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稼谦和天津国医专修学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300193)

谢 敬

尉稼谦和天津国医专修学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300193)

谢 敬

整个民国时期，中医教育一直被摒弃于公立学校系统之外。为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中医界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兴办私立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津门医家尉稼谦迎难而起，创办天津国医专修学校，编纂新国医讲义教材23种，天津国医专修学校函授部(简称天津国医函授学院)“为华北医学教育函授制度”之首创者，推动了天津地区医学教育的发展。通过编教材，办函授，尉稼谦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尉稼谦 天津 中医教育 民国 函授

民国时期，围绕着中医存与废，在政府、中医中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引发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而中医教育问题一直是民国医政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中医的压制和排挤始终没有停息，中医教育长期被摒弃于学校系统之外。对此，为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中医界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兴办私立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天津医家尉稼谦迎难而起，创办天津国医专修学校，编纂新国医讲义教材23种，天津国医专修学校函授部“为华北医学教育函授制度”之首创者，推动了华北地区医学教育的发展。通过编教材，办函授，尉稼谦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津门医家尉稼谦

尉稼谦，天津人，1907年生于一个“数代家传国医”之家，又曾师从名医施今墨。1932年经天津市府考试合格，取得中医师资格。后担任中央国医馆河北省分馆董事、天津国医学术研究会会长、天津医药合作社社长。1936年尉稼谦在市政府注册，正式开业行医。上午在南马路中南旅馆应诊，下午在旧英界张庄大桥义庆里八号应诊。中南旅馆是当时天津数一数二的大旅馆，离繁华的南市很近，餐饮娱乐都很方便，外地客商多愿到此投宿，生意很是兴隆。英租界义庆里八号大楼设有“尉稼谦诊所”，又是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的院址。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由尉稼谦一手创办，并自任校长。

尉稼谦医术高超，其所编教材《临症实验录》即记载了数百医案，自言“医为生命之学，须学理与经验并重，缺一不可，所载医案俱系编者等治愈实验记录，以示学者”，这些医案虽不提尉氏，实皆出自其诊疗经验。

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的创建

1.与废止中医论作斗争和纠正中医自身弊端的需要

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是政府内部主张西化派的钳制，如教育部下令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中医传习所，卫生部下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参用西药西械。继教育部下令中医学校改称中医传习所之后，1932年10月，国民党政府采用行政手段，行政院又下令改中医传习所为中医学社，规定中医教育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使中医教育事业难以发展。另一方面，的确是中医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存在着秘不相传、涣散如沙、谨小慎微、不思进取、追名逐利、道德日下、水平参差、滥竽充数等种种弊端[1]。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逐渐取代传统的师徒授受和家传方式，成为医学教育的主流。但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采取歧视和压制中医的政策，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的中医教育因一直受到排斥而发展缓慢，此时仅有1927年陈曾源创办的“天津私立中国医学传习所”[2]。

尉稼谦正是为捍卫中医学术的尊严，“深慨我国医学日趋退化，国粹沦亡，利权外溢”，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奋发图强，在23岁的年纪即为中医教育而奔走。1930年尉稼谦联合津门诸名医，着手筹备天津国医专修学院，次年正式开办。天津国医专修学院以函授为主，“为华北医学教育函授制度”之首创者。其创办之由，所历艰辛，尉稼谦曾自述：“敝人年来，深慨我国医学日趋退化，国粹沦亡，利权外溢，推究其故，良由于医学教育无人提倡，以致人材缺乏，举目滔滔尽系不学无术之辈，涉猎医书即便应世，聊记汤方，动辄悬壶，误己误人，莫此为甚，从此医家声价日坠，滥竽者益形充斥，而一二学识渊博之士反闭关自守，各自为政，犹不脱曩旧思想，秘方秘术不肯公开，令人可慨，须知国家富强之步骤，以健全之民族为基础，医学不振，亦民族衰弱之一因也。敝人有感于斯，爰联合同志，征集人材，历经艰辛，办此学校。”[3]

学院设立在天津英租界三十二号路义庆里八号，设有校董会以及完整的运行机构。短短几年，“学员遍于全国，历年毕业现在各省市县镇实行业医者统计有六百余人”，其中优秀者有符应麟(广东文昌县人)、丁蔚然(天津人)、张心正(河北威县人)、董绪三(天津人)、果集成(山东蓬莱县人)、杨志华(天津市人)、王恕斋(河北行唐县人)、王化民(河北威县人)等。为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影响和招生规模，尉稼谦还在山西、北平、济南、广东以及一些铁路枢纽处设立办事处，发展本学校毕业的学员作为办事处的交际主任，如聘上述优秀学员之一的符应麟为华南各省交际主任，办事处设在广东文昌县立中学内。

2.编纂新国医讲义教材

“外习欧化之攻击，内受当局之摧残”的民国中医界在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的过程中，逐渐重视对中医教育内涵，尤其是课程教材的建设，力图使之规范化，符合近代教育模式，从而争取能够加入学校系统得以存亡续绝。这一过程中的矛盾焦点就是如何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以及教材中中西医内容如何体现等问题[4]。在教材编纂方面，尉稼谦同样作了有益的尝试。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的主流。因此，规范课程设置，统一教材编写则是中医教育自身改进的必经之路。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简称天津国医函授学院)以自身为主，又特约京津沪广诸大名医采稿助撰，共编有23种学科的新国医讲义教材，这些教材为非卖品，专发学员功课用，分别是：《温病科》、《伤寒科》、《内科杂病学科》、《妇女科》、《小儿科》、《外科眼科合订册》、《药物学》、《咽喉科》、《国药丸散膏丹配制法科》、《时病科》、《切脉学》、《临症实验录》、《花柳科解剖科正骨科按摩科精神科针科合订册》、《内经病理新论科望色科闻声科问症科合订册》等共24册。

1937年5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了《修正中医审查规则》，规则中规定了中医考询科目范围，分中医为14科：病理学、药理学、方剂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喉科学、眼科学、花柳科学、伤科学、按摩科学、针灸科学[5]。而天津国医函授学院的讲义教材，已经完全涵盖了这些分科。

在对待西医的态度上，尉稼谦并非完全脱离西医，搞纯中医教育，而是主张中医体系保持完整并兼取西医之长，如在《温病科》讲义之中，即用到了体温表，且有详细叙述，“讲义中所云检温器，在任何西药房或日本药房皆可购得，其外制为玻璃管，内装有水银线，用时使病人将其一端含口中以舌压之，约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之时，取视水银线升至何度，即为病人体温之若干度，普通用摄氏体温器三十六七度为平人体温标准，用毕，以手持之频甩频摇，使水银线恢复原来地位，以便再给其他病人检查之准备，惟每检查一病人后，须用火酒浸药棉将器消毒存放，以免传染之虞。”[6]

天津国医专修学院自设印刷部，铅印讲义教材。而这些教材多次再版，也多次修订，对于教材的版权，尉稼谦也很重视，先后聘有6位律师作为常年法律顾问负责检查。

教材编写可以把原来庞杂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整理，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和教学的便利。编写讲义的过程，就是系统研究、整理中医有关学术的过程。经过不断努力，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的影响渐广。1937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会同教育部拟定全国中医教学规程，曾专函尉稼谦，“特别甄采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现行课目表及讲义”，以为编制全国国医学校通用课目参照之用，此事被1937年4月15日之京津沪汉各大报纸遍登[3]，足见当时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的影响力颇大。

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的历史作用

1.提倡医学教育，开津门风气之先

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在提倡医学教育，培养中医人材方面发挥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开津门风气之先。虽然早在1910年丁福保即在上海办“函授医学讲习班”，但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自诩“为华北医学教育函授制度之首创者”，亦不为过。

早在清末，天津地区不仅官办学校大批建立，而且民办、私立学校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民办、私立的学堂数量早已远远超过官立学堂。民间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对官办教育的一个极大补充，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地方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民国初期近代教育家严修和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体系，大大推动了天津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7]，这表明普及教育引起了民间极大的热情和重视。相比之下，天津地区中医普及教育则显得薄弱许多，还以传统的师徒授受和家传为主，中医学校寥寥无几。

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力图“以采用最新科学方式阐明中国医学真理”之方针，造就适合现代之国医人材，打破历来私自授徒之陋习。其函授部的班次比较灵活，普通人入普通班，一年毕业；有医学知识者入速成班，可提前毕业；而只欲领得讲义者入自修班。凡学费邮费杂费证书费印花费一律免收，只收取教材印刷费。学员经考试合格，一律颁发两种毕业证书，一为天津国医专修学院本科证书，一为天津国医学校本科毕业证书。

而继尉稼谦及天津国医专修学院之后，1932年钱伯泉创办了天津私立中医学校，定居天津的张锡纯于1933年春创办中医函授学校[8]，马乐三开办中国国医函授学院，1937年李实忱与王静斋谋设国医学院[9]，以及古今人的天津国医学社等继起，推动了天津地区私立中医教育的发展。

2.培养津门中医人才，辐射全国

天津国医函授学院一年制的函授教育似乎太短，即使在当时中医教育更为发达的上海，情况也大致相同——恽铁樵开办“恽铁樵函授中医学校”学制二年，恽氏自编《恽铁樵医学函授讲义》；王一仁、秦伯未等在上海创办三益学社函授部，中医科授中医基础理论和内外妇儿眼科诸系，每系学制一年[10]。函授教育皆不过一二年，这显然难以与正规大学教育相媲美。

实际上民国时期由于政府对中医教育不给经费支持，各民办中医学校大多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多是由个人捐资或乡绅富商资助，很多学校由于经济力量不够只能停办。民国后期，即使如上海中医学院和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这样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中医院校，也被以“师资、设备、课程、学生各项均与规定不合”为由予以取缔。两校条件确实一般，但在全国私立中医院校中已是诚属可数[11]。

民国两所“诚属可数”的中医学校，亦因规模经费等原因被勒令停办，其他私立中医学校的状况可想而知。如此背景之下，尉稼谦和天津医学专修学院在艰难之中坚持“凡学费邮费杂费证书费印花费一律免收，只收取教材印刷费”则难能可贵了。一年的学制甚至速成，的确不够“完美”，但对于中医的普及，对让更多的人接受较为全面、系统的中医学训练，对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展其知识面有很大的帮助。

即便如此，对于有医学基础者的速成班，教材也同样能适应当时中医考试的要求。以天津妇科名医丁蔚然为例。丁蔚然(1914- 1992年)，女，天津人，生于中医世家。父丁敬斋久居津门，精于妇科。丁氏17岁师范毕业，随父侍诊学医，勤学古籍，攻读经典。复入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学习，22岁时以优异成绩结业，随后参加天津市天津地方政府中医考试合格，即代父应诊，后加入天津中医师公会，医术渐进，成为津门中医名家[12]。

而免费的函授教育，向全国辐射，更有利于中医学的普及。山东淄博名老中医王云铭，便受益于天津国医专修学院的免费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19岁的王云铭因就读的学校被日寇入侵而星散，失学在家的王云铭欲学一技之长以谋生，受身为医家的大伯影响，立志学医。抄读医书，有了一定功底以后，又考入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学习，将所读医书与函授教材相互印证，贯通学习，从而对中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经过其孜孜不倦的努力，日后终于成为中医妇科名家[13]。

总之，在民国时期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尉稼谦和天津国医专修学院闯出一条中医办教育的自强之路，通过编教材、办函授，为天津乃至全国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 段逸山.民国中医期刊有关中医存废之争的启示[J].中华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2):1460- 1461.

[2] 申红玲.中医教育家,岐黄护法人——陈泽东[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4,(3):157.

[3] 尉稼谦.天津国医学校函授部招生详章[M].天津：天津国医函授学校，1936：1- 2，3.

[4] 周鸿艳，李志平，李和伟.近代中医教育的反废止努力[J].中医药信息，2010,27(4)：131- 132.

[5] 梁峻.中国中医考试史论[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317- 318.

[6] 天津国医函授学院.新国医讲义教材温病科[M].天津：天津国医函授学院，1936：22.

[7] 来新夏.天津近代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288- 289.

[8] 黄瑛,张宁. 民国“医界二张”对近代中医教育的贡献[J]. 中医文献杂志,2009,27(2):51.

[9] 赵恩俭.津门医粹(第一辑)[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9：16.

[10] 杨杏林，陆明.上海近代中医教育概述[J].中华医史杂志，1994,24(4)：218.

[11] 郝存中.民国时期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运动始末[J].中华医史杂志，2005,(35):223.

[12] 赵恩俭.津门医粹(第二辑)[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93:1.

[13] 李贞莹，王海华.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妇科专家卷·王云铭[M].第二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4.

WEI Jia-qia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ining College of Tianjin

XIE Jing

(Library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During whol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education had been isolated from system of public-owned colleges. In order to fight for its legality, the TCM scholars had kept continuous working by establishing private-owned colleges to foster TCM talents. WEI Jia-qian, as a doctor in Tianjing, overcome difficulties to set up TCM training college of Tianjing with editing 23 kinds of textbooks. As an initial department of TCM correspondence teaching in this college, this have promoted development in medicinal education in Tianjing area, making contribution to bring up TCM talents.

WEI Jia-qian; Tianj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rrespondence teaching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民国时期天津地区中医药档案整理与研究”(编号TJZL16- 006)

K826.2

A

1006- 4737(2016)06- 0040- 04

2016- 06-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