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孕妇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研究

古丽加那提·吾买尔， 夏比旦·吐逊江， 姜婷， 刘继文

心理健康问题日渐突出的当下，孕妇的心理保健备受关注。有研究表明，孕产妇焦虑症的发病率是普通人的3倍[1]。怀孕、分娩作为女性一生中重大的生活事件，对广大的孕妇带来重大的应激反应，与此同时，女性在妊娠期经历身体外形、激素水平等复杂变化容易出现烦躁、紧张、忧虑等焦虑症状。因而对孕妇的心理问题及时进行评估、分析其影响因素，引导孕妇培养积极心理品质、改善孕妇心理健康水平十分必要。而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患病能力与健康能力是同时存在的，不能仅关注治疗心理疾病，同时也应该注重对人的积极品质进行研究，致力于激发与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2，3]。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普遍存在的能力或潜能，是可以被学习和提升的，在心理健康与积极心理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估孕妇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的发生情况与探讨其相关危险因素[4]，关注孕妇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与妊娠相关疾病以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研究[5]。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针对患有子痫等疾病的孕妇进行积极心理疏导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6]，而关注其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孕妇的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致力于探讨孕妇的自我效能、领悟社会支持等积极心理品质对孕妇焦虑症状的影响。为制定心理干预、培养孕妇的积极心理品质，从而改善孕妇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0年10月—2021年2月期间，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以乌鲁木齐市某三甲医院产科产检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明确诊断的妊娠者；知情同意且自愿配合完成的所有调查者。排除标准：严重妊娠并发症者；既往有精神疾病者或存在严重精神障碍者。本次调查共发放700份问卷，收回700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同类题目前后逻辑不符等无效问卷，合格问卷671份，有效率为95.85%。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情况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孕妇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文化程度等)、行为方式等。

1.2.2 焦虑情况采用由Spitzer等[7]研发的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该量表用来评估过去2周焦虑症状的发生频率，由7个条目组成，采用4级评分方法，各条目均为0～3分，总分为21分，根据得分评估焦虑程度：0～4分为正常，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度焦虑。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92。

1.2.3 妊娠压力情况采用陈彰惠等[8]编制的妊娠压力量表(PPS)，含有3个维度共30个条目，维度1“父母角色”含15个条目，即量表中前15个条目，维度2“母子健康和安全”含8个条目，即量表中第16～23项，维度3“身体外形与身体活动改变”含4个条目，即量表中第24～27项，还有3个条目没有纳入维度，作为其他因素，即量表后三项。此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量表得分为量表实际总分除以量表总条目数，各因子分为因子总分除以该因子条目数。0分代表无压力，0.01～1分代表轻度压力，1.01～2分代表中度压力，2.01～3分代表重度压力[9]，得分越高表明孕产妇的妊娠压力越大。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有效度，Cronbach'sα系数为0.95。

1.2.4 自我效能采用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10]。该量表共10个条目，涉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GSES采用Likert 4级赋值，各条目均为1～4分。量表总分为个条目分数之和除以10，总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好。

1.2.5 领悟社会支持采用由Zimet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该量表有12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赋值，各条目均为1～7级评分，得分范围为12～84分，12～36分为低水平支持，37～60分为中水平支持，61～84分为高水平支持[11-12]。

1.3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孕妇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中，671名孕妇的平均年龄为(30.56±3.91)岁。GAD-7平均得分为(4.82±3.53)分，有46.35%的人有焦虑症状。PPS平均得分为(0.60±0.47)分，一半以上的孕妇存在轻度妊娠压力，有16.24%的孕妇感知中度妊娠压力。PSSS平均得分为(62.37±15.07)分，有59.61%的孕妇处于高水平支持。GSES平均得分为(2.60±0.77)分。见表1。

表1 孕妇焦虑、妊娠压力、领悟社会支持分布情况

2.2 孕妇焦虑情况

2.2.1 不同人口学特征本次研究，调查对象为汉族者占86.0%，少数民族占14.0%，焦虑得分在不同民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对象年龄在≤25岁、25～35岁、>35岁各组者分别占9.1%、80.0%和10.9%；受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下者占32.9%，本科及以上者占67.1%；家庭月收入为5 000元以下和5 000～8 000元间者均各占29.2%，在8 000元以上的占41.6%；职业女性及家庭主妇分别占77.3%、22.7%。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有无职业对孕妇焦虑水平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不同人口学特征间孕妇焦虑得分分布

2.2.2 不同行为方式及环境特征在行为方式方面，有无吸烟、饮酒史、孕期知识了解程度、妊娠计划对焦虑症状水平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生活环境方面，居住环境的好坏对孕妇焦虑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家庭环境方面，夫妻、公婆关系良好组的孕妇焦虑症状水平低于其他组的焦虑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不同行为方式及环境间孕妇焦虑得分分布

2.3 焦虑症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

以各量表的总得分为变量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孕妇的妊娠压力与焦虑症状呈正相关(P<0.01)，自我效能、领悟社会支持与焦虑症状呈负相关(P<0.01)。见表4。

表4 孕妇焦虑症状与妊娠压力、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的相关分析

2.4 孕妇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孕妇的焦虑症状得分作为因变量，把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作为自变量，即把孕妇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职业、是否吸烟饮酒、对孕期知识的了解情况、妊娠计划、居住环境以及夫妻、公婆关系、妊娠压力等级、领悟社会支持等级、自我效能总分纳入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17.643，P<0.001)。孕妇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为对孕期知识的了解、夫妻关系、公婆关系、妊娠压力、领悟社会支持(P<0.05)。见表5。

表5 孕妇焦虑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女性在妊娠期经历着较为复杂的生理、心理变化，易引发各种心理障碍的发生[13]。其中焦虑症状是孕妇最为常见的心理反应之一，过度的焦虑会对孕妇及胎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引起多种妊娠并发症[14-15]。陈瑞[16]、王晶等[17]对北京、广东地区孕妇妊娠相关焦虑症状的研究发现其焦虑发生率分别为15.05%、35.7%，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有46.3%的孕妇有焦虑症状，高于上述研究结果。这可能与生活地区及样本量等因素有关。此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孕妇的不良情绪和焦虑程度也会加重[18]，从而使得本研究孕妇焦虑发生率偏高，这也提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更应该关注孕妇的焦虑状况。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孕期知识的了解很少、夫妻关系一般或差、公婆关系一般、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降低、妊娠压力程度加重等，这些因素将增加孕妇的焦虑症状。妊娠压力源自于孕妇自身、家庭、社会等多方面[19]，也是孕产妇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20]。本研究发现，孕妇的妊娠压力与焦虑症状呈正相关，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判断自变量对孕妇焦虑症状得分的影响程度，其中对孕妇焦虑症状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妊娠压力(重度压力)。因此，应该给予孕妇更多的关心与支持，从而降低妊娠压力水平。本研究发现，夫妻关系、公婆关系也是孕妇焦虑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21]。家庭成员的理解、支持与关心对孕妇来说极为重要，家庭氛围和孕妇的心理状况有着密切关系[22]。良好的夫妻关系、公婆关系能够更好地帮助孕妇调节不良情绪，改善其焦虑症状。本研究发现，自我效能、领悟社会支持与焦虑症状呈负相关，且领悟社会支持也是影响孕妇焦虑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领悟社会支持是一种源自于外界的，能使个体感到被支持、被理解与尊重的情感体验，是个体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可以降低孕妇产前抑郁以及焦虑的发生概率[23]，可以缓解妊娠期压力[24]。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孕妇提高控制自我不良情绪的能力，减少焦虑等心理障碍的发生，因此从家庭、社会等层面，应该要注重给予孕妇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支持氛围，增加孕妇积极主观的情感体验。因此，根据孕妇心理状况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通过提倡孕妇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注重饮食膳食均衡等方法引导孕妇排解不良情绪，缓解妊娠压力。采取音乐疗法、瑜伽疗法、认知理论心理干预培训等措施来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以改善孕妇焦虑等不良情绪。

综上所述，对孕期知识的了解、夫妻关系、公婆关系、妊娠压力、领悟社会支持是孕妇焦虑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通过缓解孕妇妊娠压力、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提高孕妇领悟社会支持，制定心理干预，培养孕妇的积极心理品质，从而改善孕妇心理健康，提高其生命质量。与此同时，孕妇的积极心理品质作为能够影响孕妇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有待今后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