴以砂糖一样。因为初学者理解抽象的理论比较困难，所以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说明，能更便于他们理解。”［4］59福泽这种把独立自尊的民主思想应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中的做法，简直就是一部群众史观的教科书。和研究历史问题一样，在传播启蒙思想时，福泽同样十分积极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可以说，无论是在福泽的史学思想还是具体的学术活动中，群众史观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福泽眼中，日本是一个“迄今只有‘天皇史’、‘将军史’，而没有‘日本国家史’，更没有日本人民史，因而力主以人民的活动为历史的主线，反对把历史写成帝王家谱，变‘君史’为‘民史’”。［5］为此，福泽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封建势力依旧十分强势的时期，就敢于直言不讳地为人民的权利而大声疾呼。“有个叫权助的下人，奉命替主人办事，结果却因为弄丢了主人的一两金子，自觉愧对主人，于是自尽，以谢主人。世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据此推断此义仆决心寻死时的真实心情，未尝不让人可怜，真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权助受了主人的委托却弄丢了一两金子，未尽君臣之义而以死谢罪，即使和古往今来的忠臣义士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忠诚可与日月争辉，其功名亦与天地共存。怎知世人是如此薄情，既不为他立碑作传，又不给他兴修祠堂，反倒认为权助只为一两金子而死，太不值得。可是，事物的轻重怎可用金子的多少和人数的寡众来衡量呢？而应用是否有益于世界的文明而定。可见，那些杀敌无数、战死沙场的忠臣义士也好，还是弄丢一两金子而自缢而死的权助也罢，同样无益于世界文明，也就分不出孰重孰轻。义士和权助都是不知死所，此等行为是不足以称为‘殉道’的”。［1］76在此，福泽虽然表面上否定了权助自缢身亡的“鲁莽”，但他的言外之意显而易见，那就是借此来批判那些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一直扮演主角的“帝王将相”。福泽高举群众史观大旗的如实直书，使他很快陷入到了一场叫做“楠公权助论”的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之中，［6］3-7不肯就范的他甚至一度成为保守派试图暗杀的目标。然而，福泽并没有就此退缩，而是继续为群众史观的深入发展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就我们所知，自古以来，为了维护人民权利敢于直接向政府进谏，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只有佐仓宗五郎一人。但是关于他的传记只有民间俗本一类，还没有被详细列入正史。我如果能够得到材料，一定要表彰其功德，供世人学习借鉴”。［1］76-77福泽以史为鉴，用群众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在抨击封建制度的同时，不仅维护了人民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还启蒙了人民的智德，为人民的未来指明了合理的方向，即捍卫荣誉和尊严并非只有武士道中所宣扬的：简单的一死。“我们国民性格的错误和缺点，很大程度上也得由武士道负责。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尽管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已获得国际声誉，可尚无一人在哲学领域取得任何成绩，这可以追溯到武士道教育方法之下忽略了形而上学的训练。我们过于敏感易怒，这也该由武士道过分的荣誉感负责。假如我们有些人被外国人指责为自负，那也是由于荣誉心过度的病态结果”。［7］

二、应用群众史观分析历史事件

福泽在研究本国的历史时，很重视群众史观的应用。福泽在谈论战国著名的桶狭间合战今川义元的失败时，就十分肯定地说，“骏河的人民只依赖义元一个人，自居客位，根本就没有把骏河当作自己祖国加以爱护的意识”。［1］45为了说明人民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福泽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从前的足利和德川时代，政府只凭强力来迫使人民屈服，而人民被迫屈从只是由于力量不足，力量不足的人民只是恐惧政府的强力表面服从，而并非心服。”［1］59福泽站在人民的立场，指出了造成日本古代人民不肯为国而战的原因，对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与了应有的肯定。

福泽在面对日本落后的原因时，依旧把责任归咎在政府没有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上。“试看德川的统治，人民处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如果讨论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民生状况，就好像几千万日本人民被装在几千万个笼子里，彼此隔绝，寸步难移，动弹不得”。［4］171福泽在考察了德川时期的民生状况之后，果断地指出了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这就是在德川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成大事者出现的原因，这也是废藩以后，人民的本性依然未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依旧十分清楚，丝毫未变的原因所在”。［4］171显然，福泽把日本古代发展滞后，即使是明智维新成功之后，社会依旧没有很大起色的历史原因完全归结为当局没有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愚民政策）暴露与否，完全取决于暴政的力量和人民的智力，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以上二力此消彼长，犹如天平般均衡。在德川政权的全胜时期，天平始终倾重于幕府一方，而到了德川末期，人民的智力有了些许进步，好比天平的一端放上了一枚小小的砝码”。［4］72福泽在控诉以往政府的消极政策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指出了这种弊政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人们参政的依靠，如果不依赖门阀，即使才华过人，也无法出人头地。由于这种势力在当时是压倒性的，全国已经看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地方了，一切事物都陷于停顿。但是人民智力的发展是压制不了的，即使在这停滞不前的时期，人民的智力也能前进，到了德川末期，人民已经渐渐对门阀制度产生了厌烦的情绪”。［4］70-71最后，他把日本人民遇事麻木不仁，社会发展几乎停滞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权力的偏重，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经过重大的变动也无法改变”。［4］164

福泽在研究西方历史时，同样对群众史观青睐有加。与前面分析今川义元的失败所不同的是，福泽在谈论在普法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的法国时，却大加赞赏地说道，“正是由于当时身忧国难的报国之士众多，人人主动为国一战”。［1］45可见，他把法国得以击退普军的原因归结为人民的自觉应战。为了证实他的这一说法，他又讲到，“四年前的普法战争，有人说法国的失败是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失策，普国的胜利是宰相俾斯麦的功劳，这种说法是决然行不通的。并不是拿破仑和俾斯麦二人的智愚差别，而是当时的时势造成了其胜败的原因，普鲁士的人民能够团结一致，所以强大；法国的人民由于党派分裂，所以软弱。加上俾斯麦能够因势利导，发挥了普鲁士人民的勇气，而拿破仑三世则背离了法国人民的愿望，违背了人心”。［4］65-66在这里，福泽并没有把两国的强弱归结于领导人的睿智与否，而是把能否发挥人民的力量看作为左右战争胜负的关键。最后，他还得出了造成近代日本和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尔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的独立自由的精神。”［4］164比起以上的分析，福泽在运用群众史观研究亚洲历史时所得出的结论，则不免有些让人担忧。“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人民的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小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有时候在中国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若把这个‘牧’字作为饲养兽类的意思来理解，则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马来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地标榜出来，这真是无理之极”!［1］97福泽在这里一如既往地继续揭示人民在历史上所受到的种种野蛮待遇，对亚洲各国政府历来蔑视人民的态度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如果说福泽在对待昔日的老师中国时的态度，尚可以用愤怒一词来形容的话，那么他对于那些同属亚洲的其它国家的态度则只能是仇恨。“印度的历史不可谓不古，早在公元前数千年即已开化，其理论的精密玄妙，即使与现在的西洋各国的哲学相比，恐怕也丝毫不曾逊色。又如从前的土耳其，也曾盛极一时，礼乐征伐之法，不能说不齐备，君主不能说不贤明，朝臣不能说不忠正。与周围的邻国相比，其众多的人口和英勇的士兵，更是一时名震四方。因此，评论印度和土耳其的人，不是说他是文明的古国，就是说他是武勇的大国。而如今这两个大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人民的处境和奴隶差不多……土耳其政府虽然名义上保持独立，但是商业大权却掌握在英法人的手中……上面所述的印度之文和土耳其之武，都不曾对其国家的文明有所贡献，这是为何？这是因为其人民只看到其国内的一隅之地，满足于现状，只将其中的一部分情况和他国相比，不愿意相信自己已处于劣势，于是议论和党争都在这里停止，不知胜败荣辱须指全局而言，于是歌颂太平，或作兄弟阋墙之争，致使在这期间被外国的强权所压制，最后只能国破家亡”。［1］107福泽通过对亚洲各国以往历史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其恨铁不成钢的迫切心情。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福泽并没有替他们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是真的无药可救了吗？这表示，此时的福泽早已把对待当时同样落后的日本时所表示出的耐心抛在了脑后。我们应该看到，福泽的思想已由最初对人民的普遍同情，转变成了对落后地区人民的仇恨。福泽态度的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所熟知的坚决主张人民独立、自尊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了，在愤怒面前，福泽没有选择同情和怜悯，而是主张毫不犹豫地进行惩罚。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这种敌忾心的话，就不难想象出他日后做出的那些自毁形象的报复行为。福泽认为，“对待支那、朝鲜的方式，不可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客气。西洋人怎么对待它们，我们就怎么对待它们。与恶友亲近者免不了会沾上恶名。我们应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6］239-240福泽很快就为他的冲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对当时的近邻各国来说，日本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友’，这被《脱亚论》发表后的60年历史所证明”。［8］福泽史学思想的蜕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处在那个时代的整个日本民族的悲哀，“‘帝国主义’是当时西洋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丑陋的一部分。福泽谕吉接受了西洋文明的美丽部分，同时也接受了这个最丑陋的一面……他的对外主张，却无法跳脱时代的限制，只能跟着西方帝国主义的音乐起舞，实在令人为他惋惜”。［9］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仇恨到头来只能要了自己的命。

三、群众史观对福泽启蒙思想的影响

鹿野政直把福泽的一生分为了三个阶段，并认为其中的第二个阶段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他以文明观念为标尺，鞭挞日本现实社会的时期”。［10］福泽对日本现实社会批判最为严厉的地方，就是政府对人权肆无忌惮的践踏。福泽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缘此而生，这正是群众史观对其启蒙思想的主要影响所在。

“我生来不懂政治，政治上的事还是应该由交由政府来管为好，但是如果涉及到人权问题，我则必须要管”。［11］64福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人权问题给与了积极的回应，其态度之坚决使人格外敬仰。作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大学者，福泽的话对于当时仍处于民主建设初期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剂十分有力的强心剂。“政府的官吏之辈，乱摆臭架子，轻蔑平民，就像封建时代的‘武家’对待市井小民一样，不仅伤害了‘人生至重’的名誉，而且也侵犯了人民的实际利益，人民决不会甘心忍受，因此，我所争的只是人权一面而以”。［11］64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福泽启蒙思想中重视人民利益的积极态度，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正像福泽事先言明的那样，他的肯定还是有条件的，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认为治愈（官民矛盾）的方法除官民调和之外，在无他法。或说明地方分权的必要，或讨论民权的真面目，或晓以国权的重要以便使官民的目的一致对外”。［11］63显然，福泽在这里把官民调和作为了他不触犯政府而又能维护人权的办法。为了验证他的说法，接下来他更是据理力争地讲道，“《分权论》、《民权论》、《国权论》、《实事小言》等都是在强调官民调和的基础上或直接或间接写出来的”。［11］63表面上看来，福泽虽然在其许多著作中十分强调政府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政府是代表人民的，是为了从事人民所期盼的事业的。其职责不外乎就是惩恶扬善，人民所期望的，莫过如此”。［1］63这就是福泽表面上教导民众顺从政府的原因，作为一名曾经饱受暗杀、暴力威胁的旧时代的贵族，再加上他还亲眼见证了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后的欧洲，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人民的真正力量。因此，他不得不把他的启蒙思想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政府既然是靠代表人民而获得的权力，那么政府所做的就是人民所想的，人民也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约定。因此，人民并非服从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服从人民自己制定的法令。人民犯法，并非是破坏政府制定的法律，而是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犯法而被政府惩罚的，也不是被政府所制裁，而是被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所处罚。这就是说，人民如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一样。因此，首先建立代表自己的政府，惩治国内的恶人并保护善人；其次，严守和政府之间的约定，遵守法令，接受政府保护”。［1］63-64由此可见，福泽所主张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建立在他对于人民潜在力量的恐惧之基础上而产生的。所以，福泽面对政府时所表现出的退让，绝不是以往简单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妥协性。而福泽也绝非他自诩的那样清高，远离政治，作为官民调和的始作俑者，他所保护的其实是政府本身而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因为这里的人民不包括亚洲乃至世界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民。

不过，福泽的民主思想还是有着十分积极的一面，在维护日本国内稳定、启发人民智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等许多具体社会问题时，彰显其和谐、高效的优点。福泽虽然非常恐惧人民的力量，但也并非一味地姑息、迁就，而助长了部分人民的恶行。“倘若把权力交给愚人，任其为所欲为，那么恐怕没有什么坏事是他不敢做的，真可谓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妖怪”。［4］111即使在对待福泽一直极为热衷的女性问题时，福泽依旧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在西洋诸国，把尊重女权的风俗看作是人世间一件最大的美事，但由此而来的泼妇凌辱丈夫，不孝的女儿轻蔑父母，行为放荡的风俗，就不值得称道了”。［1］129而这种理性表现在对其启蒙思想的影响上，则是既向往西洋文明，但也并非盲目跟从。“美国的风俗虽然不好，但是比起中国的文明来说，却好上很多，因此美国的政治也就比中国的要好”。［1］49可见，美国的好只是相对当时的清朝而言，并不是真的好。

在今天看来，福泽运用群众史观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未必到位，但是作为贵族的福泽能够在“那个封建主义残余势力还比较强大的特定的历史时期”，［12，13］就已经能够把目光投放到当时地位依旧十分低下的人民身上，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文明无高下，贡献有大小”。有谁敢说就因为全世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多，基督教的影响大，基督教的经文就一定比萨满教的教义要高明得多？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萨满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世界普遍信仰的宗教，其地缘性覆盖之广可想而知，其历史之悠久更是不言而喻。今天，他也和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萨满文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国也已经有学校早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招收萨满文化的硕士研究生。可是为什么世人在对待两种文明时会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态度呢？基督教的教堂总是门庭若市，而萨满教的法会却是无人问津。这就是因为基督教的贡献远远大于萨满教所致。众所周知，现代文明起源于欧洲，欧洲近代文明则发源于基督教，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罗马的灭亡，［14］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德意志、法兰西、俄罗斯，更不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了，这样也就谈不上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现代文明了。福泽对此也做出过自己的解释：“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宗教（基督教）的话，整个欧洲恐怕已经变成禽兽的世界了。”［4］135因此，基督教正是由于其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才使他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一大宗教，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但是，如只就其本身的文明而言，则未必高于萨满文化多少。其实，世界各地的文明也都遵循这个道理，同一个世界的文明都是由同一个物种所创造的，文明即人为，既然人生来是平等的，那么由人创造的思想也该是等价的，而区别就在于贡献的大小。

福泽能够在那个时期就认识到人民的历史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有人企图偷换概念，编织出所谓“落后的文明就一定会被先进的文明所压制”的谬论来压迫别人时，［4］183那么这个人就应该受到批判，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不例外。

［1］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3卷［M］.东京：岩波書店，1959.

［2］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6卷［M］.东京：岩波書店，1959：115.

［3］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21卷［M］.东京：岩波書店，1964：490-519.

［4］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4卷［M］.东京：岩波書店，1959.

［5］ 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23.

［6］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M］.东京：岩波書店，1960.

［7］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周燕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108-109.

［8］ 减世俊.福泽谕吉的中国观［J］.日本学刊，1995（1）：108.

［9］ 吕理州.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传［M］.台北：逺流出版公司，1993：227-228.

［10］ 鹿野政直.福泽谕吉［M］.卞崇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3-5.

［11］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1卷［M］.东京：岩波書店，1958.

［12］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7卷［M］.东京：岩波書店，1959：7.

［13］ 崔新京.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当论［J］.辽宁大学学报，1985（6）：36.

［14］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M］.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0-141.

Fukuzawa Yukichi's History View of the Mass

ZHU Zhe

The history view of the mass，which w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Fukuzawa Yukichi's thoughts of historiography，with the influences of which，a great number of his historical theory and enlightenment were bought in.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y view of the mass，he recommended equality，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repeatedly，while the time in Japan was extreme lack of democratic resources，which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aking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a feudal dictatorship to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Japan.His thoughts of historiography were full of democracy，not only in the Meiji Period，even today would not lose their practicality and profundity.

Fukuzawa Yukichi；the history view of the mass；thoughts of historiography；People

K313.4

A

朱喆（1983-），男，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