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精神的迷失与回归

刘玉

摘 要：在商品经济时代物质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媒介，过度“物化”则容易导致奥林匹克精神的迷失，奥运会追求和平的意识及教育导向是其生存之本。适度弱化物质奖励将会使人们逐渐从“见物不见人”的迷雾中走出来，逐渐摆脱与消除“唯金牌论”，促进竞技体育更加“自觉”，从而实现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精神；物质奖励；精神衰落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1-0029-05

The loss and return of the Olympic spirit

——A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material reward

LIU Y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16007，China）

Abstract： In the commodity economy era， material become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excessive “materialization” tends to cause the loss of the Olympic spirit； the peace pursuing consciousness and education orient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re its survival foundation. Weakening material reward moderately will enable people to gradually walk out of the mist of “materials visible but people invisible” and get rid of and eliminate the “gold medal or nothing theory”， and make competitive sports more “conscious”， thus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 Olympic movement；Olympic spirit；material reward；mental decline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奥林匹克精神的传递一定程度上也需要经济基础作铺垫，但过度地追求物质则会削弱精神的力量。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和职业化导致奥林匹克精神迷失，金牌背后的物质奖励挤占了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尚地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通过回顾奥运发展历程，分析物质奖励与精神衰落之间的关系，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归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外体育史上的物质奖励与精神衰落

1.1 物质奖励的渊源

1）古希腊物质奖励的出现。

城邦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按照神的旨意实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是人们希望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进友谊、促进和平的愿望。古代奥运会早期对冠军几乎没有物质奖励，只有由希腊少年用金镰刀从宙斯神庙后圣山上砍下的橄榄枝编成的桂冠和一支棕榈，它象征着神圣的荣誉，体现出竞赛是为了精神而不是金钱的意志。奥运会的冠军被视为宙斯最喜爱的勇士，希腊人一般要用盛大的游行和艺术表演的庆祝活动表示对冠军的敬意，同时诗人要为其谱写诗篇，冠军还有资格把自己塑像放入奥林匹亚神殿，永远供世人瞻仰[1]。古希腊奥运会的衰落开始于人们对高尚精神追求的淡漠，由于奥运会冠军的巨大荣誉导致许多城邦开始对奥运会冠军进行物质奖励。中央电视台系列奥运特别节目《奥运传奇》中提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第一个把物质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引入奥运会，他宣布冠军将得到500银币的奖金（在当时可买500只羊）。在斯巴达，很多运动员享有终身的津贴和特权，并终身由国家供养，其他城邦纷纷效仿，奥运会崇高的精神追求开始黯淡。”伴随着金钱奖励风气，古希腊出现专门为金钱而出售体力和运动技术的职业运动员，如两度夺得公元前488年和484年奥运会冠军的克罗顿运动员阿斯太拉斯，在公元前480年的奥运会上卖身于叙拉主斯城邦，他们无视奥运会的神圣精神和为城邦争胜荣誉感[2]250，被哲学家柏拉图称为“愚蠢的巨人”，这象征古奥运精神开始陨落。

2）中国古代的物质奖励。

我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比赛，大多是具有表演和娱乐性质的游戏活动，很多民族传统项目的比赛获胜者依然有较为可观的奖励，与今天的体育奖励颇为相似。如“田忌赛马”，利用灵活的排列顺序赢得了胜利，获取“千斤”黄金。据《北史·魏宗诸室列传》记载，北魏孝武帝便曾在洛阳都城御花园的华林园内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当时的奖品是一只能盛二升酒的“银酒卮”，卮是古人常用的盛酒器皿，实际就是一只超大酒杯，其外形与现代体育奖杯十分相似[3]。此外，每个朝代都会有不同的奖励方式，但奖励一般都带有随意性和君王专制性，并没有明确的奖励制度。有些君王会把皇宫通行证作为奖励，有些达官贵族会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奖励，而且当时的奖励数额与现代货币不相上下。当然，这只是中国官宦文化中的一个射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体育比赛的物质奖励。

1.2 过度“物化”与古奥运精神的衰落

古代奥运精神的衰落原因很多，但是社会的“物化”与人的“物化”可谓是重要原因之一，其衰落过程是从娱神到娱人的转变。古代奥运会从兴起到衰落持续了千年之久，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这项赛事只在希腊举办，是披着宗教外衣下举行的，具有民族统一性和神圣的精神崇拜性，也是古希腊奥运会不断持续发展的动力。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乱得到统一的核心力量来源于对神灵的崇拜，随着物质奖励的过度膨胀和获胜者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社会的“物化”力量逐渐超越了神灵的实际作用。如李力研[4]谈到：“到了公元前4世纪，奥运会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实的人们发现，‘神的名义并不那么神圣，眼前的利益才是最大的福祉……‘神的名义开始褪色，奥运会也不再神圣，裁判屡有贿赂，运动员之间开始不择手段。”当物质交换变得更加手段化时，人的工具理性将会超越精神追求，在物质面前精神将会此长彼消，古奥运精神的教育意义逐渐淡薄。

希腊文管局总监尼科斯·亚罗尔斯在《古代的体育教育》中说到：“奥林匹克的神祗们不仅仅是为了竞技才发动运动会，他们首先是为了反对无秩序和反理性的力量才创建运动会……对青年的教育原则中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在古希腊文化的全盛期，运动一直是城邦生活的重要部分和教育的基本原则。”[5]顾拜旦在回忆录中阐述：古希腊“U型”流沙跑道的设置，是有意设置种种需要排除的障碍，以突出运动员努力的价值；而很多现代观念则是不断创造有利的物质条件，尽量帮助运动员做出努力，不断刷新纪录，不断给人以惊喜。从当今的眼光来看，古代奥运的精神价值以及通过运动对人体多种能力的锻炼和塑造是至高无上的，而现代人则是一味的坚持“创造优异成绩”而不能自拔，原因主要是优异成绩背后的物质奖励，对自我塑造和超越形式大于内容。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商业化社会产物，容易造成人的过度“物化”，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主体将会变成物质而非人本身，而人则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

2 部分国家对奥运运动员的物质奖励现状

2.1 我国对奥运冠军的奖励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奥运会冠军的奖励额度也大幅提高。对1984—2012年我国夏季奥运会冠军运动员奖励与获得金牌情况的统计发现，我国奥运冠军的奖励多年来持续增加，从1984年的6 000元上升到2012年的50万元，排除价格因素，单从金额来看增长幅度明显[6]。但从获得的金牌数量看，奖金的额度与全国金牌获得数并不成正比关系，如1988年冠军运动员奖励15 000元，较1984年增长了9 000元，但全国获得的金牌却少了10枚；伦敦奥运会奖励比北京奥运会增加15万元，但金牌获得数却减少了13枚。因此，金牌数的持续增加与国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是有直接关系的，并不能表明物质奖励越多金牌就会越多。

2.2 伦敦奥运会各国金牌得主的奖励情况

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后，世界各国对冠军运动员的奖励不等，但与往年相比均呈现了整体上升趋势，很多国家对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奖励额度巨大，折合人民币计算，100万元以上的有新加坡、格鲁吉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希腊，其中新加坡的奖励额度最高为500万元；在所有的国家中奖励最少的是英国，金额为0[7]。中国对冠军运动员的奖励为50万元，处于中下游，但国内多重奖励和重复奖励的现象普遍存在。总体来看，奖励额度较高的多集中在夺冠实力较弱的国家，从刺激和激励运动员的角度证实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规律。

2.3 物质奖励是一把双刃剑

1）积极影响。

根据历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及特征发现，奥运会的举办多集中在发达国家，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奥运会的开展离不开商业化经济的基础，物质奖励的存在也理所当然。物质奖励多属于国家、地区行为，从古希腊各城邦的奖励制度到当今各国、各地区的重复奖励，目的都是鼓励、动员更多人参与运动竞赛，为实现目标而努力，是一种鼓励机制。在中国，很多运动员来自农村，夺取冠军是很多农村孩子的“出路”，物质奖励能够使他们生活过得更好，当然他们会更加刻苦训练，为夺取冠军而努力，实现自身的目标和人生价值；对于旁观者来说，我国很多运动员获得冠军的过程中，自我价值实现会大于对物质奖励的渴求，过度追求反而会失去冠军，这是一个常理。当今很多现代国家职业体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物质与人的商品交换过程，NBA篮球联盟的球员转会就是一笔生意；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巨额的球员转会费也是物质追求的结果。我们不可否认，无论是从生存角度还是实现奥运的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物质奖励在当今体育发展过程中都必不可少，特别对于一些体育夺金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物质奖励会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2）消极影响。

古代奥运会时期，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会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物质财富，这种奢华的奖励制度吸引了很多专门为比赛而准备的职业选手，导致后来的体育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物质奖励本来是对运动员付出努力的一种肯定，过度的物质奖励则会导致很多运动员忽视精神价值的实现，为追求比赛的胜利而不择手段，兴奋剂、裁判不公等竞技“异化”现象则是商业化社会中体育腐败最为典型的例证。

根据1968年以来对历届奥运会兴奋剂事件的统计，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整体趋势呈周期性上升，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的1例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11例是第1周期，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0例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10例为第2周期，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5例到北京奥运会的18例为第3周期，在雅典奥运会达到最高，为27例[8]。虽然兴奋剂事件的不断攀升不能直接归因于物质奖励，但物质奖励是导致竞技异化和精神缺失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则是无可讳言的。

3 顾拜旦与奥运精神的复兴

谈及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归，不能不提到顾拜旦对奥运精神复兴所做的伟大贡献。古希腊奥运会是在宗教神灵的威信和教唆下得到庇护的，“力量与智慧”是古希腊体育精神的最高象征，完美健壮的身体和橄榄油擦身更具有艺术成分。自由、平等和人权使理性精神得以弘扬，新兴资产阶级对古希腊文化体育思想的高度赞美，引起了人们对古奥运会的向往[9]。1896年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在开幕词中说：“但愿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能增进希腊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但愿体育运动和它所崇尚的道德观念有助于造就新一代的希腊人，无愧于他们的先辈。”[10]这足以显示奥林匹克精神昔日的伟大教育价值。

顾拜旦先生在现代奥运会的复兴问题上，表现得既矛盾又无奈，他希望衰落的古奥运精神得到复兴，但又担心过度商业化会脱离古希腊奥运会的本质和精神。顾拜旦非常认同在比赛中人的精神意志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首届奥运会马拉松选手斯皮罗斯·路易斯是用斋戒和祈祷准备比赛的。他认识到古希腊奥运会体育竞赛活动的本质，不仅仅是为了锻炼体格、塑造艺术形体和显示一种壮观场面，而是通过体育竞赛活动教育人，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个性[11]。顾拜旦注重精神力量的同时，他又希望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造出现代化的科技奥运会，注重身体全面、系统的科学训练价值，而不能像古希腊体育运动一样拼搏或战死到最后一刻；不要一味追求身体的形态美、艺术美，而应该做到以实践能力和锻炼身体为最佳状态，这与当时已经趋向于现代化社会的科学理念相吻合。顾拜旦对现代奥运会的复兴与革新没有摒弃古希腊传统体育精神，他把只允许希腊公民参加的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扩充和解放，力图把现代奥林匹克建成不分种族、国界与宗教信仰的聚会，如早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来自不同国家的以个人名义参赛的运动员组成一个队参赛，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他们的成绩合并到一起，以混合来命名。

顾拜旦[12]面对多种阻力，极力宣扬奥运精神与价值，希望复兴的不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外在形式，而是教育导向，努力复原那些支撑教育方向的坚强支柱：知识、道德、宗教。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教育不良和无知造成的，和平只能产生于一个好的世界，一个好的世界只能由好的个人组成，好的个人只能在激烈的竞赛中造就。”[13]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度的商业化和职业化使奥运会成为了少数人的运动，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而流失很久的科孚岛诸神之邦仪式也是顾拜旦最希望复兴的精神，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也表现出无奈与无能为力。

4 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归之路

4.1 弱化物质奖励

物质奖励具有两面性，适度的物质奖励将会产生正面效应。过度追求会损害体育精神价值，误导运动员价值观。顾拜旦检讨古代奥运会衰亡时指出“由于金钱的干预，体育运动的哲学逐年退入极度黑暗之中，体育降到低贱的古罗马马戏场竞技圈，基督教给了它决定性的一击。”[2]6现代奥运会在融入社会理性因素之后独立性受到冲击，金钱的介入使运动员容易失去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哲学思考，走向以利益为目的纯粹的竞技运动而不择手段。黑哨、球场暴力使比赛失去了“纪律和秩序”，兴奋剂、暗箱操作等现象使奥林匹克所追求的公平竞争远去，视为生命的奥林匹克精神传承和对青少年的教育导向逐渐沦为形式化，金牌以及其背后的物质利益是很多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青少年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被政府和利益所“绑定”，物质奖励也从褒奖变成了运动员出卖身体的“筹码”。如同古奥运的衰落一样，金钱能够使政府腐败、利益能够破坏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精神价值，虽然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法避免商业化、职业化带来的冲击和诱惑，但确实需要提高警惕。

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世界各国对英国政府的“零奖励”政策褒贬不一。现代奥运会举办30届以来，每一届奥运会都有英国运动员的身影，充分展现出体育强国的姿态。然而，在世界各国犹如赛马押注般争相追加奥运冠军物质奖励的同时，英国奥组委对奥运冠军的“零奖励”政策继北京奥运会后持续执行，运动员获得金牌后，皇家邮政便会设计一款印有其头像的邮票，其家门口的邮筒也会被刷上金色的油漆。英国奥委会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认为经济上的回报不会激励运动员登上领奖台。英国国家队的运动员需要有着对运动的热爱和执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渴望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最伟大的体育舞台——奥运会上发挥出最好的水平。”[14]我们似乎看到了古希腊奥运精神的影子，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对运动员的一种肯定，金牌是对运动员努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褒奖，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终目标。事实证明，“零奖励”政策并没有降低运动员热爱运动、为国家效力的热情。北京奥运会上英国获得19枚金牌、13枚银牌和15枚铜牌，总数为47枚奖牌；而伦敦奥运会上英国则获得29枚金牌、17枚银牌和19枚铜牌，总数为65枚奖牌，呈现了上升趋势。

职业化体育存在，物质奖励和金钱腐败就会如影随形，我们不能杜绝物质奖励，但也不能提倡奖励过度奢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英国的“零奖励”政策过于吝啬和苛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英国奥运冠军还会有很多商业性赞助和签约，大部分冠军运动员仍然能够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因此，适度的物质奖励不会削弱运动员的激情和活力。面对当今体育圈内流传的“脱贫致富”之说，面对“健力宝奥运金罐”事件，本该属于金牌背后象征性的奖励变成了社会诚信与道德博弈的焦点，无论孰对孰错都不应该被利益过度捆绑和束缚，因为金牌本该就是金牌，它是纯洁无暇的。物质奖励对运动员的成功是一种激励作用，但应该适度。弱化物质奖励将会形成一种均衡的“非物化”局面，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或杜绝兴奋剂事件的蔓延，也能营造一个纯洁的竞赛环境。

4.2 重塑教育理念的青奥会

重塑教育理念是青奥会最大的转变，为青少年在利益纷争的体育环境中找到一片“绿地”，青奥精神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复归。正如宋继新[15]在《论物化的体育运动——谈体育运动要以人为本》中所言：“古代奥运会也正是因为自身过度的商业化和职业化，即过度的‘物化，再加上社会政治的干预，使其消亡了。同样，现代奥运会，也是顾拜旦从防止工业社会使人畸形发展的不足，即教育人的角度而发起的。”体育与教育不可分割，教育乃体育开展之本，体育竞赛应该以教育为目的而不能以获胜为最高追求。青奥运会的提出是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的又一次改造和革新，由于人们的过度理性和精神贪欲，在成年人身上失去的精神只能在青少年身上重新修炼。罗格[16]强调：“设立这个运动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竞争，主要目的是帮助青年人能够接受友谊、公平竞赛和反对任何兴奋剂行为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青奥会的竞赛不再是为目标而拼死奋斗的付出，不再是以牺牲身体换取荣誉和利益的捷径，而是寻找最普通、最本源的功能，通过体育竞赛锻炼青年人的体魄、培养付出与帮助、关爱与交流，团队与向上的精神，可以作为使者把各国健康文化传播与颂扬，学会生活，懂得珍惜，这是体育观和教育观结合的最好方式。青奥会为运动员搭建的不只是竞技平台，更希望帮助青年人掌握生存的本领，学会生活，健康成长，通过一些文化和教育活动，使运动员和观众都能融入这场聚会才是最终目的。首届青奥会，为期9天的赛事，6种形式20多个项目的文化教育活动得到了各国运动员的积极响应，有60%的运动员每天参与其中，而混合国籍、混合性别的比赛形式也受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欢迎[17]。

4.3 剥离与消除唯金牌论

物质奖励越来越重，重奖会破坏奥运精神的价值，会扰乱运动员和教练员对比赛的认识，不利于体育事业开展和奥运精神传承。每届奥运会后重奖和重复奖励都会成为新闻头条，地方奖励的无序与标准混乱，折射出各地体育侧重的差异化，一些冠军项目与人们大众脱离干系，只为金牌而无群众基础的项目比比皆是。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大型纪录片第4集，著名体育评论员宋世雄谈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说：“当时有个电影《沙鸥》，运动员在国外比赛后获得银牌，主人公在回国的途中感到非常的沮丧，他想要的是金牌而不是银牌，最后她把银牌丢入了大海里。”体育比赛不只有胜负，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不只有金牌唯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