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裘沛然的诗文著述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裘陈江 指 导 王庆其

民国时期裘沛然的诗文著述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裘陈江 指 导 王庆其

裘沛然先生自1931年来沪，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至1934年学成毕业。在此期间，其接受了近代中医学校的正规教育，求教于诸多医学名家，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之中，熟记精研中医古代典籍和中医理论，博览国学经典。因此在求学和稍后的行医时段内，青年裘沛然已开始在沪上医学期刊发表医学论文，并在《申报》上发表诗歌小品。以此数篇刊行年代较早的诗文，可以学习裘老早期的诊疗经验和才学情性，探寻其儒医结合的学术内涵。

裘沛然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学院) 医论 诗歌

上海中医学院的求学经历与毕业习作

裘沛然早年受教于近代著名诗人施叔范先生，同时又随叔父裘汝根先生学医，因此在少年时代便打下了坚实的诗文和中医基础。而裘老从施先生学习，早年毕业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年仅15岁，应已达到上海中医学院“中学毕业或有同等程度国文清通者”的入学资格。1926年，因丁甘仁先生逝世，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管理也一度因缺少主心骨而陷于离散。这一局面直到丁济万先生于1930年开始实施学校体制改革，才得以改变。当时丁氏为适应新时期教育部政策，于1932年改校名为上海中医学院，学校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丁济万先生高瞻远瞩，明察大势，上海中医学院在其主持下声誉日隆。当时校务发达，被称作学校的全盛时代。1934年，裘老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

据1997年刘鸿泽访问裘沛然先生所记，入学时，丁济万先生嫌其年纪太小，但在入学面试时，裘老居然能从容不迫地背《素问》、答《伤寒》，让丁先生不禁暗叹：“秤砣虽小压千斤。”此后更是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诊所随医[1]。《裘沛然传记》记载也是如此，在上海中医学院就读期间，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和细心领会，裘老对丁济万先生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当年在侍诊之余，他还整理过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时随师侍诊，对丁师灵方之精意，配伍之妙用，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裘老获得了先生之赞赏。又因丁先生的诊所乃沪上名人聚合之地，海上名家如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时常晤面，故裘老得到诸前辈指教，医术日渐长进[2]。

尤其是在求学期间，裘老精心整理抄录了当时诵读的十多种名家讲义和多种医学典籍，抄录的讲义多有散佚，2006年初裘老在整理藏书时偶然获得这些珍贵的抄本，使其重见光明。同年，这些抄本以《读医抄本拾遗》为名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影印出版。出版之时，裘老为《读医抄本拾遗》撰写前记一篇，回顾“七十四年前(1932年)就读医校时所抄录诵读之书稿”。裘老以前人所言“购书读不如借书读，借书读不如抄书读”为训，认为抄书之妙正在于“因抄录之际，每能殚精竭虑，加深领悟，此与泛泛阅览者，其收效迥不相侔。”[3]裘老后来对于伤寒温病之学的理论建树，正是得力于当年仔细抄录伤寒和温病二学经典，熟读深思所获得之创见。

裘老除了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求教，编《丁方集成》和抄录讲义典籍之外，还曾在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时撰写毕业习作，名曰《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刊登于1934年的《上海中医学院年刊》[4]。如第一节中所言，裘沛然先生在少年时即侍从叔父裘汝根先生学习针灸，从而开始稍通中医古籍和针灸临床，此毕业习作，反映了裘老早年习医和学校教育后的成绩，十分珍贵。

在《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这篇毕业习作中，裘老首先历数针灸学的起源与效验，他认为“针灸之学，肇于上古，源自砭石，其发明远在汤液之前”，而成效则迥出药石之上，加上施治简单、奏效迅速、手续便利、费用经济等优点，古来名医无不兼通熟谙，来弥补汤剂的不足。但是到了后来，针灸之学因年代久远，多以绝学视之。裘老认为一方面是“神望术者”秘不轻宣，另一方面则是文人学术，“既贱其业而不肯学”，因此针灸之术反而沦为村夫糊口的技能。他痛惜大好学术日就沦亡，疾呼医界同人应当关注。

裘老因自幼熟读针灸书籍，并侍从叔父临诊，自信对于针灸手术穴法以及针灸学理经验，能知其概，能晓其妙。故于文中提出四点针灸学要点，贡献于当世学界。第一点是“针灸主要书籍”。裘老指出《黄帝内经》乃中医界必读之书，其中“《灵枢》九卷，特详脏腑经俞，为针灸之专书，故亦有‘针经’之名”，而《素问》中的《刺热》、《刺疟》诸篇，也是开针灸治病的渊源。至于后世，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博览旁搜，蔚然可观。但归根到底，还是以《灵枢》一书为最基本经典。第二点是“针灸穴道为针灸之基本学理”。针灸穴道，乃是“脏腑精气灌输之处，气血周流回环之地”，因此针灸于适当穴道，便可病除，是针经所谓“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之理。第三点是“针灸之要在施术与取穴”。在明了针灸穴道之理后，裘老便提出行针治病能出特效，必然要求“手术精到，取穴真确”。而“欲求手术之精到，须明补泻；欲求穴之真确，当辨经络”，凡此均须从事实习，否则难奏其效。最后一点是“针灸所治之病症”。裘老认为“中国医术，汤药长于治内，针灸长于治外”，而针灸擅治之病症有：中风、霍乱、风痹、诸痛、疡症。具体分别如下。

中风：此症多为肝阳暴逆，痰浊横窜，经络未通，气血不和之故。或为厥逆，或为瘫痪，或半身不遂，或偏肢麻木。针灸疗治，颇有事半功倍之效。

由于蒸发结晶法和酸沉法生产的七钼酸铵产品杂质含量较高、表面形貌不好，而联合法生产的七钼酸铵产品，纯度较高、杂质较少、表面形貌较好、粒径均匀。因此，本研究采用联合法制备七钼酸铵［4］，确定生产七钼酸铵的工艺及参数，以获得品质较好的七钼酸铵产品。

霍乱：霍乱，急切之症也。病重者，则手足逆冷，呕泻不止，腹痛转筋，绞肠瘪螺，最为危候，高手者能挽救之。至于轻候症，如痧症中暑之类，则虽针到病除不难也。

风痹：风为历节游走痛风脑风之属，痹为行痹着痹痛痹之属，症多四肢不利，肿红疼痛，用针以治，远胜药石。

诸痛：痛之病理，中医所谓不通而痛，气血不和之故。虽属老生常谈，然用针以疏通经络，流通气血，其痛即止。例如头目牙痛，胸脘腹痛之类，皆有特效者也。

疡症：外疡之凶恶者，莫如疔疮，而针能平治之；外疡之缠绵者，莫如痔漏，而针能速愈之。

裘老坚信针灸一道，补汤药之不及，驾西法而上之。因而在文末呼吁：“苟有志于发扬国粹，研究中医者，盍兴起而求之。”

裘沛然先生在少年时期打下了国学、医学基础，加之个人用功学习、发奋钻研，又得丁济万先生指导临诊实习，同时受教于当时校内诸多名医大家，因此在短短数年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期间，成长迅猛。裘老在民国时对针灸学术研究与弘扬，并痛惜疾呼，对于发扬针灸学之精粹尤有功绩。因此后人在归纳裘老的中医理论建树时，经络针灸学上的成就必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期的中医论文著述与行医心得

裘沛然先生于1934年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此后独自开设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治病，也积累了相当的诊疗经验。在此期间，裘老独立行医20余年，以医自给，直至1958年，进入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设立的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在行医之余，裘老仍勤研中医学理与国学经典，对诗文、历史、哲学等领域，始终兴趣不减。在这一时期，裘老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诗文创作，刊登于上海的报纸期刊，展露其人文素养和诊疗心得。

在医校毕业之后，裘老独立行医，其医术医理伴随着行医实践而逐渐精进。上世纪40年代初期，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动荡时代，裘老于行医之余，对于学术和理论的追求丝毫未曾停歇，创作发表了最早的几篇学术论文。其中就中医药建设、中药业发展以及中药使用经验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展现了裘老对中医药事业的极大热忱和崇高理想。这几篇裘老早期(本文指民国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毕业习作外，还有3篇，分别为1940年刊登于《国医导报》第2卷第4期的《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5]，1940年刊登于《民生医药》第44期的《国药新径》[6]和1941年刊登于《国医导报》第3卷第3期的《医事随笔》[7]。其中第一篇《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被段逸山教授发现，并整理点校后再度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11年第3期，以飨读者。其余两篇论文，则均是笔者搜集资料时首度寻得。写作这3篇文章时，裘沛然先生是一位年方20多岁初出茅庐的青年，故详细介绍和归纳文中的重要观点，有助于了解裘老青年时代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抱负。

1.《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

该文首先综论我国医药之学的悠远历史和光荣史迹，而引出对当时国医国药之不振的担忧。裘老在文中指出：“中国医药，胚胎于神农，昌盛于汉唐，遗传数千余载，其间名医辈出，代有发明，天产良药，遍地皆是，其博大宏深，足冠世界。”但嬗递至近代，反而愈显退化。探其现象，“学说则错乱纷纭，一是莫衷；药品则繁碎庞杂，日趋含糊。致使真理实效，反被湮没，以具优良价值之医学，而呈江河日下之势”。裘老追问其故，则在于“无科学之研究与整理”。当时裘老已意识到一国医药的发展，关系国家经济与民族健康，整理发扬医学，不仅有裨于学术，更关系造福国家社会，因此呼吁政府当局和社会人士，能共加注意，切实努力。裘沛然先生自己则提出八项意见：第一，“医学研究会之宜设立”；第二，“医校条例之宜确立与出版书报之宜审查”；第三，“国医训练班之宜推行”；第四，“实验医院之宜设立”；第五，“国药研究院之宜设立”；第六，“中华生药典之宜编纂”；第七，“国药检验局之宜设立”；第八，“成药制造厂之宜提倡”。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八项倡议乃是裘老早年对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计划书。在今日，虽有诸多方面已经得到改善，但其对于医学研究和中药事业发展建设的抱负和设想仍有价值。在文中，可见裘老对于中西医素无成见，不仅中医功底深厚，同时深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主张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只是可惜时届抗战动荡之际，该文的呼声所产生的影响受到限制。

2.《国药新径》

在《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发表的同年，裘老在《民生医药》期刊刊登《国药新径》一文，对于中药的价值、中药的效验和中药事业发展前景提出改良途径。在这篇短文中，裘老首先肯定了中医的治疗价值，他认为虽然当时西药已经证明其科学实力，但中医仍能凭借落伍的医术，“施行治疗，居然有起废而续绝者”，因此即使是“迂旧之法，其治疗价值，亦极堪注意”。裘老认为，中医方药最为其长处。而所谓的方药，“乃经数千年之选择，亿万人之试验之所得，故施之对症，辄奏捷效。”只因旧医人士不知科学之研究整理，故价值日渐不显，因此亟宜改进。

同时裘老也注意到当时学界已开始对国产生药进行提炼加工，其中“如民生出品之安嗽精，乃系川贝、远志、桔梗提出之稠液。健美露乃当归之有效成分，皆已功效卓著，蜚声市上。他如麻黄精、杏仁水等，虽种类无多，不过国药之百一，然已卓有成绩”。此类生药的提炼加工，在社会上产生优良影响，使得中药的价值也为社会所承认。此类药品的提炼生产已突破《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中提到的单品提炼，如“安嗽精”等已是多味中药配合的结果。裘老此时对于旧法一味以煎制为主的做法不甚满意，故对于提炼中药颇为赞赏。他认为如能提炼中药的有效成分，则当此成分确定后，“从而规定其用量标准、形状，及调剂方法与检验手续等，由药厂大量制造出品，医生处方后，示明调剂及服法，病家持方，径向药房配制，即可依法服用”。因此裘老对于国产新药的前景也大为乐观，视此为中医改良的唯一途径。若能以此为中药开辟新径，不仅有益于民生幸福，于国家经济也有极大助益。

3.《医事随笔》

在上述二文刊发的第二年——1941年，裘沛然先生应《国医导报》主编朱仁康先生的约稿，发表了《医事随笔》一文。最初约稿时，本拟以“国药科学之提炼法”为题，但因冗事缠身未能及早交稿。后又考虑若讨论提炼方法，势必需高深的化学基础方能领悟，故为普及起见，最后只就中药的一般问题，分享其个人的心得体会。

首先，裘老讨论的是今人用古方可能遇到的五大问题。其中包括：一、分量问题。古今权量不同，虽然如学界考证，古之一两等同于当时的三四钱或一二钱，但古方中每种药动辄三四两，合当时为七八钱以上，这样每味药的分量又太过大了。二、不论古今权衡如何折算，方子里面药味分量的比例，则有章可循不可乱。三、药的味数问题。裘老认为古方组合是古人经验得来，只要病情相合，可以直接用原方，不必增加药味。而时人处方无论病情如何，总要增加到十多味药，裘老担忧会破坏古方内原有的平衡，反而于治病不利。四、中药的炮制问题。裘老以时人处理半夏、附子、干姜等药不当为例加以论说。五、用法问题。裘老例举古方如麻黄汤、桂枝汤、五苓散、大黄黄连泻心汤等特殊用法，提醒今人使用时务必注意。以上五点，裘老认为是应用古方的紧要问题，亟需商改。今人用古方，若只用其方，而违逆其法，则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裘老据自己的读书临诊体会，分享桂枝、麻黄、升麻三味中药的使用心得，力辟医界谬传之说，以求一改医风。此外，裘老鉴于中医的强心之药寥寥无几，而就附子作为强心药的利弊，以及清代叶天士一派温病论以芳香宣窍之药为强心之用，阐发了其中精髓。裘老观点与普通医籍和世俗观念相差悬殊，但均为裘老读经典做临床得来的宝贵经验。该文全以文献和经验为立论之基，以真理至上，摒弃中西派别，力辟学界俗见，可谓真学者的态度。

早期诗歌创作

如前文所述，裘沛然先生少年曾在国学专修馆跟随爱国诗人施叔范先生学习经史词章之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虽后来施先生离开宁波，但裘氏与老师的交往并未断绝。上世纪30年代施叔范与友人在沪上结诗社，与沪上文人多有交集，裘老因老师的关系，也曾参与其中。在民国时期，裘沛然先生就开始创作诗词。其中有大致系年或可考证的便有《游杭州玉皇观》、《抗战胜利喜赋》、《寄陈小翠女士》、《无题》等，保存在《剑风楼诗集》中。

研读上述几首裘老早期创作的诗词，既有助于丰满裘老的早年经历，也可从中看出他对于词章之学的喜好与感知时事变迁的情怀。尤其是其在1945年秋创作的2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诗，“极目狼烟遍九州，洗街屠郭万家愁”和“燐燐碧血照春莱，八度花红野哭哀”两句诗体现出裘老对于战乱年代国家和人民苦难的关怀和对日本侵略恶行的讨伐，而“可怜举国狂欢夜，战骨如山尚未收”一句则记载的是裘老对阵亡将士的缅怀。同时对于战后国民党政府忙于抢占地盘与物资，狂发战利之财的做法，裘老也痛加讽刺，他在诗中形象描画云：“昨夜天风机上急，受降新送大官来。”这与阵亡烈士尸骨未收形成辛辣对比[8]。

另外《寄陈小翠女士》这首诗，是笔者所见裘沛然先生最早发表的诗作。据《裘沛然选集》收录的《剑风楼诗集》中裘老自记，此诗乃是1946年蒙陈小翠女士赠送《翠楼诗草》后为表感谢而作。而据笔者所查，该诗曾于1948年9月27日刊登于《申报》之上，原题为《读陈小翠诗草》[9]。当时施叔范先生诗社同道便多在《申报》上刊发诗作，裘老此诗或许与此也有关联。陈小翠女士(1902- 1968年)是近代著名女诗人、画家，浙江杭州人。她出身于亦儒亦商的家庭，父亲陈栩即天虚我生，近代著名诗人、报人，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其兄陈小蝶也是文坛名家。由陈小翠诗集可知，因受父教，她13岁时便能作诗，当时上海文坛中即使狂傲如冒孝鲁等人也对其赞许有加。同时陈小翠不仅能诗，所作书画也是风格隽雅。裘老这首致谢陈小翠女士的诗共二联四句，比较《申报》刊登的《读陈小翠诗草》与《裘沛然选集》所录的《寄陈小翠女士》两个版本，可以发现除了诗题不同外，诗句皆相同。在诗的首联中，裘老以“六合玄黄万事非，中州诗教亦微微”感慨世事日非，而学术词章也式微。孔子所谓诗教，在《礼记》的《经解》篇中有过详细的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裘老感叹的万事非与诗教衰微其实是互为因果，这也是乱世下诗人的哀叹。不过下联，裘老一转激赞陈小翠的诗作，“千秋一点杜陵火，付与江南女布衣”一句乃是称其有杜甫遗绪，大抵是以诗纪实。

结 语

从裘沛然先生毕业到民国结束这段时期看，虽然裘老创作发表的论文著作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其在中医学理论和中药学上的才华已展现出来。这些早年的论文，已展现了其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宏大抱负和理想，尤其对于中药事业发展多有建设的意见和计划。从中也可看出裘老对于中医文献经典的熟悉和临床经验的丰富，其对于药理、医理的阐发结合文献与实践，绝非停留于空泛之论，而是能破除成见和谬说，以事实说话。此外，裘老所作诗词也刊登于沪上第一大报《申报》之上，同与施叔范先生有关的诗人群体也有诗词往还。可见裘老在医学和诗词上的才华皆已崭露头角，儒医二种文化元素也综合在其学术和人格之中。

[1] 刘鸿泽.中华医魂[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6- 27.

[2] 王庆其.国医大师裘沛然学术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6- 7.

[3] 裘沛然.读医抄本拾遗[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前记1.

[4] 裘沛然.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J].上海中医学院年刊,1934(1933年度)：13- 15.

[5] 裘沛然.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J].国医导报,1940,2(4)：2- 3.

[6] 裘沛然.国医新径[J].民生医药,1940,(44)：2.

[7] 裘沛然.医事随笔[J].国医导报,1941,3(3)：38- 40.

[8] 裘沛然.裘沛然选集·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55.

[9] 裘沛然.读陈小翠诗草[N].申报,1948- 9- 27(6).

上海市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丁氏内科学术流派研究裘沛然学术思想传承规律与模式研究”(编号：zy3-cccx-1-1001)；2015年度上海中医药大学预算内科研项目“海派中医教育的典范——丁甘仁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研究”(编号：2015YSN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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