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与中医书籍出版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杨东方 周明鉴1

世界书局与中医书籍出版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杨东方 周明鉴1

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医发展的困境，中医书籍的出版也困难重重。然而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世界书局却注重中医书籍的出版，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等精品。在医籍出版中，世界书局注重与作者的合作，储备图书资源，这些优点值得借鉴。但书局谋利为上的目的，也导致很多医书存在瑕疵。

世界书局 沈知方 陈存仁 裘吉生

上海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在1921年成立，在出版业奇才沈知方等人的带领下，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齐名的大书局，在民国出版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1950年，世界书局被停业整顿。在并不太长的经营历程里，世界书局注重与中医界合作，出版了大量的中医书籍，值得探讨。

出版概况

自晚清及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以引领社会风气为职责，宣扬科学，批判愚昧与陈腐。在他们眼中，中医就是愚昧、陈腐、不科学的“国粹”，应该废除。同时西医主办的《社会医报》等报刊发表了诸如《医药出版物对于医药进化所负的责任》、《政府应否有明令取缔非科学的出版品的必要》等文章，对中医典籍出版设置阻碍。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有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的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医典籍的出版也遇到了困境。部分出版机构甚至不承认中医出版物，如生活书店在1935年出版了《生活全国总书目》(这是第一本中国现代出版物的书目)，收集了1911年至1935年间全国各地出版商和书店、各种机构团体及私人刊印的各类著译书籍2万余种，赢得了学界的普遍赞誉。但它对于中医典籍有明显歧视：“医学书籍只收有科学根据者，旧医书不收(除医史及科学整理的药物学以外)。”[1]态度如此，想让它出版中医典籍根本不可能。而在此背景下，世界书局却对中医典籍出版充满了热忱，不管是在出版数量上还是出版质量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1.出版数量上，中医书籍占大多数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含世界书局在内的诸大书局出版的中医典籍都不算太多。但相比于商务印书馆等热衷于出版西医书籍，世界书局更偏爱中医书籍。可以说，就世界书局出版的医籍而言，中医典籍占据绝对优势。

上世纪30年代初《世界书局图书目录》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中西医药”著录的医籍中，只有《肺病》(林塋)、《性病》(洪式闾)、《妊产与育儿》(洪秀越)、《一般看护法》(洪式闾)、《各科看护法》(陈光第)、《实用急救法》(黄龙光)、《西医医学辞典》(程瀚章)等7部西医著作。其中《一般看护法》、《各科看护法》、《西医医学辞典》排印中。而中医著作则分为“中医专著”、“中医医案”、“中医验方”等类，共有《医学南针初集、续集》、《广注素问灵枢类纂》(三册)、《增评温病条辨》(二册)、《叶批温热经纬》(二册)、《万病自疗全书》、《万病自疗医药顾问大全》(陆士谔、陆清洁编，包含《内科内伤病》、《内科外感病》、《妇科病》、《小儿科》、《小儿痧痘科》、《性病科》、《花柳科》、《皮肤科》、《急救法》等，其中后五种排印中)、《增补叶天士医案》(二册)、《叶天士女科医案》、《叶天士幼科医案》、《分类王孟英医案》(二册)、《吴鞠通医案》、《薛生白医案》、《秘本单方大全》、《秘本丹方大全》、《增注徐洄溪古方新解二册》、《叶天士手集秘方》、《全国华佗验方新编》、《中国药物学大辞典》(附《中国药物标本图形》，陈存仁)等近20种，其中仅《万病自疗医药顾问大全》一种就包括9种子目，数量完全压倒西医。

世界书局热衷于出版中医典籍也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后期掌门人王云五在《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文中回顾了1927年1月至1936年12月底的中国出版情况，说：“关于医学者，新医方面除商务印书馆出有《医学小丛书》七八十种外，尚无大规模之出版物。旧医方面则……世界书局有《珍本医书集成》九十种、《皇汉医学丛书》七十三种，各装订十四巨册。对于旧医学的要藉，可谓粗备。”[2]在与商务的比较中，突出了世界书局的出版兴趣点。

2.质量上，出版了一批精品医书

世界书局成立初期，出版医籍以畅销为主要目的，如以广文书局的名义编纂的《单方大全》、《秘本丹方大全》(广文书局也由沈知方创立，一般认为是世界书局的前身)，以世界书局名义编纂的《丹方全书》等，都以“大全”、“全书”的名目炫人眼目，学术价值并不高。随着书局的进一步发展，到了1935年左右，出版医籍的质量大幅度提高，《中国药学大辞典》、《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等学术精品问世。

《中国药学大辞典》由陈存仁编纂，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该书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药辞典。几十年之后，学界对其仍评价甚高。1979年陈立夫在《重印中国药学大辞典序》中说：“世界书局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间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书，传世四十年，贡献颇大。”[3]该书能够问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世界书局慧眼识珠。据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该书由商务印书馆约稿，并预付了一成稿费。但后来商务印书馆单方面取消了合同。陈存仁准备找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的编辑说，中华书局的机器正忙着印教科书和印钞票。在此情况下，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主动帮助陈存仁出版，并愿意把稿酬提高到一万二千元。1979年台北世界书局再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彩图增订版)时，陈存仁撰写的《再版叙言》有类似描述，只是具体细节小有差异。

《皇汉医学丛书》则是世界书局策划选题，聘请陈存仁编纂而成。该书汇集《素问识》、《中国医籍考》、《伤寒广要》等日本汉医学名著72种，分总类、内科、外科、女科、儿科、眼科、花柳科、针科、治疗、诊断、方剂、医案、医话、药物、论文等14类，内容相当丰富。

《珍本医书集成》由裘吉生编辑，裘氏搜求医书40余年，积3千多种，从中精选孤本、精刻本、精钞本、批校本、稀有本、未刊稿本等90种编辑而成，分为医经、本草、脉学、伤寒、通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方书、医案、杂著等12类。但裘氏无力刊印，世界书局答应出版。裘吉生长子裘诗新曾有回忆：“先父拟刊印《珍本医书集成》, 但乏资力, 乃与同乡世界书局总经理沈之方相商, 由先父供稿, 由沈的世界书局出版。”[4]可以说，这些医籍皆因世界书局而问世。

这些书籍并未因世界书局停业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世界书局著作权及纸型移转租赁暂行办法》就规定，《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移转至人民卫生出版社继续出版。后来这3部书又多次被其他出版社出版，如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出版了彩图增订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整理本《珍本医书集成》，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皇汉医学丛书》的精编增补版等。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世界书局的发展规划，接下来还有《珍本医书集成续编》、《皇汉医学丛书续编》、《四大医书》等大型医学丛书的出版规划，有些甚至已经进展过半，惜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上海陷入战火之中，这些医籍的出版戛然而止，造成永久的遗憾。不然，世界书局出版的医籍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更上一层楼。

成功探因

世界书局出版中医典籍的原因很多，如追逐利润，因医籍有广泛的市场，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当时很多中小型书局都喜欢出版医方著作。但深究原因，世界书局热衷出版中医药典籍，特别是能够出版很多高质量的中医药书籍仍有很多深层次原因。

1.逆流而行：沈知方个人因素

民国时期，诸多出版人对中医持反对态度。态度最鲜明的要数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负责人。有商务印书馆“三十余年之总参谋”之称的高梦旦最反对中医。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言：“因为他信仰科学，所以他痛恨玄谈，痛恨迷信，痛恨中医。”[5]丁福保对陈存仁也说：“高梦旦自鸣是个新派人物，他最反对中医。”[6]231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张元济和后期掌门人王云五虽不那么高调，但态度也很明确。著名中医谢观邀请张元济担任中医学校的名誉赞成员时，他明确回复，自己信服西医。这在其1916年7月10日星期一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而王云五策划出版《百科小丛书》时，竟然属意于废除中医的旗手余岩撰写《中医浅说》一书。负责人如此，商务印书馆在中医书籍出版方面的成就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主持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署名为谢观)外，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出版多少中医典籍。少有的中医典籍大都是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古典著作的一部分，并不是作为医学著作独立出版的。中医界对于这种做法并不满意，何廉臣《商务编译医药书籍之感言》、吴去疾《为商务印书馆进一言》等都反映出他们对商务印书馆的期待与失望。

与张元济等知识分子不同，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学徒出身，读书不多，对含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较为热爱，曾与友人合作创办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社、中华舆地学社等。他与很多中医医生关系密切，特别是陆士谔的行医与他的支持有关。熟悉情况的郑逸梅曾言，陆士谔初到上海悬壶，没有病家，准备放弃，沈知方建议他登报宣传。由于陆士谔承担不起广告费，“沈说：‘你把广告稿交给我，我来代你登，如果登了没有生意，这广告费由我负担。’”[7]从此陆士谔在上海站稳脚跟，进而成为上海十大名医。

2.储备资源：盘进三三医社事件

3.稿酬优渥：注重与作者的关系

世界书局不但注重储备图书资源，更注重储备作者资源。书局与作者往往是多次合作。陆士谔因开业得到了沈知方的帮助，他和儿子陆清洁就成为了世界书局的得力作者，在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的医籍。

陈存仁与世界书局的合作情况较复杂。根据现有史料发现，陈存仁与朱联保(曾多年在世界书局担任函购部主任、经理等职)的说法稍有不同。陈自述是被迫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开始只是到世界书局探询五彩图谱能否制版，不想世界书局扣留了书稿，无奈在世界书局出版，而中华书局已经答应出版。朱联保回忆稍有不同，未言强行出版之事，只说：“平襟亚介绍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让与该局，计稿酬9000元。”[9]271陈《银元时代生活史》则言中间人是樊剑刚，稿酬是一万二千元(《再版叙言》言稿酬一万元)。限于资料，还无法判定何种说法为真。无论这次合作是否愉快，但不久，陈存仁又与世界书局合作编纂《皇汉医学丛书》。陈自述，世界书局这次付出很多，除了丰厚的稿酬外，甚至送了一千元供陈存仁到日本访书，而当时“到日本去一次，旅游之费，至多不过二百元，买书之费也不会超过二百元”[6]295。

裘吉生也与世界书局有多次合作，最早是把三三书社的书籍盘给世界书局。后来又合作《珍本医书集成》。这次合作，裘氏牺牲很大，裘诗新说：“条约十分苛刻, 沈是一个文化商人, 只知获利。约中订定由我方供稿, 不给稿费, 出版后给予出版之书若干部作为报酬, 此后版权即归世界书局所有。”[4]不过沈知方善于经营，一旦书籍畅销，就会给予优厚稿费。裘吉生后来编纂医籍就获得了丰厚稿酬，“裘吉生主编的《四大医书》，预支稿费5000元”[9]275。仅预支稿费就达到这个数目，无怪乎裘吉生与世界书局还合作编纂《珍本医书集成续编》、《皇汉医学丛书续编》等大型医籍，可惜都毁于战火。

前车之鉴

毋庸讳言的是，世界书局出版医籍的主要目的是谋利，有时不注重出版质量。如著名华商陈嘉庚原拟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医书《验方新编》，适遇上海世界书局代表，就定印二万本，国币五千元。数月后如数印就。赠送各处已存无几时，发现了错误。陈说：“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前日寄赠某方，其中某味药只重二钱，而所印书作二两，关系至重，请查谁错。’余乃急查，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始知系世界书局印错。乃请人将全书查对，又觉印错不少，事关人命，抱憾无似。虽欲收回，然分散各处无法办到。即向世界书局严重交涉，只有认错而已。”[10]

即使世界书局出版的精品医籍，也往往因书局的原因存在遗憾。如对《中国药学大辞典》，陈存仁就很不满意：“待到书籍印好之后，我最不满意的，是图画部分与辞典分为两部，而且整本是二十五开，而图画是十六开，加上一个书名，叫作《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把蔡元培先生的题辞移用作为封面，这究竟是什么理由，我都想不通……还有一点我的全部五彩图画是八百幅，而印出来的图画只占到一部分。”[6]262沈知方承诺再版时补充，后来也不了了之。

总之，世界书局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在中医书籍的出版上成绩斐然，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1]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目录学资料汇编[G].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337- 338.

[2]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抗战前十年之中国[M].台北：龙田出版社，1980：473.

[3] 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M].台北：世界书局，1979.

[4] 裘诗新.关于近代名医裘吉生数事补正[J].湖北中医杂志，1983,(4):56.

[5] 胡适.怀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8.

[6]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1，262，295.

[7] 郑逸梅.艺坛百影[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132- 133.

[8] 曹洪欣.温病大成·第二部[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872.

[9] 朱联保.上海世界书局史忆[M]//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辑·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67- 268,271,275.

[10]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2.

The World Publishing Hous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Punishments

YANG Dong-fang, ZHOU Ming-ji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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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Publishing House was accompanied by difficulties within dilemm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 development. Sharing with the same posi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Zhonghua Book Company, it still attached some importance to TCM works by publishingZhongguoYaoXueDaCiTian,ZhenBenYiShuJiCheng,HuangHanYiXueCongShuetc. In the medical publishment, the World Publishing House focused on cooperation with writers, reserv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with value of references. However, its pursuing on benefits lead to some imperfections of medical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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