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

● 李致重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

● 李致重*

科学的本意是分门别类的知识、学问，即“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由富有知识才能的人士所问津的高深的学问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科学。《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揭示了人类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皆属之，其中包括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皆属之，其中包括西医。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建立在中医的先哲们运用哲学的普遍规律之上，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的医学科学。当今摆在中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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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技日报》(5月26日)、《中国中医药报》(5月28日)分别就“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6月13日)并对此发表了评论。中医的科学与否，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今天重提中医的科学性，首先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依然是，究竟什么叫科学。为此这里谈一些看法，以期共同讨论。

1 近代科学不代表科学的全部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本意为知识、学问。19世纪后半叶，西方近代科学涌入东方。中国的学者将英文的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科学。格，是量度的意思，引申为分门别类；科，是分门别类的意思；学，皆是知识或学问的意思。所以日本的学者将笔下门类繁多的分科之学，称之为科学。19世纪末年，科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通行至今。

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大体一致，即“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是从知识范围的角度科学一词的外延性解释，而不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关于科学一词内涵性定义。其中的“自然、社会、思维”三者，只是从知识范围上对整个科学的大体划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其中的知识体系，指的是以概念、范畴的逻辑形式，对学科的知识内容所做出的系统性表述。因此各个不同的学科，皆有各自不同的、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体系。

另外，各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大体都可以划分为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理论科学是其本，应用技术是其用，经验部分是未完全融入其科学、技术体系，是尚处于感性或者累积阶段的知识。所以理论科学体系不仅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与特点，而且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有效地统摄与引领着其应用技术的前进与发展。严复先生曾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这一说法，既精当，又准确。

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习惯上也称西方近代科学。它产生于西方，传播于全世界，对近代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代科学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人们熟知的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都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派生出来的知识体系。而且自然科学，古代有、现代有，西方有、东方也有，有综合性科学、也有分析性科学。所以仅就自然科学这一领域而言，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独家领地。

由此可见，笼统地以近代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来评判中医学术之是非，是十分草率的，不妥当的。

2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一词，英文为philosophia，源于希腊拉文的philosophy，本意为“爱智慧”。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学者参照中文里“知人则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意思，第一次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随后，哲学一词才从日本来到了中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有趣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者将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到20世纪之初，著名的耶稣会会士、大学者马相伯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时，也将philosophia译为格致之学。可见在当时中国学者的意识里，科学与哲学是同一性的，皆属于不可忽视的知识、学问。对照前面关于科学的“本意为知识、学问”来看，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把哲学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

在希腊文的“爱智慧”里，不仅表明了智慧高于知识、学问，而且强调了学者对智慧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反省的勇气与激情。在中文的“知人则哲”里，同样可以强烈地体会到古希腊那里关于智慧及其追求智慧的情怀——哲学是具有更高知识才能的人士，所问津的高深学问。所以，与科学的本意是知识、学问这一基本定位来比较，由大学问家的勇气与激情所催生的智慧，不仅是天经地义的科学，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科学。

当代人们对哲学一词的普遍理解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一般指的是普遍、全面的意思；高度，显然是基于科学而对哲学的褒扬、推崇之辞。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哲学首先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理论科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历史、哲学，而核心中的核心则是哲学。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承载的精神、思想、道德、伦理、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等，才强有力地支撑和造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与繁荣。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规律，历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或任务。而人类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真正的学术大师，他首先就是一位哲人。正是因为哲学为人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善于思维的哲人，作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开路人、奠基者，才有了人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无疑是科学的科学。

中医的先哲们明智地运用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于是中国出现了《黄帝内经》这一医学理论巨著。人们常说，哲学是中医之本。同样可以说，中国的哲学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学。

3 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

一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整合与重构，是摆在中国人面前至关重要的首要战略课题。中国人面对这一战略课题不仅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来，而且与此同时患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自残、自虐的过程中，不断地陷身于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桎梏里，直到今天依然不能自拔。

由民族文化自卑症派生的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是困扰近代中医学术发展的两大障碍。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做法，即由此而来。其结果把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了，却反而说是现代化、创新了。我们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今天出现“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的说法，只不过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一种变调而已。如若不首先澄清科学的含义和分类，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正处于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文化发展新时代。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特色与优势，果断告别中医西化，重铸中华中医之魂，无疑是中医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不论文化发展，还是重铸中华中医之魂，都必须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方能振奋民族精神，焕发勃勃生机。

4 《周易》对人类科学分类的启示

在人类科学的分类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当推中国春秋时期的《周易》。《易传.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天然之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造之物。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着重以系统性方法，亦即综合—演绎的逻辑方法，探究其现象背后的原理、法则、规律，形成了哲学以及哲学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人类在有能力拆开或分解天然事物的前提下，着重以还原性方法，亦即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探究其局部的结构与功能，形成了物理学、化学及其体系下的科学，由此获得了制作人造之器的材料，制造出种种人造之器来——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全部的人类科学哲学的知识与智慧，从古代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尽囊括在形上和形下这两大类之中。

人类科学体系的分类，历来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与现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知识范围的划分相比，形上和形下两大类科学中，彼此各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彼此各有其准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所以形上和形下的原则与方法，人类科学(包括哲学)体系进行分类，则更合理、更准确。

按照形上与形下的科学分类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皆属之，其中当然包括我国的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医在内。

倘若站在文化大视野的角度上看，人类的知识、学问、智慧，或者科学、哲学之间，既有同一性，也有特殊性——同属于文化，各归于其类；同属于科学，各归于其科；讲哲学不能忘记科学，讲科学更不能忽视哲学。

还应当看到，《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公理性论断，不仅奠定了人类科学体系的分类标准，而且先见之明地揭示了当代人类文化整合与重构的重大理论原则。不论东方和西方，不论当代和古代，举凡成熟的形上与形下的科学哲学，都在当代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整合与重构之列。这一重大理论原则，无疑也为当代东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整合与重构，指明了方向与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先哲们的智慧，在人类文化发展上的巨大贡献。

所以，只要地球不毁灭，只要人类尚存在，《周易》这一公理性原则必将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所以中西医两种医学科学之间“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关系，当然将永远不会改变。

5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中医的理论科学体系，由藏象、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六大范畴组成。中医的临床技术体系，由此而派生。藏象学说是中医的核心，其学术意义与西医的生理学相当，支撑着中医科学与技术体系的大厦。《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是讲述中医藏象学说的代表篇章。该篇针对其藏象理论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豀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1]。这里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准确鲜明，掷地有声的语词，既是《黄帝内经》充分自信与自我肯定的表现，也是藏象理论模型成熟的见证。两千多年来中医成功的理论思维与临床实践，历史的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在《中医复兴论》一书里说：《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那时候，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体系。两千多年以后的20世纪后半叶，当人类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2]。

与英国李约瑟博士齐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驳教授，2005年接受《科技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3]。他讲了成熟的科学应当具备的三条标准：一是以正面经验为基础。即针对确凿的事实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而且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是陈述的单一性。即该学科使用名词术语的准确、一致。三是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任意的、含糊的、近似的，而是合乎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用满晰驳教授的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科学。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中国历史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和造纸四大技术发明，不可与中医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医学也不可与中医相比。中西两种医学在基础科学层面“并存并重、共同繁荣”，在基临床技术层面“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原则[4]，在中国持续、健康地发展，必将成为全世界的表率，并带来人类医学一场真正的革命。所以中国不能没有中医，世界不能没有中医，人类正翘首以待，把医学未来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当今，摆在中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中医科学定位明确之后，一百年来中医科学不科学的莫须有的争论，则自然冰释。

[1]傅景华点校.中医四部经典[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8.

[2]李致重.中医复兴论[M].香港：奔马出版社，2005：5.

[3]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M].北京：科技中国，2005：12.

[4]李致重.医医[M].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70.

医政资讯

中医医疗机构应开启五模式

7月26日，以“彰显特色优势，促进全民健康”为主题的第二届岐黄论坛在京举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在讲话中指出，中医医疗机构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特点、规律，改革创新发展模式和服务模式，努力探索“五种模式”，更好彰显特色优势，促进全民健康。

王国强说，拥有中医药、西医药两种卫生保障手段，中西医药共同担负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重要使命，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显著特征，也是我国医改的优势之一，探索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离不开中医药。中医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整体观、注重“平”“和”、强调个体化、突出“治未病”、注重简便、弘扬“大医精诚”理念等鲜明的特点。

中医医疗机构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阵地，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参与力量，为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问题、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中医医疗机构在发展中还没有完全体现中医药特点，特色优势还未充分发挥。

王国强指出，中医医疗机构要努力探索建立融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于一体、全链条的医院发展模式。医疗机构关口前移，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既重治疗，又重预防，不仅为病人服务，还将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康复人群纳入服务范围，拓宽服务领域、范围，实现以病人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发挥“治未病”理念优势，顺应医学发展趋势。

努力探索建立涵盖医院、社区、家庭的延伸服务模式。中医在家庭医生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历来扎根在基层，群众基础好。要结合完善分级诊疗模式的医改要求，进一步使中医药知识和服务下沉到社区，进入家庭。

努力探索建立多专业联合诊疗服务模式。中医历来讲究整体观、系统论，未来的医学发展也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个性化诊疗。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患者为中心制定多专业共同参与的综合诊疗方案，把“病人围着科室转”转为“科室围着病人转”，不仅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也方便广大患者。

努力探索建立多种方法并用的综合治疗模式。中医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诊疗手段。当前，又包容吸纳了许多现代技术为中医所用，形成了中医诊疗的“组合拳”。中医医疗机构应当从有利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出发，摒弃中西医门户之见，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注重多种方法综合应用，发挥1+1大于2的效应，使传统理论方法的精髓和现代技术都为提高中医药疗效服务。

努力探索建立体现中医药文化和大医精诚理念的服务模式。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要始终把文化作为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和灵魂。中医医疗机构要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更要把大医精诚的理念体现到诊疗服务全过程，科室设置、诊疗流程、诊疗行为都要体现以来访者为中心，努力提供优质服务。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李致重，男，主任医师，教授。曾任《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 中国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出版部主任，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10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