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底层书写的视角

唐 虹（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云南昆明，650093）

论底层书写的视角

唐 虹（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云南昆明，650093）

关于底层的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但无论是仰视还是俯视都存在缺点。底层写作既不应简单地圣化底层，也不应只是对底层奉上廉价的同情与怜悯之泪，而应以一种平等的姿态真实地再现底层的生存状态，好作品应集理解、同情和批判于一身。惟其如此，方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底层；仰视；俯视；平视

翻阅相关文献后我们不难发现，近几年文学中的底层书写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开始关注底层民众的艰难境遇，并涌现了一批较好的作品。而文学批评界对底层的讨论已逐渐由“文学是否应该表述底层”转移到“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上来。但关于什么是底层写作，以及应当如何进行底层写作，当前学界仍没有定论。［1］对此孟繁华教授直截了当地提出：底层写作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讨论。［2］在本文中为讨论的方便，笔者暂将底层书写定义为以下层民众及其生活生产为主题的文学创作。鉴往知来，值得追问的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底层的书写究竟有哪些具体视角的叙事呢？它们各自的得失又是什么呢？惟有把这些问题一一澄清，方能为我们今天的底层书写指明方向。为此拟在梳理和归纳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底层书写的三种基本视角，并就底层书写的应然视角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被圣化的底层

近代以来的中国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题，如何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一直是令仁人志士们焦虑的问题。洋务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而蒋介石集团领导的国民党虽曾在名义上一度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其腐化堕落，对内独裁，对外软弱无力，同样使国人看不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希望。在人们对蒋介石集体逐渐丧失信心的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其伟大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使许多知识分子为之倾心，延安成为了革命的圣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也成了民族的希望、中国人民新的引路人，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了革命知识分子们发自内心的真诚选择。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号召作家们改造自己的灵魂。毛泽东的讲话自然受到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虔诚地遵从，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革命话语的历史叙事取消了知识分子精神导师的资格。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底层农民作为同盟军，积极投身于改天换地的革命和建设运动中，其政治地位迅速地提高，广大农民正义、勇敢、直率、诚实、朴素的品质也感染了不少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和建设中的底层农民，作家们在书写时大多饱含了崇敬之情。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一例，作者对当时的底层农民无疑以膜拜的方式加以圣化，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再生把党的事业放在了首位，为了党，甚至不惜牺牲家庭。［3］在周立波的笔下，一个坚贞不屈的农民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和周立波相比，柳青的《创业史》更是气度不凡。梁生宝成了创业英雄，他走的不是为自己追求富裕的道路，而是为庄稼人追求富裕的道路。梁生宝的“非农民型”、“新农民性”在各方面与传统一般农民存在诸多差别。在投身合作化运动的行为上，他与高增福等人似无不同，但在对行动的自觉意识上却明显比一般农民高一等。有评论者指出：“在他的身上，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忠诚厚道、勤劳俭朴、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又增添了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克己奉公、富于自我牺牲、带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色彩。”［4］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并不是时刻抓住人物的真实性格气质特点来展开的，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将人物置于一个先验的理性框架之中，人物首先是归属于相应的阶级，一举一动都表现出阶级的思想和动机，而不是出于个体的性格和行动的需要。柳青歌颂肉身化的“政治人”，歌颂他们身上迸发的社会主义创业热情。这一时期的底层叙述中，底层形象虽然鲜明，却又是极不现实的。主人公梁生宝由于英雄的色彩抹得太厚，反而显得失真。周立波和柳青无疑想使笔下的底层叙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英雄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进行艰苦卓绝地开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这种出于革命话语和革命历史叙事需要的创作，使作家笔下的正面人物常常都是“高、大、全”的，完全被圣化。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按照革命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积极向底层靠拢。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创作出了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这样一篇反映底层农民养猪的作品。［5］比起《骆驼祥子》等反映底层人民的优秀作品，《陈各庄上养猪多》无疑是老舍的一篇失败之作，在老舍的很多文集里都未收录这篇文章。尽管老舍竭力想要展现出对底层生活状况的熟悉，然而，却未能走进底层博大、深邃的隧道，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变异的、不真实的底层世界。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无论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还是浩然的《艳阳天》，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底层人物通常在作家的仰视之中出场。在革命的狂欢之中，知识分子被甩在历史之外，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精英心态”，不再渴望充当英雄。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意识到，满脸黝黑、掌中结满老茧的底层民众才是历史的主角。这最终改变了传统才子佳人的文学叙事，底层逐渐以被圣化的面目矗立在文学史之中：身躯高大、目光炯炯。但这一切是在抑贬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知识精英与底层话语之间的分歧仍然清晰可见。知识分子、底层之间的身份均已固定化、脸谱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二、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蒙主义意识开始复苏，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开始恢复自信，精英主义意识也悄悄地再度抬头。而在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诚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断裂，［6］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社会公平问题突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下层民众生活困窘、精神低迷、压力巨大，各种社会危机一时间凸显出来，一系列底层问题强行闯入了人们的视线，拒斥或视而不见已经成为不可能，知识分子的良知、人道意识和理性精神要求他们对生存其间的严峻现实作出回应。

刘庆邦在《幸福票》这篇小说中，把他的生命关怀定格在一个鲜为人关注的特殊领域——城乡结合的小镇煤窑。主人公孟银孩外出打工，恶俗的窑主把榨干窑工血汗的毒招外化为诱人的奖励：只要小月下够三十个窑，大月下够三十一个窑，窑工们到月底就可以得到一张幸福票。而这浸透着工人血汗的票只值三百元钱。面对这样的诱惑，单身在外的窑工们一致行动，趋之若鹜地去歌厅消费掉它。孟银孩也有过欲望和冲动，但他权衡着票的意义。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生理与灵魂的拉锯战后，他硬着头皮去见凶狠的窑主，希望能把幸福票换成金钱。结局是悲怆的，狠毒的窑主找了借口将原来的幸福票作废，换成了新的幸福票。至此，孟银孩的希望全部落空。而在《红煤》中宋长玉的苦难即来自自身之外的力量——唐洪涛矿长的借机报复，在《卧底》中矿工们的苦难来自矿主们的残酷压榨，在《月子弯弯照九州》中李大记者“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心路历程昭示着作家企图通过知识分子的精神忏悔来对底层苦难负责，并救赎受难者获得精神告慰的努力。刘庆邦的叙事立场是人道主义的，他总是以饱醮生命血泪的忧郁目光凝眸乡土苦难，同情并深刻理解着底层那些受难者，从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出发萌生大悲悯的道德情感，把亲情、爱情、性以及衣食住行等个人日常生活进行底层苦难编码。刘庆邦的小说叙事延续了中国乡土文学源流中“苦难”叙写的主题，他把“苦难”作为审视生活的一个常规性视角，从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或由农民转化成的矿工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所遭遇并承受的形形色色的苦难：生存的、心灵的、生命的、社会暴虐的、道德伦理的等等来透视当代中国底层的现实生存状况。

而作家刘恒的许多作品，如《伏熙伏熙》、《狗日的粮食》等都意在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的不易与困厄，作家笔下一个个的生存困境犹如集中营，压迫得读者几近窒息。阎连科的作品同样充分展现了人的存在困境，撕心裂肺，其塑造的人物常常在困境中焦灼不安、无所适从。在强大的困境面前，人物跌入更为深重的苦难深渊。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在他近年来的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中均有所体现。在《日光流年》之中，耙耧山深处的农民为了摆脱40岁即死亡的命运威胁，为了筹集凿山修渠的资金，众多的年轻女性远赴城市卖淫。然而，他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引来的却是被污染了的水源。在《受活》中，受活庄的气候十分恶劣，家徒四壁的农民没有参与现代经济的资本，然而他们不甘心，决意改变现状。而在他们匆匆走出受活庄后，得到的又是什么呢？财富是如此轻易地积聚，继而又如此轻易的消失，他们在遭受“圆全人”的青睐后又被其暗算，一切如同南柯一梦，这些残疾人最后不得不重返家乡。在阎连科看来，人的命运往往是一个徒劳的怪圈，奔劳一生又回到起点。

鬼子的《大年夜》中的莫高粱、老阿婆都是底层的代表人物。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同样也出现在迟子建的作品里，使其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催人泪下，小说中每一个底层人物都有着令人心酸的往事，无一例外。

在上述作家的笔下，底层人民的痛苦、坚韧、不幸得到了一一呈现，让我们目睹了那些在无助中挣扎的灵魂。作家在书写底层的同时力图再现这些底层灵魂背后所遮蔽的不可释怀之痛，作家笔下的底层人物常常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精神，这些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过于精英主义意识的写作同样会使底层叙述陷入窘境：一是常常过于滥情，使道德批判取代了理性思考；二是容易造成知识分子与底层的隔膜，甚至会造成一种等级定位，把知识分子与底层严格定位在两个不对等的身份平台上，难免给人以居高临下的印象，使知识分子不小心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关于底层表述的真正用意与可能达到的批判深度，也使作品的面目与态度充满歧义与暧昧。

三、真实的底层

不管底层的表述何其艰难，另一种迹象越来越明显：一些知识分子正在真诚努力地探索一种合适的底层话语表述方式，力图以平等的视角，不动声色地给我们呈现一个真实的底层。

方方的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中，“火光”吞噬着仇恨，吞噬着罪恶，最终把底层乡村女孩英芝送上了不归路。小说通过一个底层女青年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在新观念冲击下的底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主人公英芝高中毕业后步入社会，偶然中结识了贵清，后来失身于贵清而与其结婚。婚后矛盾重重，越演越烈，最后在一怒之下烧死了丈夫，自己被法院判处死刑，葬送了青春与生命。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方方并没有简单地把英芝塑造成一个被侮辱的底层妇女形象，尽管英芝的遭遇可悲可怜。丈夫的好赌成性令她经济窘迫，此外还得遭受丈夫和公公的毒打。求生的本能让她为了赚钱养活自己而向三个船工出卖自己的肉体。英芝是令人同情的，这不幸直接来自于那不争气的丈夫贵清。然而，方方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英芝的不幸并不是完全由丈夫造成的，她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也是悲剧的根源之一。英芝好逸恶劳，为了金钱轻率地丢掉脸面和尊严。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也极度草率，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并没有深思熟虑，而是极度不负责任地把自己送进了婚姻的“坟墓”。小说中那燃烧着的火光，不仅鞭策着英芝的灵魂，也在拷问着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有多少英芝呢？很显然，方方对英芝怀着复杂的感情，既同情，又批判，作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人物形象。方方说：“英芝这个人，她是不安分的，她是不想读书的，她是不喜欢劳动的。她是喜欢以轻松的方式赚大钱的。她是风骚的，她也是传统的。她是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她却是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的。她是野心勃勃的，她又是心怀有一份胆怯的。她很粗糙，她也很精细。总而言之，这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7］方方的底层写作，从一开始就与普通的底层写作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不像大多数写底层的作家那样，一味地表达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而在同情的同时进行着批判。

同样，刘继明的底层写作也不是单纯停留在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和同情上，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自身对底层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需要。当下的底层写作中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被生活所迫的妓女、下岗的工人常常是主角，并且常常处在被知识分子同情和怜悯的位置上，但刘继明的写作却不尽然，作家并不是一味地站在底层民众一边。刘继明的《放声歌唱》虽然也表达了城乡矛盾，但小说所设置的主要矛盾则是农民内部的矛盾。而《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在体制内的生活浸润下形成了典型的体制化思维方式，下岗后不是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一味的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对此有学者评论说：“刘继明以其思想性追求而敏锐地触及到新国民性的问题，在他的反映底层状况的小说中，揭示出新国民性的缺乏主体意识、潜在的优越感、自命不凡、怨天尤人、不愿吃苦等特征。”［8］我们发现，除了在生存层面对底层进行关注，目前也有作家开始呼吁一种更新的、可行的社会制度从多层面重构底层。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底层民众绝不仅仅是同情、怜悯的对象，其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拥有和我们完全平等的身份。只要我们着眼于作家的整体生命关怀与生命流程，我们就真正感到他们的书写流露出的是蕴涵着作家的灵魂震荡和精神困惑，以及极为热烈、极为真切的生命关怀。他们的小说往往超出了底层写作的公共化的情感表达和思想表达，拥有一种发人深省的批判性力量。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意在梳理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底层书写视角的历史变迁，而是意在呈现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底层书写出现的基本视角形态，揭示其成因并总结其得失。不用说这三种视角常常在同一历史时空中交错出现，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主次之分而已。

通过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进行的底层写作过程中，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极其艰难。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知，他们必然走在底层的前方，甚至超出底层的视域，刻意忽略、遮饰知识分子和底层之间的差别是不足取，也是不现实的。［9］所以，知识分子在底层的表述中，身份的定位极其重要。失却了一种正确的姿态，底层写作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仰视的写作姿态无疑会圣化底层。戴上圣化的面具，能看到真实的底层吗？显然很成问题。同时仰视的写作姿态也不能表述底层的困境、不幸和渴念。而与此同时，精英主义的俯视底层也存在问题，精英主义者们含混地提到“良知”或者“同情心”，仓促地举起“人文精神”的大旗，企图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但一味地同情和怜悯底层同样会使底层写作简单化，极力展现底层民众的悲苦凸显了某种道德化的情感立场，使底层大众的不幸仅仅停留在被同情的价值层面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底层”在文学创作中基本成了一个“正面”的概念，而不再代表一种社会层面的存在。当“底层”被知识分子当作反映社会民生疾苦的载体时，却多少有意忽略了底层的诸多缺点。对所描摹的底层人生，因哀其不幸，而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和偏袒，往往对底层缺乏全面的表达，甚至有很多脱离实际的美化与拔高，而对底层的丑恶却表达不多，即使有所描写，作家常常也会铺垫更多的理由，为其“恶”寻找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面对底层并不是难事，真正考验作家的是他对底层的思考。鲁迅笔下的阿Q，老舍笔下的祥子，倾注的是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既没有启蒙者的优越，也没有外来者的隔膜。他们对底层的书写，是建立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虽然社会环境不一样，然而对我们今天的底层书写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上，不能仅仅为了满足人文关怀的需要，而应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表达自己对于底层人性的思索，对底层生活状态进行政治的、伦理的解剖，揭示一个美丑并现的真实底层，为改进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指明出路。这样就能让现今的社会不仅在生存层面，也在精神层面、文化制度层面更加关注和了解这个弱势群体。惟其如此，比起那些圣化底层、单纯地表达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的姿态方能更加富有现实意义。

［1］ 刘复生.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33.

［2］孟繁华.“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J］.探索与争鸣，2008（5）.

［3］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G］.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60.

［4］ 汪名凡.中国当代小说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143.

［5］ 王行之.我论老舍［M］//舒乙.说不尽的老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

［6］ 孙立平.断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方方.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英之?［J］.当代作家评论，2002（1）：118.

［8］ 贺绍俊.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J］.文学评论，2007（6）.

［9］ 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J］.文学评论，2006（4）.

On Writing from First Floor Perspective

TANG Hong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angles of view of looking up at，overlooking，horizontally viewing about first floor writing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But whether looking up at or overlooking，there are shortcomings.The writing about first floor should not simply consecrate first floor，should also not only offer the inexpensive sympathy tears to the first floor，but should really reappear the survival condition of the first floor.A good work should integrate the understanding，the sympathy and the critique into a whole.Because of this，it then has the positiv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first floor；looking up at；overlooking；horizontal 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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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唐虹（1981-），女，硕士，编辑，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编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