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火不主令”论“益火补土法”

●王文顺 李兰珍

五行学说的诞生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被用以解释五脏的生理、病理特性及说明五脏间的联系，并根据五行间的生、克、乘、侮关系而制定治法，如“培土生金法”“金水相生法”“滋水涵木法”“益火补土法”“佐金平木法”“泻南补北法”等。其中“培土生金法”“金水相生法”“滋水涵木法”“益火补土法”皆是根据五行相生关系所制定的治法，前三法均符合五行与五脏相配属的关系，唯独“益火补土法”不符合这样的关系。文献多认为“益火补土法”由补心阳生脾土到温补肾阳以助脾阳的转变主要是受命火理论兴起的影响。笔者通过梳理古医籍，结合五运六气理论，认为“益火补土法”由补心阳生脾土到温补肾阳以助脾阳的转变实际是受五运六气理论（即王冰注解的“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为君火不主令，以相火代之）的影响。

1 君火不主令的影响

五行之中“木”“土”“金”“水”皆一，唯“火”有二，其发端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说，由此也拉开“二火”学说的序幕。王冰注之曰:“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于君位，不立岁气。故天之六气，不偶其气以行，君火之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尔。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曰相火以位。”[1]此言君火不主岁气，其政令由相火代行。王氏之注源自《素问·至真要大论》“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之论，《二火辨妄》即说:“不立岁气者，即《至真要论》‘少阴不司气化’之意。”[2]《六微旨大论》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此言六气主气所主时令，君火主二之气，主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四个节气，年年如此，恒居不变。客气则随年支的不同而变化，故君火所主时令随年支变化而在初之气、二之气、三之气、四之气、五之气、终之气迭移[3]。按王冰所注，君火只是名义上主时令，并不执行火令，实际上执行君火之火令的是相火。

王冰所注本指六气中君火之火令由相火代行，是指六气的关系，后世医家多宗此说，并将其由阐释六气中君火、相火二气的关系引申到阐释人体脏腑、生理、病理关系之中，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素问玄机原病式》曰:“手少阴君火之热，乃真心、小肠之气也。”又曰:“少阳相火之热，心包、三焦之气也。”[4]最早将君火、相火引入到藏象学说中，以“真心、小肠之气”为君火，“心包、三焦之气”为相火，对后世影响极大。《脾胃论》曰:“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5]《格致余论》言:“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6]《慎斋遗书》云:“左寸之脉多微弱，是后天之元阴不足也，其人必多火炽之患，盖君不主令，而相火代之故也。”[7]此皆宗王氏之说，并将之引申到人体脏腑、生理、病理关系的阐释中。六气中君火之火令由相火代为宣行，将其引入到人体后，则心君之火令由相火代行。

“益火补土法”是根据《难经·六十九难》“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8]所论而设立的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按其本义，脾土之虚应当通过补益其母脏——心来治疗，但后世医家将王冰“君火不主令”的理论引入到阐释人体脏腑、生理、病理关系之后，心君之火令由相火代行则为“益火补土法”所益之火为“相火”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相火与脾土的关系

2.1 相火所寄之处相火究竟寄于何处，历代医家各有所说。但以三焦、包络说、肝肾说、命门说等为主，其中尤以肾阳命门说影响最大。如《景岳全书》言:“正以心为君火，肾为相火，心有所动，肾必应之。”[9]《素问悬解》云:“阳根者，手足少阳之相火，蛰藏于癸水也。”[10]《奉时旨要》云:“盖心为君火，肾为相火，心动则肾必应之。”[11]《目经大成》云:“命门，相火也，天火也，通于锐眦。”[12]《河洛精蕴》曰:“命门为相火之宅。”[13]

2.2 生脾土之相火相火所寄之处，虽然众说纷纭，但很多医家皆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相火都可生脾土，唯独肾阳命门之火可生脾土。如《普济本事方》言:“人食之后，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肾气盛，是为真火，上蒸脾胃，变化饮食，分流水谷，从二阴出，精气入骨髓，合荣卫行血脉，营养一身。其次以为脂膏，其次以为血肉也，其余则为小便。”又言“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覆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能上，此板则终不能润也。火力者，则是腰肾强盛也。常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亦免干渴也。”[14]后人据此提出“中州脾胃为釜，肾阳命火为薪，釜底存薪，腐熟水谷，精微化生，理之自然”[15]的理论。《外经微言》曰:“少师问曰:脾为湿土，土生于火，是火为脾土之父母乎？岐伯曰:脾土之父母，不止一火也。心经之君火，包络、三焦、命门之相火，皆生之。然而君火之生脾土甚疏,相火之生脾土甚切，而相火之中，命门之火尤为最亲。少师曰:其故何欤？岐伯曰:命门盛衰即脾土盛衰，命门生绝即脾土生绝也。盖命门为脾土之父母，实关死生。非若他火之可旺可微、可有可无也。”[16]

临床中对于脾阳不振之病证的治疗，历代医家也多从肾阳命火衰微不生脾土而立论，如《医碥》论及不能食时就有“命门火衰致脾胃虚寒而满者”[17]之说。治疗也多选用温肾健脾的方剂，如五味子散，《医方考》云:“命门火旺，可以生土，土生则泄泻自止。”[18]再如四神丸，《医方集解》言:“盖久泻皆由肾命火衰，不能专责脾胃，故大补下焦元阳，使火旺土强，则能制水而不复妄行矣。”[19]由此可见生脾土之相火主要指肾阳、命火。

3 “益火补土法”的变迁

关于“益火补土法”的使用，唐以前所益之火多指心火，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以小建中汤治疗腹中急痛、心中悸而烦者。方中桂枝辛甘温通，色赤入心，寓补心火生胃土之意。《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治胃气虚寒，以干呕、吐逆、吐涎沫为主症，用半夏干姜散。方中干姜温心阳、暖胃土，半夏降逆止呕。其他如大建中汤证、黄芪建中汤证在治法和药物配伍方面均包涵着同一个宗旨:子病从母治，虚则补其母[20]。

唐代《千金方》《外台秘要》所载治疗脾胃诸疾的方药也多从心脾关系入手，如治疗胃反、胃虚寒时多使用桂心、薤白、柏子仁等入心经的药物。但在《外台秘要》中已经有益相火以生脾土的萌芽，如论述消渴时说:“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盖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上，此板终不可得润也。火力者，则为腰肾强盛也，常须暖将息。其水气即为食气，食气若得暖气，即润上而易消下，亦免干渴也。”[21]

至宋元时则进一步发展，如《济生方》言:“大抵不进饮食，以脾胃之药治之多不效者，亦有谓焉。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溏泄，此皆真火衰虚，不能蒸蕴脾土而然。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22]该文以肾阳虚衰导致中焦不运立论解释不能食的机理，并创制了益相火生脾土的代表方剂补真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泻痢方中，除使用人参、干姜、肉豆蔻、丁香等温中健脾的药物外，还常使用附子、硫磺、乌头、茴香等温下焦肾阳的药物，如半硫圆、七枣汤等[23]。此外，《内外伤辨惑论》中有沉香温胃丸以治“中焦气弱，脾胃受寒，饮食不美，气不调和。脏腑积冷，心腹疼痛，大便滑泄，腹中雷鸣，霍乱吐泻，手足厥逆，便利无度”，方中除用参、术、丁香等温补中焦脾胃的药物外，还使用了温肾的附子、巴戟天、茴香等药[24]，这也体现了温肾以助脾的思想。

而到明清时期“命门火”理论兴起，则使益相火生脾土的治法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众多医家皆认为“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如《景岳全书》指出:“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然必春气始于下，则三阳从地起，而后万物得以化生。岂非命门之阳气在下，正为脾胃之母乎？”[9]且张景岳、王肯堂、龚廷贤、胡慎柔、赵献可、薛己、江涵暾、李梴等医家对不能食、泄泻等病的认识均从命火衰微不能生脾土立论，而鲜有从心火生脾土立论者。

“益火补土法”所益之火从温心阳（君火）到益肾阳命火（相火）的转变，实际是以王冰注解“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为君火不主令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以温心阳生脾土为主，在此之后才出现益肾阳命火以助脾阳的治法，并不断发展完善，至明清时发展到高峰。

4 讨论

在天之六气中，君火不主令，其火令由相火宣行。人体中心火为君火，肾阳命火为相火，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代医家将“君火不主令”理论引入人体后，人体中君火之令亦由相火宣行，则生脾土之火自然由心火转为相火，使得“益火补土法”从温心阳以生脾土转变为补肾阳命火以生脾土。“益火补土法”由补心阳生脾土到温补肾阳以助脾阳的转变是受五运六气理论（即王冰注解的“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为君火不主令，以相火代之）的影响。实际上命火理论的兴起，亦与此有关。《难经》中虽已有左肾右命门的论述，但并没有撼动心火在人体中的地位，在“君火不主令”思想出现后，才使得命火理论的兴起有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二火学说的提出使广大医家有了何火以生脾土的思考，而君火不主令、相火代行火令的问世，则为相火生脾土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命火学说的兴起；命火理论的兴起，则推动命火肾阳生脾土理论的发展，并使其占据主导地位。

“益火补土法”的变迁历程基本与五运六气学说发展历程吻合。运气学说兴起于唐朝，即王冰将七篇大论补入《素问》中，基本在同一时期出现了益相火以生脾土的萌芽；宋元时期，五运六气进入昌盛时期，运气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与此同时，益相火生脾土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代表方剂；明清时期，运气理论进一步发展，临床医家继续探讨运气理论，进一步把运气理论用于诊断治疗中，益相火以生脾土基本占据主导地位，鲜有以心火生脾土立论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