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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4-07-28

刘钰曦, 林倍娇, 张利周, 黎亮欣, 黄洁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出于照顾子女孙辈、与子女团聚等原因,从原先的居住地迁移到大城市生活,成为“随迁老年人”。《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我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在2000年以后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 304万人,年均增长6.6%[1]。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发生一系列复杂的退行性变化,导致心身疾病的发生,影响了个人、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水平,使其在就医等方面面临严峻的考验[2]。并且随迁老年人在迁入地未能享受与当地老年人同等的社会福利,以及在社会融入、文化习俗、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适应问题。然而,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得到的关注较少,对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相关研究也较为缺乏。生命质量作为一种健康测评指标,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角度综合反映人群的健康状况,发现影响健康的相关因素[3]。因此,本研究以东莞市为例,探索影响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为政府提高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水平提供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东莞市的松山湖、大朗镇、大岭山镇、寮步镇4个镇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随迁老年人须满足年龄≥60岁,在东莞居住时间不少于6个月且无本地户口;本地老年人须满足年龄≥60岁,且拥有东莞户口。排除标准:因认知受损或慢性疾病导致无法做出反应的老年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抽样方法本研究选择人口迁移密度高(≥75%)且距离广东医科大学30公里内的松山湖、大朗镇、大岭山镇、寮步镇4个镇区为调查地点。对4个区域的26个社区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抽样)方法进行抽样,最终抽取了960名老年人,本次调查发放问卷960份,回收917份,问卷回收率为95.5%。其中随迁老年人478人,本地老年人439人。

1.2.2 调查方法以社区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和标准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60岁以前的职业等社会人口学信息以及迁徙信息、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心理社会因素、居住环境等信息。SF-36生命质量量表包括8个健康概念和1个健康变化,8个健康概念分别为: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感、生命活力、社交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将上述8个分量表进一步归纳成两类:躯体健康总评(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PCS)和精神健康总评(Mental Component Summary,MCS)[4]。健康变化是与1年前的健康相比,未被纳入分量表或总量表计分,它反映了纵向的动态变化。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Cronbach'sα=0.86)和效度(Kaiser-Meyer-Olkin=0.72)[5]。量表中各条目根据评分标准转换为0~100分,分值越高,说明该条目功能状况越好,生命质量越高。

1.3 质量控制

在准备阶段对问卷内容进行预调查,对调查员统一进行培训。调查过程由调查员一对一进行面对面访谈,整个过程大约30 min。对遗漏的信息在当天进行再次访问补充。

1.4 统计方法

通过Epidata 3.1录入数据;Excel 2010进行基本数据的计算,根据SF-36的评分规则分别计算各个条目以及各个维度的最后得分;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随迁老年人基本情况

478名随迁老年人中,男性195人,女性283人,平均年龄为67.04岁,最大年龄为86岁,最小年龄为60岁。其他人口学特征情况见表1。

2.2 东莞市随迁老年人和当地老年人生命质量水平对比

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在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感、生命活力、社交功能上,得分和总评分均低于当地老年人水平。见表2。

表1 478名东莞市随迁老年人人口学特征

表2 东莞市随迁老年人和当地老年人生命质量得分差异对比 单位:分

2.3 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因素

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居住状态、工作情况、是否患有慢性病、饮酒情况及吸烟情况进行t检验或者F检验,结果显示,男性、有配偶、无慢性病的随迁老年人PCS得分较高,且不同年龄阶段、文化程度的随迁老年人PCS也存在差异,以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与家庭同住以及无慢性病的随迁老年人MCS得分较高,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MCS也存在差异,以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选择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将生命质量PCS、MCS设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情况和是否患慢性病等各种因素设为自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以及是否患有慢性病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 影响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单位:分

表4 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发现,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总体水平低于当地老年人生命质量水平。在生命质量各维度得分中,随迁老年人在总体健康感、生命活力和健康变化的得分较低,其他各维度得分亦不高。由此可见,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水平总体不高,这可能与随迁老年人迁移到新城市后不习惯当地环境、饮食和文化有关,且这些老年人远离家乡和原来的朋友,在融入新地方生活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孤独感[6]。

本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东莞市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家人居住情况以及是否患慢性病。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功能逐渐减退、经济能力下降,使得他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问题日趋严重,导致生命质量降低。文化程度越高,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水平越高,文化程度是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这与李文梅等[7]及钟小明等[8]的研究结论相吻合。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通过阅读来充实丰富自己的生活以减少孤独感;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更高,更可能通过电视、手机等媒体主动学习关于预防和治疗慢性病和健康养生的知识,有助于提高身心健康。研究发现,与家人同住的随迁老年人比独居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生命质量水平,这表明家庭对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该结论与董毅等[9]与魏馨远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因为对于随迁老年人来说,家庭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来源,与配偶或子女同住的随迁老年人在心理上更有安全感、归属感。配偶的陪伴能缓解随迁老年人的孤独感、思乡情结等,而且能起到相互照顾、互相倾诉的作用[6]。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各项机能发生退化,生活适应能力下降,心理上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子女与随迁老年人同住不仅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顾,也能从精神上给予关怀慰藉,对老年人融入新环境新生活起到积极作用。此外,是否患有慢性病也是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另一重要因素。多项研究表明,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将直接影响到随迁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影响其社会职能,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将有效提高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水平[9-10]。这提示加强慢病防治和管理对提高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除老年人自身的影响因素外,还与家庭与外部环境有密切联系。家庭成员支持(配偶、子女)和良好的身体功能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提升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水平、改善家庭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等,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及个人的积极参与。随迁老年人应加强体育锻炼,不断提高精力,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个饱满活力的精神状态;积极主动与子女或者朋友沟通、倾诉。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和配偶,应该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引导老年人适应新环境、带领老年人接受新事物,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除此之外,社区和政府层面也应该为提高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提高保障和服务,例如,发挥社区居委会在服务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开展各类服务活动,使随迁老年人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加强慢性病防治科普宣传,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1]。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保障随迁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2]。

因此,针对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问题,应该重点关注低文化程度、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及独居老年人。要提高随迁老年人的生命质量,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社区、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保障随迁老年人生活所需物质、为其提供精神关怀慰藉、积极预防和控制慢性病、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来达到提高随迁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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