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医“脑”范畴流变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张宁怡 牛一焯 秦晓慧 刘 珊 段晓华

近代以来中医“脑”范畴流变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张宁怡 牛一焯 秦晓慧 刘 珊 段晓华

近代以来，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不断影响着中国各个学术领域，尤其对中医学理论发展与实践方法造成极大影响。中医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尝试“中西医汇通”，其中对中医“脑”概念的重新思考便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本文以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为线索，探讨社会变迁尤其是西医的传入对中医“脑”范畴流变的影响，总结不同时代中医对“脑”范畴的不同认识，探索未来中医脑学的发展趋势。

中医脑近代中国

中医对“脑”的认识自《黄帝内经》即有记载，《素问·五脏别论》云：“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首次对脑的地位作了探讨。此后，随着社会主流思潮的改变、科学技术发展与中医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医家对“脑”的认识愈发深入，到清代逐渐趋于完备。

近代是中医脑学发展的转折点，西医尤其是系统的解剖学传入对中医“脑”的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脉络，探索西医传入对中医“脑”范畴的冲击与影响，以及未来中医脑学的发展趋势。

晚清时期（1840-1911年）

1840至1911年，中国社会充满变革与动荡，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医对“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1.时代背景

晚清思想文化的变革以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为基础。文化的变革是转变思想方式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促进广大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吸纳，对提高国民科技素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维新运动大力推广白话文、报刊，促进文化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试图唤醒民众理性思考的能力与意识觉醒的萌芽。

晚清西方科技的传播与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洋务运动，自此中国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西医学作为近代西方先进技术的代表之一，更是迅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此外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对中医学的变革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洋务运动期间政府派遣留美幼童200多人，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均将教育作为重点革新项目，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有助于学术发展，许多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不同科技领域的奠基人。

2.中医“脑”范畴的流变

19世纪英国医生合信率先将西方解剖学书籍介绍到中国，并著书全面系统地介绍生理、解剖等学科，标志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时期西医所传播的内容已接受过西方医学革新运动的洗礼，与利玛窦时代传入的尚有臆测成分的西医有质的不同。如果说明清之际李时珍、方以智、汪昂等人对中医体系中的“脑”概念的革新是中医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创新，那么晚清中医“脑”概念的变迁不仅是传统中医基础理论推理与想象的结果，更是中医脏腑理论与西医解剖体系的合体。

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中多次谈到中医脑的生理功能。如上卷《五脏所藏·肾主骨》一节阐述脑主记忆的机制：“事物所以不忘，赖此记性，记在何处……而藏于脑中。……经心亦入脑，脑中之髓即将事物印记不脱，……则心一思之，而脑中之事物立现。”[1]下卷《全体总论》篇阐述了脑司知觉运动的机理：“肾精足，则入脊化髓，上循入脑，而为脑髓，……髓足则精气能供五脏六腑之驱使，故知觉运动无不爽健。”[1]

尽管唐容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脑的生理功能，但他认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人身的知觉运动无一不本于心，故百体皆为之臣”，亦即“心”才是中医脏腑理论体系的核心，神明本于心。又因“肾主髓，髓者肾精所生，肾与心，原互为功用，髓筋通于心，乃肾交于心，……所以能司神明也”[1]。也就是说，心肾相交才是神明运作的根本条件，脑仅为神明之载体，“盖髓为水之精，得心火照之而光见，故生知觉矣。古文思字从囟从心，即以心火照脑髓之义，……此神之所以为用也。”[1]

晚清的另一位汇通医家朱沛文在其著作《华洋脏象约纂》的“脑论”中探讨了脑的概念及其生理功能，体现了“有宜从华，有宜从洋”的中西医汇通观点。他认为肾与脑关系密切，“内肾为脑之原，脊髓为脑之本”，“脊髓适止与肾间白筋之处，可知脑髓生于肾也”，正因为脑与肾的密切关系，所以脑之外候“即与肾同”。但西医在描述脑的生理功能时只是依据解剖所见，“洋医谓知觉运动，皆由于脑，亦与华义通”。由此可见，朱沛文认为中西医对脑认识的最大分歧在于脑髓的生成与生理功能是否与肾精的充盛有关，但回归到脑的生理功能，他的观点与西医相似：统领官骸，联络关节，为魂魄之穴宅，性命之枢机，脑髓是也[2]。

总的来说，朱氏认为西医的脑理论可对中医脏腑学说中的不足进行补充，而将中医理论“脑髓与肾的关系”与西医理论结合亦能弥补西医之不足[3]109。

3.小结

由上可知，晚清时期中医对脑的认识主要建立在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之上，即将“心、肾、脑”视作物质功能整体，肾精是脑（髓）的物质基础，心主神明是脑司知觉运动的重要保证。客观来说，这一时期“脑”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医学概念，仍是附属于经典五脏系统的一个范畴，相关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医家将西医对脑的认识融入中医脑的研究这一尝试，为中医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民国时期（1912-1948年）

民国与晚清的社会环境一脉相承——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侵入并未停止，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愈加激烈。对中医而言，西医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引起了社会自上而下的关注，人们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对中西医学进行优劣的评判，对“脑”的认识也受到了颠覆。

1.时代背景

辛亥革命以后，国家对西方科技的重视为西医学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文化氛围。这一时期国内“西医医疗与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西医著作与刊物大量出现，西医学在近代中国获得了最大程度上的发展”[3]105。有人开始倡导广采西学之长，借西学来重新梳理和构建中学，“中西医汇通”思潮和“中医科学化”应时而生。早期中西医汇通囿于自身发展局限及中医学者主观因素而存在“厚中薄西”问题，随着民国医家对西医认识加深，中西医汇通逐渐抛却是非门户之见，既在理论上尝试汇通创新，又注重临床实践的中西结合，使“中西医汇通”变成真正的学术行动，而非学术口号。而“中医科学化”是中医界对科学化思潮的借鉴，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科学化”的思路对中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代表医家有施今墨、陆渊雷等[3]110-111。

必须提到的是，1912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与1929年“废止中医案”在严重阻碍中医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刺激了中医界反省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重新寻找与西医学平等对话的途径，这对推动中西医汇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中医“脑”范畴的流变

在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中医对脑的关注和研究达到新高度，中西医对“脑”的认识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促使一些医家重新思考中医“脑”概念，其中张锡纯的脑神说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医界对脑认识的代表，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

脑为元神之府，与心共主神明元神“无思无虑，自然虚灵”，通过“心主识神”而发，识神者，思虑之神也。心脑在生理结构上相通，共同组成神明之府，主司人身之神。若心脑之间的通路受阻或损伤，则神明亦随之受损[3]105。张锡纯认为脑中元神主思维、记忆与知觉，若劳神太过、情绪消极则伤脑中之神；而心所主之识神乃思虑之神，若思虑太过易伤心中之神。又因神明藏于脑，发于心，思虑过则心热，导致心血暗耗，久之血不能上输濡脑，则脑中之神失其凭借，易苦惊喜忘[4]398，772。

脑司运动张锡纯认为脑气筋（脑髓神经）司知觉运动，人之脑气筋发源于肾，脑髓神经司肢体运动有赖于上注之血的涵养。若脑气筋受损，则肢体运动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如癫狂病的痉厥症状，是由与脑气筋相连的心脑受损导致的。

脑依赖气血、肾精奉养脑发挥正常生理功能需要血的濡养与气的升提。张锡纯在书中提到“用甘松者，为其能助心房运动有力，以多输血于脑”，“凡脑中血虚者，其脑髓亦必虚”[3]105。血除了依靠心的搏动上输于脑，还依靠胸中大气斡旋，若胸中大气虚损，则不能助血上升以养其脑髓神经。同时大气的升提作用也是脑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基础，气能撑持全身，振作精神，以及心思脑力、官骸动作。此气一虚，呼吸即觉不利，而且肢体酸懒，精神昏愦，脑力心思，为之顿减[4]103，194。此外，脑为髓海，由先天肾精所化，依赖水谷之精与各脏腑精气充养，若肾精不足导致髓海空虚则会出现相应病理症状。

3.小结

将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中医脑范畴进行对比，可看出两个时期的医家均将脑、心、肾联系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民国时“脑”转变为重点研究对象，医家们更深入探讨中西医学对脑解剖认识的异同，并尝试将二者融合。此外，中医在吸纳西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西结合思维对脑的生理功能进行了推溯和整理，个别医家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更是大胆应用中西结合的脑理论对脑病进行治疗，从而实现了较高层次的中西医文化碰撞，这也是这时期中西医汇通的特点。

现当代（1949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的国家政策、现代科技文化思维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化，这为中医脑学与现代医学的融汇奠定了基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血管病成为影响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这大大促进了中医脑学的发展。

1.时代背景

1992年荷兰召开“脑的十年”国际会议，该会议标志脑病的研究已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热点，全世界对脑的研究进入新的高潮[5]15。新中国成立后，西医传入中国的方式更加规范，且所传入的技术也愈加先进，相应地，中医脑概念也在近代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此外，宽松自由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各种学说百家争鸣。因此这一时期众多学者对中医脑范畴有不同发挥，使中医脑学的学术氛围呈现繁盛的态势。

2.中医“脑”范畴的流变

1949年以后中医界对脑的认识，杂糅了西医对脑生理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医家承认心脑共主神明并侧重以脑为主，他们临床实践中亦运用“脑主神明”理论指导脑病的治疗[5]15。

1997年颁布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明确列出“脑系病类”，成为中医脑学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007年王永炎、张伯礼主编的《中医脑病学》出版问世，书中详细介绍脑的生成与功能，脑与五脏六腑、气血精津的关系，脑病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等内容，可谓现代中医对脑认识的主流观点。

现代中医“脑”范畴脑为髓海，为元神之官。自脊髓发出的脑气筋分布全身，与脑共同主持感觉运动，督脉助脑髓协调五脏六腑。脑有主持生命活动，支配意识情志、记忆思维、语言、运动感觉等重要生理功能，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所在。而外感六淫、金创外伤、七情动神、饮食劳逸失度、痰饮瘀血、久病体虚、先天不足等原因均可导致脑部病变。脑病传变有三个特点：易虚易实、病变多端、痰瘀易结。治疗脑病的原则除了常规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和气血阴阳之外，更要注重“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5]19-133。

主流中医脑学包含“心脑共主神明”的理论，认为脑与心的关系应从“体用”的相互关系去研究，其中脑占主导地位，心主神明的功能受脑的调节。这里的心主神明是以“五神脏”之一的范畴出现，它与其余四脏分别藏“魂、意、魄、志”内涵是一致的，而脑所主的神明则是五脏所藏神的主宰。

值得一提的是，陈士奎是中医脑学最活跃的支持者，他多次著文呼吁用“脑主神明”替换延续千年的“心主神明”，逐步将“心主神明”说中的理论“归还”于中医脑范畴，他认为临床上根据“心主神明”理论治疗精神疾病所使用的清心安神药，实际上作用部位在脑[6]。

心脑共主神明说“心脑共主神明”说源于明朝，由近代医家张锡纯大力倡导，他认为：“人之神明，原在心脑两处；神明之功用，原心与脑相辅而成。”但亦有学者认为这是“现代中医学家既承认脑主神明，又不愿变革心主神明而想出来的”[7]。这一学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心脑在结构上相通，神明往来于心脑之路。其中脑居上部，秉承心血与髓的充养，心脑结构上的联系决定其功能密切相关，若心脑之间通路受阻则出现神智障碍。

②心脑功能上相辅相成，共主神明。脑主司感觉、运动、记忆，心中所藏之心神（亦有学者沿用张锡纯的说法称之为“识神”[8]）具有认识和处理事物的功能[9]。无论心脑孰为先天后天，其“共主人身神明、司生命活动”的共同生理功能是确定的。

③心脑地位有主从之分。脑先受其象，但脑不能独自处理五官搜集的信息及各种感觉，，需要心神对其进行判断并给予指令，若无心神的作用，脑中所承载的信息便无意义。另外心通过血脉滋养脑髓，影响神志活动。

可见“脑”在“心脑共主神明”论中是与“心”紧密联系的复合概念。结构上，脑居于上部为髓海，主司思维、知觉、运动，为人身之重要脏器；功能上，脑与心息息相关，需在心主神明的基础上才可发挥自身作用。

现代其他中医“脑”理论“脑主神明”与“心脑共主神明”是现代中医脑学两个重要的中心理论，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发挥。

蔡氏认为心为脏，脑与小肠同为心之腑，心脑相表里共主人身之神明，参与人格构建[10]。温氏等认为中医“脑”是系统概念，其实质是“建立在解剖学‘脑府’基础上的以心肾功能合二为一为特点的特殊物质结构”[11]。临床实践中应用清心养心、补肾培元等方法治疗现代中医脑病并取得显著成效，正是对该论点的最好说明。

从经络角度研究中医“脑”概念亦是热点。曾氏认为“足太阳经、髓系、三焦、心包构成大脑经脉整体，其中足太阳经起主导作用”，因为足太阳经联络脏腑协调整体的作用正是脑的生理功能[12]。韩氏认为“手足六阳经在头部交接，特别是在眼部的具体交接深刻表明：脑是经络的最高统帅，是主宰集体生命活动和精神思维活动的最高司令部……这种认识比较符合现代针灸学研究中脑的地位”[13]。高氏提出广义的中医“脑”概念由心、脑、肾组成，督脉作为联系系统将三者有机联系起来，成为广义上的脑，共同发挥元神之府的功效[14]。

总结与展望

传统中医认为脑为精明之府，乃奇恒之府之一。而近代由于西医的强势传入，中医对脑的认识有了新的内容，从一开始仅简单地在文本阐释上将西医解剖脑与中医脑简单的结合，到从生理功能角度思考中西医脑共同之处，并将主司神智运动的西医脑概念与主司神明的心脑系统相融合，可见西医的“脑”概念对中医脑的影响是逐步深入的。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界大部分人对“孰主神明”的看法已完成从“心主神明”到“心脑共主神明”的转变。现当代，在科学研究技术与方法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中西医“脑”概念的界限逐渐模糊，“中西汇通”在理论与实践上逐步落实，共同演变成现代医学脑范畴，为脑科学研究及脑病治疗提供基础。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学科发展的基本保证，开放的科技文化交流空间是学科研究开展的重要前提。中医脑范畴经过两千多年的流变与发展，至今已形成较完备的中医脑理论，中医脑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相信中医脑学的学者们将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角度，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进一步补充与完善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同时，中西医结合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趋势，西医对脑研究的深入，必将刺激或推动中医脑范畴的研究与发展，使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1]清·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9，20，27-28.

[2]清·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M].佛山，1893.

[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中医药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05，109，110-111.

[4]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河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03，194，398，772.

[5]王永炎，张伯礼.中医脑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5，19-133.

[6]陈士奎．变革“心主神明”为“脑主神明”［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8(7)：494-542．

[7]陈士奎.对中医学“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的再认识[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37（1）：3-5.

[8]蔡向红，梁昕.“心脑共主神明”新释[J].世界中医药，2013，8(6)：620-622.

[9]蒋俊.论心脑共主神明[J].中国医药指南，2010，8(15)：196-197.

[10]蔡向红，梁昕，申琳来.心与脑表里配合关系之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2)：131-133.

[11]温长路，温武兵.从《黄帝内经》看中医对大脑功能的广义认识[J].江苏中医药，2007，39(1)：20-21.

[12]曾鹏飞.论大脑经脉与其功能的协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4(3)：10-14.

[13]韩红.论古典经络理论中脑的地位与影响[J].中国医药导报，2009，6(14)：96-97.

[14]高希言.督脉与脑的关系浅探[J].世界中医药，2007，2(3)：134-137.

Study on Evolution of Concept of"Brain"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ce Modern Times

Zhang Ning-yi,Niu Yi-zhuo,Qin Xiao-hui,Liu Shan,Duan Xiao-hu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Since modern times,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tific technology has been influencing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in China. In particular,it has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Under the influence of"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TCM starts to interchange with western medicine with a bold attempt to reconsider the concept of"brain"in TCM.Based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modern times,this essa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ocial changes and,especially,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brain”in TCM,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brain”in TCM at different tim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brain science in TCM.

TCM;Brain;Modern China

R-092

A

1006-4737（2016）01-0061-05

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医“脑”概念之变迁的影响”（编号：BTGJ1523）

（2015-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