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BM模型的农村女性“两癌”预防行为研究*

马立汀，赵 菲，袁 艳**，肖 易，袁 涛，邱心怡，曹 玉

(1.湖北科技学院医学部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咸宁市中心医院放疗中心)

全球癌症最新统计报告显示全球185个国家中有157个国家的女性首位高发癌症是乳腺癌，其次是宫颈癌。2020年全球新增女性乳腺癌患者230万例，死亡68.5万例。这一数字意味着在所有女性癌症患者中，1/4是乳腺癌患者；在所有因癌症而死亡的女性中，1/6是死于乳腺癌；2020年新发宫颈癌病例60万(604 127)，其中近11万例在中国(109 741)，因宫颈癌死亡病例数34万(341 831)，其中近6万例(59 060)[1]。2021年，湖北省政府明确将癌症防治工作作为提升全省人民健康获得感、打造健康中国行动“湖北样板”的重要举措。咸宁市将实施“323”健康问题攻坚行动作为建设健康咸宁的重要内容，以加强肿瘤预防筛查、早诊早治为重点，全面推动肿瘤防治工作关口前移[2]。本研究旨在了解咸宁地区农村女性“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现状，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今后“两癌”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2021年10～11月对咸宁农村地区554名适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50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回收率99.3%。

1.2 方法

一般资料量表：采用自编“两癌”相关知识认知量表收集一般情况，包括年龄、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子女、定期体检、医保方式等；“两癌”知识分值越高，知晓率越高；知晓途径；预防情况。

健康信念量表：利用健康信念模型的5维度(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利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自我效能)36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价，1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不确定；4分：同意；5分：非常同意。

健康信念量表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5，且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性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该量表内容效度较好；对量表的36个题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0.942，Bartlett值P=0.000，总累计解释变异量为70.24%，所有题目均在相应的维度内，说明量表结构效度准确有效。

1.3 统计学方法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550位农村妇女年龄18～63岁，平均(38.14±8.720)岁；其他基本情况见表1。调查对象主要是通过妇联组织健康宣讲、社区/医疗机构宣传来获取两癌相关知识，其次为公众号/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媒体。健康信念的严重性认知均分为(3.65±0.84)分；利益性认知均分为(4.12±0.6)分；障碍性认知均分为(3.08±0.95)分；自我效能均值为(4.02±0.60)分；易感性认知均值为(2.70±1.07)分；健康信念量表总均分为(3.51±0.59)，总体情况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2.2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农村女性“两癌”预防健康信念差异分析

在年龄的差异性比较中，咸宁农村妇女“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在严重性认知、障碍性认知、易感性认知、总均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层次家庭平均月收入的比较中，咸宁农村妇女“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在利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婚姻状况的差异性比较中，咸宁农村妇女“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仅在自我效能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健康信念维度均未见明显差异；不同体检情况的妇女“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在严重性认知、障碍性认知、自我效能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医保类型妇女“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在利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是否有子女、是否患过“两癌”相关疾病、是否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方面的差异性比较中，咸宁农村妇女的“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各个维度差异上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妇女“两癌”预防健康信念得分比较

2.3 农村女性“两癌”预防健康信念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医保类型、“两癌”相关疾病患病情况、定期体检情况、婚姻状况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以健康信念量表的五个维度得分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所有变量均作为哑变量变换后，代入回归方程。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是否有子女、是否定期体检、医保类型、婚姻状况为影响咸宁市农村妇女“两癌”预防健康信念各维度的主要因素[3]。见表2。

表2 农村女性“两癌”预防健康信念影响因素(标准偏回归系数)

2.4 农村女性“两癌”预防健康信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分析“两癌”预防健康信念五个维度各自的影响因素，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依据健康信念各维度得分的平均数，各维度得分小于或等于平均分，表示健康信念低，大于平均分表示健康信念高，将各维度得分特换成两个等级(健康信念低=0，健康信念高=1)，将转化为两个等级的健康信念作为因变量，进入的自变量包括年龄、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是否定期体检、是否患过“两癌”相关疾病、医保类型，所有变量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哑变量变换后，代入回归方程，采用向前Wald法进行检验，进入水准0.05，剔除水准0.10。有子女农村妇女的严重性认知的得分是无子女的农村妇女的3.319倍(P=0.020)；家庭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的农村妇女利益性认知的得分是1000元及以下的0.561倍(P=0.009)；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村妇女的障碍性认知得分是无保险的农村妇女的0.186倍(P=0.040)，患过宫颈癌相关疾病农村妇女的障碍性认知得分是“两癌”均未患过的农村妇女的1.776倍(P=0.034)；丧偶农村妇女的自我效能得分是已婚妇女的0.182倍(P=0.012)；未婚农村妇女的自我效能得分是已婚妇女的0.262倍(P=0.019)；进行定期体检的农村妇女的自我效能得分是不进行定期体检的农村妇女的1.534倍(P=0.028)；年龄在26～35岁的农村妇女在易感性认知的得分是年龄≤25岁农村妇女的5.604倍(P=0.042)；患过宫颈癌相关疾病的农村妇女的易感性认知得分是“两癌”未为患过的农村妇女的1.797倍(P=0.028)；“两癌”均患过的农村妇女的易感性认知得分是“两癌”均未患过的农村妇女的4.5624倍(P=0.001)。见表3。

表3 咸宁农村女性“两癌”预防健康信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2.5 咸宁农村女性“两癌”预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咸宁农村女性体重正常的415人(75.5%)，不熬夜的230人(41.8%)，清淡饮食的301人(54.7%)，非长时间过量饮酒的538人(97.8%)，不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531人(96.5%)，使用安全套的302人(54.9%)，关注生殖道健康与卫生的527人(95.8%)，不常戴较紧胸罩的473人(82.5%)，文胸不含钢圈的454人(82.5%)，参与乳腺癌筛查的27人(4.9%)，参与宫颈癌筛查的121人(22.0%)，乳腺癌筛查和宫颈癌筛查均参与过的220人(40.0%)。

2.5.1 农村女性的预防行为与健康信念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健康信念维度中的易感性认知、自我效能与“两癌”预防行为存在正相关，并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健康信念得分越高，发生预防行为的概率越高。

表4 健康信念各维度与预防行为pearson相关性分析

2.5.2 咸宁农村女性“两癌”预防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咸宁农村妇女是否做“两癌”筛查作为自变量，以健康信念各维度的总得分以及农村妇女的基本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是影响预防行为的主要因素，不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的人群预防行为是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人群的0.434倍(P=0.001)。且对农村女性是否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知晓情况的农村妇女对“两癌”预防行为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t=2.007，P=0.045)。见表5、表6。

表5 “两癌”预防行为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6 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对“两癌”预防行为差异性分析

3 讨 论

2019年我国将“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多项重要举措，积极推进农村地区宫颈癌检查项目的实施，筛查服务的可及性不断提高。同时，基层地区医疗保健机构的人力和设备资源逐步配备，筛查人员的服务能力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各地区逐步建立起以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为筛查主体、其他医疗保健机构积极配合、卫生和妇联等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宫颈癌筛查管理模式。

本次研究采用健康信念模型，从心理学层面探讨分析咸宁农村女性“两癌”预防行为意向现状，根据研究结果对行为意向较低的人群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通过改进服务内容、形式和方法促使农村女性消除感知障碍等，为今后农村地区开展“323”攻坚系列科普健康，普及预防保健知识，提高群众防癌意识等提出干预对策与建议，助力健康咸宁早癌防控行动。

3.1 扩展宣教途径，提升农村女性“两癌”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

550名咸宁市农村妇女获取“两癌”预防信息的途径多为妇联组织的健康宣讲和社区/医疗机构宣传，两种途径比例分别达到了53.6%和52.2%。采取亲戚朋友介绍、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公众号/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媒体等途径的人数有22.7%、20%、13.1%、32.9%。从妇联组织的健康宣讲和社区/医疗机构宣传以及医务工作者这些途径获取的知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这与郭奕嫱等[4]学者研究一致，68.88%的农村女性比较信任医务工作者为其提供健康教育，该结果提示目前网络虽为大众所青睐的信息传播媒介，由医务工作者通过电视或广播进行乳腺相关知识和乳腺癌的防治教育更容易被农村女性认可。因此，可通过开展由医务工作者或政府部门主导的健康教育活动，县级妇联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方式，扩展宣传“两癌”防治知识和救助政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知晓政策、参与项目。此外，乡镇卫生院可邀请专家等在当地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向广大妇女群众宣讲乳腺癌和宫颈癌防治及妇女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病例，阐明“两癌”早诊断、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的重要性[5]。

3.2 丰富宣教内容，促进农村妇女“两癌”健康信念的正确认知

根据健康信念量表分析显示表除易感性认知外，其他各维度均分和量表总均分都高于理论值(3分)，说明患者对自己患某种疾病或陷入某种疾病状态的可能性认识不足，觉得自己不会患乳腺癌和宫颈癌，没有早期预防行为。不同体检情况的妇女“两癌”预防的健康信念在严重性认知(t=2.262，P=0.024)、障碍性认知(t=2.649，P=0.008)、自我效能(t=3.819，P=0.000)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定期体检的严重性认知和障碍性认知均分均小于非定期体检，定期体检的自我效能均分均大于非定期体检。这和孙丹丹等[6]学者研究相似，说明定期体检的人群更注重自身健康状况，更加清楚定期体检对预防“两癌”的益处，并愿意为促进健康采取行动。因此，在健康教育时不仅要宣讲预防“两癌”措施，更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对罹患“两癌”的易感性和严重性看法，使农村妇女对该疾病引起的临床后果以及社会后果要有充分了解，这样才能更好促进个体采取健康行为。

3.3 加大关爱服务，针对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开展“两癌”健康教育

在参与过宫颈癌筛查的292名(59.5%)咸宁农村育龄女性中，担心自己身体健康，主动去做得有256人(52.1%)，亲友中有患乳腺癌或宫颈癌，对该病严重性和早期发现的重要性有认识的有124人(25.3%)，身边的人正在做“两癌”筛查，受其影响的有128人(26.1%)，家中有乳腺癌或宫颈癌高发史，医生建议的有32人(6.5%)，社区、村里或其他组织进行免费筛查的有183人(37.3%)其他原因46人(9.4%)。同时根据健康信念量表分析表显示除易感性认知外其他各维度均分和量表总均分都高于理论值(3分)，说明在对自己可能患某种疾病或陷入某种疾病状态的可能性的认识不足，她们觉得自己不会患乳腺癌和宫颈癌，因此没有早期预防行为。因此，加大关爱服务，加强宣讲国家“两癌”政策内容，让群众了解到国家在“两癌”防控的重视度，从而解决农村妇女在经济条件差和无医疗保险方面的忧虑；针对低收入、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女性，通过简明易懂的宣传资料，“两癌”微视频、知识讲座，健康咨询等方式，强化妇女对“两癌”的科学认识；对于未婚、离异、丧偶和无子女的农村妇女，加强严重性认知，以患“两癌”严重性进行引导，从而采取健康行为和预防措施[5]。

3.4 转变服务理念，提高适龄妇女“两癌”筛查的知晓率和参与意识

未参与过宫颈癌筛查的199名(40.5%)咸宁农村育龄妇女中，没听说过的有46人(9.4%)，身体健康没必要的有49人(10.0%)，认为价格高的有69人(14.4%)，担心泄露隐私的有23人(4.7%)，未纳入医保的有56人(11.4%)，没时间去得有131人(26.7%)，医疗条件有限的有32人(6.5%)，定期体检包括筛检项目的有91人(18.5%)，担心操作不安全的有27人(5.5%)，其他原因的有154人(31.4%)。而是否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是影响预防行为的主要因素，不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的人群预防行为是知晓“两癌”免费筛查项目人群的0.434倍(P=0.001)。这说明咸宁相关部门需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宣传，为女性群体健康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了解“两癌”筛查的必要性，普及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力争使服务对象人人知晓，早诊早治，防治结合。针对检查结果推出个性化教育措施，对有“两癌”高危因素者重点干预，从而引起妇女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实现乳腺癌及宫颈癌的一级预防。对检查出的“两癌”患者定期访问，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尽早解决患者的生活困难。

癌症的早期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国际公认对抗癌症的有效手段。故而，做好“两癌”的筛查是减少乳腺癌和宫颈癌患病率的有效途径。以健康信念角度分析，政府机构以及医务人员在“两癌”知识宣讲时应从感知的严重性、感知的益处、感知障碍等方面针对性宣讲[7]，使农村妇女自觉地进行“两癌”筛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