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王棹， 杨红， 姚秋丽， 孙梦妍， 张雨， 李嘉仪

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它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情绪性和认知性评论，包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自我实现感、愉悦感、安宁感，也包括感觉到积极情绪的出现和消极情绪的消失[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占比将超过30%，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3]。中国的老龄化具有速度快、规模大、高龄人口比重增长快、老年群体经济状况较差等特点[4]。众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否幸福是一个社会问题，值得关注。本研究旨在了解北京市社区和养老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提出针对性的可行性举措，为养老助老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7年1月20日—3月28日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两个社区以及一所养老院的187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两个社区分别是朝阳区、通州区的普通居民小区，一所养老院是房山区的民办养老院。纳入标准：①根据WHO对老年人的年龄划分和界定，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群称为老年人[5]，故本研究纳入的老年人年龄≥60岁；②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或表达能力，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相关病史不能够完成调查者；②有肝肾等严重器质性病变；③恶性肿瘤晚期患者。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问卷自行设计一般情况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原来从事职业、医疗付费方式、经济来源、平日主要花销、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子女情况、与子女的关系、居住情况等。

1.2.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该量表是国内广泛用于了解患者焦虑症状的自评工具。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77，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6]。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没有或很少时间有”计1分，“有时有”计2分，“大部分时间有”计3分，“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计4分。有15项条目用负性词语陈述的，按1～4顺序评分，其他5项用正性词语陈述的，按4～1的顺序反向计分。将20个条目得分相加即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SAS标准分界值为50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总分越高说明焦虑情况越严重[7]。

1.2.3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MUNSH量表[8]作为老年人精神卫生状况的重要指标已被很多国家广泛应用。我国学者杨彦春对MUNSH进行了汉化，刘仁刚和龚耀先[9]于1999年在此基础上做了修订。中文版MUNSH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8，重测相关系数为0.758，可用于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该量表由24个条目组成，采用0分、1分、2分的分级计分，分值范围为0～48分，分数越高幸福度越高。总分≥30分被认为达到了主观幸福水平，而总分<30分视为低于幸福水平[10-11]。

1.3 调查方法

研究组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员经过社区和养老院同意后现场发放问卷，详细解释调查目的，逐条解释问卷条目，确保受调查者理解条目的意思，由受调查者自行填写，调查员审核有无漏项，如有漏项及时纠正。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有效问卷187份，回收率为89.05%。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187例受调查的北京老年人年龄为(76.63±8.03)岁；其中，来自社区107例，占57.22%，养老院80例，占42.78%；男性93例，占49.73%，女性94例，占50.27%；汉族173例，占92.51%，少数民族14例，占7.49%。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单位：人(构成比/%)

2.2 老年人幸福感得分情况

187例受调查老年人幸福感量表得分(33.65±9.50)分，与全国常模[12](28.70±10.72)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119，P<0.001)。

2.3 不同特征老年人幸福感得分比较

187例不同特征北京社区老年人幸福感得分比较显示，不同来源、文化程度、原职业、医疗付费方式、经济来源、子女情况、及与子女关系的老年人幸福感有差异(P<0.05)。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老年人幸福感得分比较

表2(续)

2.4 老年人幸福感与焦虑的相关分析

调查对象中，北京市老年人的SAS得分为(40.64±9.22)分，与幸福感呈负相关(r=-0.531，P<0.001)。根据焦虑的分级评分标准，轻度焦虑23例(12.30%)，中度焦虑7例(3.74%)，重度焦虑1例(0.53%)。

2.5 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及相关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8个变量(来源、文化程度、原职业、医疗付费方式、经济来源、子女情况、与子女关系、焦虑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来源及焦虑情况进入回归方程(F=63.159，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40.1%。见表3。

表3 老年人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本次受调查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3.65±9.50)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12]，与朱平等[13]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受调查的老年人处于主观幸福状态。孙鹃娟[14]的调研显示，70%的北京市老人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感到幸福。北京市截至2016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6%[15]，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该市先行先试，近几年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环境得到了切实改善，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比如定期发放养老券、设立老年餐桌、扶持养老服务企业、改善社区文娱环境、提高就医便携度、开通“养老精神关怀热线”等[16]。这也提示可推广北京模式提升全国老年人幸福感。

3.2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3.2.1 不同养老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显示，养老院老人的幸福感得分为(39.28±7.89)分，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分为(29.44±8.38)分。养老院老人的幸福感明显高于社区老人的幸福感，这与王智玉等[17]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两种养老方式下老人状态不同有关。养老院老人没有家庭生活的牵绊，儿女定期探望显得更亲昵，医疗护理有专人负责，周围有年龄相近的老年人相处更轻松自在，有充足的时间参与娱乐活动，因此老人的幸福感会比较高；而居家老人情况刚好相反。此外，也可能与本研究中养老院本身的特点有关。该养老院重视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相结合的整合照护服务，这种含有急救保障、慢病管理、老年康复的医养结合照料模式为老年人减轻了后顾之忧；同时该养老院在旅居养老的理念指导下，重视养老院的整体外环境布局，院内景致怡人，让人有种度假的感受，让老年人享受其中，幸福感也会得到提升。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龄社会背景下北京市机构养老的良好发展，也说明了老年人在自主选择养老模式上发生的微妙变化。

3.2.2 焦虑情绪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显示，有16.6%的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情绪，无焦虑情绪的老人幸福感最高，焦虑程度越严重幸福感越低，幸福感与焦虑情绪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王黎等[18]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退行性生理变化，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自理能力，再加上退休、患病等变化，老年人可能会感到无助、无用、情绪低落，进而增加负性情绪引起焦虑症状[19]。这些焦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进而影响到老人的幸福感。而无焦虑情绪的老年人可能会以积极乐观的方式去面对老年生活，幸福感会更高[20]。因此，应更加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给予心理支持，引导和疏解其负性情绪，减轻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困扰，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3.2.3 其他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显示，除了不同养老方式和有无焦虑情绪这两个主要因素之外，文化程度、原来职业、医疗付费方式、经济状况、子女数量、与子女的关系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也有一定影响。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文化程度越高越幸福；原为教师、公务员、医务人员等稳定职业的老年人更幸福；有退休金和养老金的老人幸福感最高；新农合医疗付费的老年人幸福感最低；有1个和2个子女的老人最幸福，没有子女的次之，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老人幸福感最低；感觉与子女关系好的老人最幸福，与子女关系差的老人最不幸福。以上提示养老助老政策制定者要结合这些相关因素，采取针对性举措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例如通过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减轻老年人医疗负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1]，适时提高基本养老金等以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社区经常组织促进家庭和睦的主题活动、养老院鼓励子女探视老人以帮助改善亲子关系等养老助老措施来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22]，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综上所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养老方式、焦虑情况、医疗费付方式、经济来源、与子女关系等的影响，养老机构和社区等相关部门应根据这些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养老助老方案，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以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