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牛瑞,宋晓东,柴丹,曹俊,杨西宁
(1.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江西 上饶 334000;2.上饶市人民医院 检验科,江西 上饶 334000;3.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医务人员每天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且患有多种合并症的患者提供治疗与护理,在他们的工作中做出无数的临床决策和行动,其中一些决策和行动不是最优的,或者回想起来对他们来说是后悔的[1]。后悔(regret)是一种消极情绪,通常在决策背景下出现,个体对不同选择的结果进行比较时产生[2]。卫生保健相关后悔指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由于无效或不恰当的决策而感到后悔,它与医务人员的次优或错误选择有关[3-4]。从概念上讲,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3 个方面可能会影响健康:后悔强度、日常工作中的累积后悔以及应对策略,其中应对策略可以分为问题导向策略、适应性情绪策略和适应不良情绪策略[5]。然而,对医务人员如何使用这些策略以及其效果了解甚少。当前已发表的研究中,尚无专门针对医务人员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带来影响的总结性分析报道,导致无法对其现状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对于应对策略的提出缺乏指导价值。笔者综述了医务人员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状况及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以供临床制定干预策略参考。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作为医务人员尤其是初级护士、医生在日常临床实践中最常有的情绪体验之一,其在当前“拥挤”的医疗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在瑞士对494 名医务人员的调查中,有近64%的人在过去5年工作中曾经历过后悔[6]。1 项评估美国医生的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类似的情况[7]。国外研究显示:98%的内外科住院医师都承认犯过医疗错误[8],38%的护士1 周内至少经历过1 次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后悔次数为(0.62±0.97)次,后悔强度为(4.57±2.29)分[9]。医务人员中大概率经常会后悔,而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经历知之甚少。后悔可能会影响医务人员的临床决策、健康状况、睡眠等[5,10-11],睡眠不足可进一步导致注意力缺陷,从而增加犯错误的风险,致使出现错误、后悔和失眠之间的恶性循环[12]。强烈的后悔可能会降低工作满意度,并可能导致做出离职的决定[13]。总体来说,当前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对医务人员的健康和职业满意度产生了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它可能诱发医务人员群体的焦虑、抑郁和职业倦怠等问题。这些负面影响亟待相关研究和决策机构提高重视程度和应对力度。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量表是由Courvoisier 等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在内的专家小组,专门根据对医务人员的定性研究开发,涵盖了所有后悔强度和后悔应对主要方面的2 个量表。
2.1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强度量表(Care-related Regret Intensity Scale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RIS) 该量表由Courvoisier 等[14]于2013 年开发并验证,适用于对过去5 年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时感到存在后悔事件的医务人员。该量表是单维的,包含10 个条目,从“根本没有”到“肯定有”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表示遗憾的强度越大。RIS-10涵盖了后悔情绪的情感、身体和认知方面,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0.87)。除了10 个条目之外,还有2 个问题探讨了医务人员在后悔事件中的自我感知,评估责任“关于你在引起后悔的事件中的责任”,你会说你有“从0(没有责任)到10(非常有责任)”的回答,以及事件是否与错误有关。研究显示医生和护士的平均后悔强度相似。该量表可用于评估临床医生和护士在提供卫生保健服务时相关后悔的研究,还可用于不同时间范围后悔事件引起的反复后悔评估。
2.2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量表(Care-related Regret Coping Scal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RCS-HCP)
2.2.1 法语版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量表 由Courvoisier 等[15]于2014 年开发评估医务人员关于后悔频率和后悔强度问题的应对能力。RCS-HCP 包含15 个项目,分为3 个子量表: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例如我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以情绪为中心的适应策略(例如“我尝试从事物的正面看待事物”)和以情绪为中心的适应不良策略(例如“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些情况”)。受访者以Likert 4 级评分法(从1~4 分对应从不或几乎从不~总是或几乎始终是)回答了每个项目。所有分量表均显示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0.85),以问题为中心和以情绪为中心的适应策略与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少的睡眠问题和更少的抑郁相关,而以情绪为中心的适应不良策略显示出相反的模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因为它不衡量具体事件,而是衡量总体后悔经历,可用于测量医院医务人员的应对策略。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强度量表(RIS-10)和后悔应对量表(RCS-HCP)现已发展为法语、德语[16]、丹麦语[17]及葡萄牙语[18]版本,并在医务人员中验证了量表的有效性,另在专门从事多发性硬化症的护士中验证了RIS-10 量表的有效性,得出其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 α 系数为0.94[19]。
2.2.2 中文版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量表 (Carerelated Regret Coping Scal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CS-HCP)罗忠琛等[4]汉化了中文版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量表,量表包括问题应对策略(4个条目)、适应性情绪应对策略(5 个条目)、不良情绪应对策略(5 个条目),共3 个维度14 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 级评分法,按“从不或几乎不”至“总是或几乎是”分别赋值1~4 分。汉化版量表是根据我国护生临床实践实际情况、不同文化情境、语句表述等问题对原量表部分条目进行了修改,并删除条目2:“我会与患者(或其家属)再次讨论此事”。最终中文版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总量表、问题应对策略维度、适应性情绪应对策略维度及不良情绪应对策略维度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905、0.827、0.876及0.918。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当每个维度条目均分大于中值时,表示个体倾向于采取该维度的应对策略。若个体面临卫生保健相关后悔时,倾向于选择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和积极的情绪应对策略,则后悔应对有效;反之,后悔应对不良。该量表条目少,填写方便,操作简单,具有可行性,可以作为实习护士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现状的评价工具。
3.1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质性研究 近年来,多项研究[10,20-22]报告了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与护理工作中经历相关后悔的情绪困扰,如恐惧、内疚、羞耻、自我怀疑、愤怒和失望等。针对情绪应对的培训可能有益于生活质量,并可能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流失率[23]。
Courvoisier 等[24]采用质性研究探讨了后悔情绪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医生的临床决策或护理干预相关的后悔感受、身体表现和认知过程。这项研究使用半结构化访谈,要求受访者描述2 个引发后悔的事件(一件与错误相关,一件与错误无关),以及他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和面对后悔的处理方式。受访者除了后悔还表达了其他情绪,包括内疚、愤怒、悲伤、羞愧及无助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还出现了身体症状,例如胃痛、喉咙或胸部压迫感。此外,许多受访者报告反复出现的不良情绪,通常与睡眠障碍或与后悔相关的注意力不集中有关。
另有研究[25]通过采访2 家日本医院的22 名住院医师,发现他们每人都经历过不良事件,不良事件后通常存在长期的情绪困扰。在医学中,诊断决定和诊断错误会对患者和医生产生严重影响,经历情绪困扰的医务人员被认为是“第二个受害者”[26]。这种痛苦已被证明与患者——“第一个受害者”的痛苦相似。
3.2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量性研究
3.2.1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对医务人员身心健康的影响 多项研究指出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强度、次数及应对策略可影响医务人员的睡眠、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等。在1 项对460 名医生和护士的横断面调查研究中发现,过去5 年中经历的后悔强度、后悔次数以及不适应的后悔应对策略的使用,与更高水平的失眠程度和更高的安眠药使用概率相关[27]。也就是说后悔的经历可能会干扰睡眠,由此导致的睡眠不足可能会增加后悔的强度,并减少以适应性方式调节后悔所需的应对策略。另有针对新执业医务人员的前瞻性、多中心、国际性纵向研究指出:后悔强度影响后悔应对,睡眠问题会恶化后悔调节,因此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循环关系[11,28]。失眠严重程度与更高的后悔强度和更多的后悔次数显著相关,后悔对失眠严重程度的影响远强于相反方向的影响。
研究表明[9]卫生保健相关后悔还会导致职业性背痛的发生,应对策略虽然不会影响疼痛强度,但会影响疼痛个体的总体幸福感,机体功能和生活质量。
另有研究指出较高的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强度与医务人员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较差的健康状况相关[3,15]。在对469 名平均年龄为39.51 岁,大多数都有多年工作经历的医务人员调查研究中发现,当后悔事件对患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例如转移到ICU 和永久性伤害)时,后悔强度会更高[15]。医疗错误可能会让他们认为自己对事件本身负有更大责任,从而导致后悔强度增加,因此需进一步研究来了解医疗错误和后悔之间的关系。建议未来研究可以设计使用后悔应对策略的干预措施,并探索其在医务人员中的效果。
3.2.2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对医务人员工作状态的影响 医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的临床决策和职业倦怠可影响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不良时,可导致其病假更频繁,工作满意度降低甚至离职。临床决策既包括分析-经验成分,也包括情感-情绪成分。对决策最有影响的情绪之一是后悔,决策困难是后悔的最强预测因素[29]。医生在做决定时面临的选择越多,产生后悔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还发现客观主义是后悔的负预测因子,这表明在循证医学实践的推动下,在决策制定中寻求和使用经验数据可能会使卫生保健相关后悔更少。这项发现对医疗决策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新入职的医务人员,可加强循证医学相关知识培训,增强其临床决策能力,减少后悔的产生。另外与其他医务人员相比,有职业倦怠的医务人员对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程度更高[30]。
在1 项调查研究中,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强度与护士更频繁的病假相关,而以适应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与医生更少的病假相关[5]。该研究是横断面数据,无法调查随着时间推移经历的后悔与病假之间的关系。而对来自11 个国家的276 名医务人员的纵向观察性研究[31]评估了该关系,平均随访时间为24 周。研究指出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数量(对护士而言)和后悔强度(对于医生而言)与病假数量增加有关,护士的病假随着卫生保健相关后悔次数的增加而增加,而医生的病假随着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分析原因可能是这2个行业的临床活动有所不同,护士花费更多时间与患者直接接触,在情感上更加关注患者。因此帮助医生,尤其是护士学习如何处理负面事件可能会在个人、患者护理和机构层面产生有益的结果。
Cheval 等[13]对229 名年轻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在给定的1 周内,经历更多卫生保健相关后悔与工作满意度下降相关,导致更高的离职意向,这些关联部分受应对策略的影响。以情绪为中心的适应不良策略与工作满意度降低和离职意向增加有关,而以适应性问题为中心的策略则表现出相反的结果。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能力较低的新入职医务人员更容易出现离职。因此应重点帮助低年资医务人员应对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对防止他们产生过早离职的想法至关重要。
部分研究报道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积极影响[32],例如更高强度的后悔与更低的治疗惰性风险相关,RIS-10 分数每增加10 分,治疗惰性就会降低24%[32],卫生保健相关后悔体验可能会触发从以前的决策中吸取教训并采取预防措施。
卫生保健相关后悔应对不良将导致医务人员陷入愧疚自责、道德困境及自我怀疑等的负面情绪中,诱发睡眠不佳、注意力不集中等健康问题,在执业过程中影响医务人员的临床决策和实践质量,严重者甚至导致病休、离职等情况发生,影响执业状态。目前,国外进行了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的若干研究,但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该方面测量工具的探究,尚缺乏对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现状、应对策略的评估,以及不良应对干预方案的制定与效果评价。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其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构建针对性的有效干预,并在研究中进行实效验证。同时,建议可通过加强医务人员临床决策能力的培训,强化医务人员循证医学观念,减少临床决策后悔事件发生,从而改善医务人员卫生保健相关后悔现状,进而让他们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卫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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