穴位刍论(一)——论穴位的起源、确立及命名

● 李 磊 尤传香*

穴位理论是传统针灸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构建了针灸临床的应用基础。

1 穴位的起源

现在的针灸临床往往将穴位和经络相提并论，但历史上早期的穴位却是一个不与经络相连属的独立系统。

经络如何产生至今仍不得而知，穴位的起源则与古人鬼神邪祟致病的理念有关。

古人认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祖先惩罚或者触犯禁忌的结果，其中鬼神作祟往往是最主要的病因。疾病的所在即鬼神作祟的所在，在病变局部直接驱除鬼神邪祟便成为最主要的治病思路［1，2］。

鬼神邪祟致病的理念导致了穴位的产生。

“穴”的本义为窑洞。《说文·穴部》:“穴，土室也。”引伸而为洞窟、巢穴。凡从穴取义的字多与孔洞有关。

鬼神邪祟侵入人体，其所藏之处即为穴位，祛邪外出须直达其穴，砭石、兽角及灸火因此成为巫术疗法祛邪外出的主要工具。

砭石是切肿排脓以治疗痈疡的器具，砭刺病痛局部不仅可以排脓放血，更可以籍此而驱除引起痈疡的致病鬼物或有害病邪。

《黄帝内经》中有着大量关于砭刺出血的论述，印度医学文献中亦有着许多针刺放血以治疗病患的记载，藏医把放血疗法作为常用的外治手段，而欧洲在中世纪以前，放血疗法曾是各种疾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

祛邪外出，是应用砭石放血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艾叶具有易燃、多烟、气味芳香、生长广泛、采集方便、易于加工和易于贮存等特点，因此被作为灸治的主要原料。但用艾火灸焫更明显体现出巫术疗法的思维方式:火可以驱除引起疾病的鬼神，烟为鬼神提供了离去的通路，艾的气味则增加了和鬼神交通的效果。

兽角吸拔则是利用燃烧时火的热力排出兽角中的空气，形成负压，使兽角吸附在病变局部，籍以吸血排脓。角吸疗法同样体现出巫术疗法祛邪外出的理性思维方式。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已有应用角吸疗法治病的记载。

邪祟祛除，则疾病自可痊愈。先秦文献《左传》中载有晋侯“病入膏肓”的典故，因为病邪藏于“攻之不可，达之不及”的所在，所以秦国名医医缓认为“疾不可为”。

古人对穴位性质的认识是砭石疗法、艾灸疗法、角吸疗法产生的主要依据。

《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以痛为腧”形象地说明了早期穴位的确定方法和应用要点。

“以痛为腧”实际上是早期穴位的基本理论。因为是“以痛为腧”，穴位的位置便须根据病情而定，穴位的意义在于祛除病邪，主治则多是局部的病痛。砭石固然是常用的刺穴工具，按摩、灸焫、角吸同样也是刺激穴位的有效方法。由于砭石、按摩、灸焫、角吸等方法都是在穴位局部的表面施术而无法深入，早期的穴位只能是一个相对表浅的结构，而多处于肉眼可见的血脉所在或易于触摸的肌表部位。

2 穴位的确立

随着九针的出现，特别是毫针刺法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穴位的结构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鬼神作祟的理念已经演化为各种病邪致病，但祛邪外出的治疗思路仍然贯串于《黄帝内经》的始终。

《黄帝内经》中论述了九针的名称、形状和应用。在九针中只有两种针不刺入皮肤，一种是圆针，用于揩摩筋肉之间，以泻“分肉之气”;另一种是鍉针，用于“按脉勿陷，以致其气”，即按压经络以恢复正气。毫针是九针中最细的一种针，刺入后可以留针，故曰“微以久留之而养”;其余针具则多为泻实而用。

《黄帝内经》用阴阳学说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把人体的生理状态概括为阴平阳秘，把病理状态概括为阴阳失和，而调和阴阳、补虚泻实则成为中医临床施治的总体原则。

砭石、九针虽然仍在应用，作为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相应治法，但毫针刺法把调和阴阳、补虚泻实的内容具体化，发展了各种只能应用毫针进行操作的针刺补泻手法，毫针刺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在施行毫针补泻手法的过程中，穴位为补泻手法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必要的空间。邪气巢居取代了鬼神作祟，穴位则成为人体之气聚散来去以及邪正相争的基本所在。穴位不再仅仅是一个“以痛为腧”，简单地用来直接祛除病邪的表浅结构，而是变成了附庸于经络系统的运行气血的关键部位，被认为是经气出入、气血周流、阴阳交会之所。

由于和具体的经脉相连属，穴位的深层空间大为扩大，并且有了固定的体表定位。《黄帝内经》中记载的“空”、“节”、“会”、“气穴”、“气府”、“骨空”、“穴会”、“孔穴”等等穴位的别名都从不同侧面鲜明地体现了穴位的立体结构以及与经络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

“穴”有其位，故称“穴位”。因为多位于骨节之间或筋肉之间的凹陷中，所以又称作“节”、“骨空”、“孔穴”。至于“会”、“穴会”、“气穴”、“气府”等等则是说明穴位是气聚集的所在。

“以痛为腧”中的“腧”字即是指穴位，表明与人体形肉有关，所以穴位又称“腧穴”，在《黄帝内经》中“腧”、“输”、“俞”三字往往相通而用。但“穴”以及其它穴位别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则反映了对穴位结构和功能认识的深化。

这样，毫针刺法的发展促进了穴位概念的成熟。经络和穴位两个独立系统相融合，经络学说的气血流注理论也成为穴位应用的基本理论。穴位于是逐渐取得了和经脉相连的确定的具体定位，而被称作经穴。穴位的主治也大为扩展，除了局部的治疗作用外，还具有了与相应连属经络病候有关的全身治疗作用。

从穴位概念的产生到定型实际上展现了由巫术到医学的历史发展进程。

3 穴位的命名

关于穴位的命名，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

孙氏所述不免有夸大之处。穴位的命名体现了古人对穴位特性的直观认识，诸多穴位的不同名称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穴位之间的基本差异，这些名称当然不可能只是些毫无意义的简单符号，但若仔细加以分析，也却并不是一定都具有深刻的涵义。

大体而言，穴位的名称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直接描述了穴位所处的解剖位置以及所具有的性能作用，穴位的名称往往形象而直观地表现了穴位的位置所在、经络联系、功能特性和治疗内容。第二类是古人应用天人相应的思维方式，把穴位与自然现象比类相附，其名称多只是反映了穴位在定位方面的结构特征。第三类则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命名方式的综合。

以督脉穴位为例，在29个穴位中，长强、腰俞、脊中、筋缩、至阳、身柱、大椎、后顶、百会、前顶、囟会、印堂、素髎、水沟、兑端、龈交等穴位的名称属于第一类，悬枢、中枢、陶道、上星等穴位的名称属于第二类，而腰阳关、命门、灵台、神道、哑门、风府、脑户、强间、神庭等穴位的名称则应归属于第三类。

穴位的名称与该穴位的特性密切相关，掌握古人命名穴位的确切含意，有助于理解穴位所处的部位和治疗作用。

许多穴位的名称中都表述了该穴位的某些特征，例如面部的颧髎、项后的大椎、胸部的乳中、腕部的腕骨、小腿部的绝骨等穴位的名称清楚表明了该穴位的所在部位，而面部的迎香、项后的风池、腹部的气海、腕部的神门、小腿部的光明等穴位的名称则确切地概括了该穴位的主治作用和功能特点。

从穴位的名称中还可以看出不同穴位产生的先后。例如，是先有足三里、上巨虚、下巨虚、头临泣、头窍阴、腹通谷、关元、气海，然后才出现手三里、上廉、下廉、足临泣、足窍阴、足通谷、关元俞、气海俞。认识不同穴位产生的先后次序对于准确把握相应穴位的主治无疑大有帮助。

然而，某些穴位的名称却很难说有着特定的涵义，如五处、正营、彧中、消泺、筑宾、照海等等，这些穴位的命名可能只是古人随意而为的结果。

有些穴位虽然是根据天体地貌命名，但所取之名实际上毫无应用价值，并不能反映出该穴位的特征以及与其它穴位之间的内在差异，例如，天溪、天池、天枢、天府、天泉、天鼎、天冲、天柱、天牖、天容、天窗、天髎等穴位的命名都与“天”有关，但我们从这些穴位的名称中除了只得到穴位均位于人体上部的简单印象之外，对于各个穴位的具体定位、经络联系、功能特点和治疗作用等内容全然一无所知。

有些穴位的名称似乎也存在着名不符实的问题，比如阴市一穴，按照诸多以“阴阳”命名的穴位取名通例，“阴”应指人体阴部，“阳”应指人体阳部，如阴交、阴廉、阴包、阴谷、阴陵泉等穴位的定位都在人体阴部，而阳纲、阳陵泉、阳关、阳溪、阳谷等穴位的定位都在人体阳部;但阴市穴的定位却在大腿前面。

又如“曲”当指肘部桡侧，“尺”当指肘部尺侧，但曲池、曲泽、尺泽三穴却是曲池穴定位于肘部桡侧、曲泽穴定位于肘部尺侧、尺泽穴定位于肘部桡侧。再如“里”是骨度分寸单位，“三里”即三寸，“五里”即五寸;但足三里、手三里、足五里、手五里四穴却是足三里在膝下三寸，手三里在肘横纹下二寸，足五里在曲骨下三寸，而手五里又在肘横纹上三寸。

古人对穴位的命名明显受到了主观意识的影响，因而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不同的穴名界定了穴位之间的不同内涵，但决不是每个穴名都蕴涵了深刻的意义。

虽然如此，约定俗成的穴位名称流传了数千年，已经成为传统穴位的一个基本内容，对比文化大革命中众多新穴以“向农”、“向阳”、“东风”、“反修”、“防修”、“斗私”、“红工”、“永红”、“新1号”、“新2号”等取名的毫无意义的命名方式，古人在穴位名称中表述的对穴位特征的基本理解仍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穴位时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

［1］Frazer，J.G.著，徐育新等译.金枝(The Golden Bough)［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2］廖育群，傅 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