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一个人遇到一个时代

肖莹

4月27日，敬一丹60岁生日。那天，她将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8：00，吃一碗女儿亲手煮的长寿面；10：00，赶到央视老台址附近的一个小花园里，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独家专访；12：00，回到母亲家中，又享受一顿“祝福餐”；14：00，返回台里，开始为当晚《焦点访谈》的录制做准備；19：36，《焦点访谈》播出前两分钟，在微信上发出两张图片，一张月色下的央视大楼，一张当月主持人值班表，配图的文字，描述着她淡然的心情：“享受着工作，进入告别倒计时。”

是的，敬一丹要退休了。

退休这件事，敬一丹身边的人其实早就知道。近一两年，她一直给自己做心理暗示，碰见熟人时经常有意识地提一嘴：“我要退休了。”可最近，这件事被拿到桌面上，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就一个退休，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呢？”和《环球人物》记者聊起这事，敬一丹的言语中透着一丝“想不明白”。她似乎并未意识到，与《焦点访谈》相伴20年，她的这一“生活方式”，已构筑了整整一代人关于舆论监督进化史的集体记忆。

4月27日上午10点，敬一丹按照约定准时到来，将《环球人物》记者引至小花园深处的长椅旁。“在这里（采访）行吗？不打扰那边老人们锻炼，咱们聊起来也比较安静。”采访中的每一个细节，她似乎都能提前考虑到。

眼前的敬一丹，穿件素色衬衣，搭配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图案是她最喜欢的向日葵。“好看吗？我特意挑的。过生日嘛，总不能太素。”她一面任由摄影记者调整服饰细节，一面熟练地将微型麦克风别在衬衫前襟，还不时就机位的选择发表意见：“这边背景干净一些”“景深可以再大点”“坐在树下容易有光斑”……一连串专业术语从她嘴里蹦出来，一如吃饭、睡觉这类最家常的名词那么自然。

话题自然是从退休聊起。“在这件事上，我是有准备的。《焦点访谈》3个主持人排班，排到4月份的时候，我主动提出4月1日《焦点访谈》21岁生日那天，我来值班。再往后排，我又主动要求在27日我生日这天值班。将来，我的生日可能会过得多种多样，却再不可能有工作中的生日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状态。”

敬一丹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她的主持人生涯并非外界流传的那样，在60岁生日这天“咔嚓”一刀利落终结。“事实上，明天我会在新台址录《时代楷模》，这是个月播的节目。4月的最后两天也是我值班。但等到‘五一’小长假开始，就换另一位主持人值班。这是一种类似仪式感的安排。我无意将《焦点访谈》做得有特别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我内心还是需要一种告别的感觉，所以我愿意以这种方式，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天。”

敬一丹说，退休后，自己需要一个“间隔年”，之后再重新规划生活。“我可能有更多机会回到校园，和年轻人交流，也可能参加支教，成为一名志愿者。”

人们提起敬一丹，有两个标签是一定不会忽略的：一个是《焦点访谈》，另一个就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前者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后者则是她交付了青春年华的地方。

进入北广以前，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经历了4年的知青生活。1976年冬，她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走进北广，半年后，高考恢复。“看着77级同学，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哪里是届与届的不同，分明是代与代的不同！他们是恢复高考后很正规的大学生，我们呢？学制被缩短至两年，没开过英语课，甚至仅在宿舍里上过专业小课。”毕业后，敬一丹带着很多的不满足，回到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播音员。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兴起。因为人手不够，敬一丹奉命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播音员。白天，她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晚上到电视台对着镜头说“各位观众”。回忆起和电视的第一次“握手”，敬一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80 年代初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拍出来黑咕隆咚的，还是直播。当时，在广播人眼里，广播是最正宗的，电视是新来的。电台看电视台，那眼光，就像国有大厂看乡镇企业。我也对电视有一种排斥，一点儿感觉也没有。”

敬一丹想回到省电台，更想通过考研的方式重回母校。可在哈尔滨，她举目四望，没一个人能告诉她考文科研究生的试题是什么样子的。没办法，她决定在压根没学过英语的情况下，壮着胆走进考场看看。最终，这样一种看似冲动的尝试让她有了两个收获：第一，知道了自己和研究生之间的差距；第二，认识了日后的先生、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我们当时在同一个考场，他是75级的，要考经济专业。”

此后，敬一丹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英语上。1983年第三次考，她英语拿到66分，终于被母校录取。那一年，敬一丹28岁，已和王梓木结婚。她的研究生导师，是新中国最资深的男播音员齐越。

研究生毕业后，敬一丹留校任教，不久又被派到央视参加实践，以积累素材写播音讲义。在央视的每一天，对她来说几乎都是新鲜的、陌生的，这种生活把她心底里的那种欲望唤起来了。“我并不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人，所以一旦我的内心真正涌动起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珍视这种状态。我找到系领导，希望能调到央视。”

就在这次采访前两天，《环球人物》记者参加了一场小规模座谈会。现场，敬一丹以玩笑的口吻描述自己观众群的变化：“早年间见到观众，他们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后来慢慢变成，‘敬老师，我小时候经常看你的节目’。又过了几年，渐渐听到的是，‘敬老师，我妈妈特别喜欢你’。最近一两年，我走在大学里，一些年轻人找我合影，说‘我要拿回去给奶奶看看’。”师弟师妹们被敬一丹的生动描述惹得捧腹，她却补充道：“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媒体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幸运的是，我恰好赶上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1988年，敬一丹正式入职央视。为争取更多的上手机会，她主动申请加入新成立的经济部。在部里，她做的第一期节目是个特别节目，叫《海关积压物资，无人认领》。 “当时还没有舆论监督这个词，就叫批评性报道。那组报道，是以我写的一篇言论做结的，请了赵忠祥来播。那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记者、编輯和评论撰稿者，看一个播音员播我的作品。”从那时候起，敬一丹的思路从一个播音员面对稿件理解生活，变成了一个编辑记者直接面对生活本身。

如今，和《环球人物》记者聊起过往，敬一丹总是格外感慨：“并不是我们这些人多有能力，而是赶上电视发展的初期，眼前的处女地特别多，稍微填补空白就能收获大家的掌声，稍微做点事情就能遇到个‘第一’。”

近30年电视职业生涯里，敬一丹赶上了很多“第一次”：1989年《经济半小时》创办，她和同事第一次尝试用两个主持人交谈的方式串连节目；1991年央视第一场“3·15”晚会，她在场边负责接听热线电话；1993年，她创办了央视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

“《一丹话题》筹备时，我妈说，‘你办节目可以，千万不要叫这个名字。我可是从1957年过来的。’1957年，反右，万马齐喑，哪有鼓励个性的氛围？我理解妈妈的担心，但她这种态度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最起码，说明央视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敬一丹很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鼓励个性的时代，“只有到了90年代，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人心变得很活跃，也有了平台，《一丹话题》这样的栏目才有可能办起来。”迎合着这个大的背景，那一年创办的类似栏目还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则是在稍后的1994年创办的。

《焦点访谈》筹备时，制片人孙玉胜给敬一丹打了个电话：“现在准备办一个新栏目，舆论监督性质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央视黄金时间”“每天”“舆论监督”几个关键词对敬一丹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1995年元旦，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那之前，我已做了五六年电视人。经济节目观众群稳定，有一种稳重感，但它不是新闻前沿。《焦点访谈》不一样，它离尖锐的问题更近了。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力量叫做‘监督’，能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实实在在推进这种力量的成长。这个栏目让我有一种前沿感，似乎有摸到时代脉搏的感觉！”她生怕语言无法准确描述这种感觉，将右手指尖搭在左手腕的脉搏上，一再向《环球人物》记者确认，“你能体会吧！”

敬一丹还记得，初到《焦点访谈》，她一连做了好几期节目，领导给出的点评都是“太没有锐气了”“有点温”。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的那个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现象分析，不太能胜任短兵相接的监督报道。”后来，《焦点访谈》实行总主持人制，敬一丹有机会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再开口。渐渐地，她找到了感觉。“《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后者，虽然没那么有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一个栏目，可能刺痛、隐痛都需要。”

敬一丹要退休的消息传开后，不少网友唏嘘不已：“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催促着这个时代结束的，除了年龄，还有日渐兴盛的网络。

央视演播室与网络的第一次“遭遇”，是在2000年《东方时空》7周年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敬一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电视的发展正如日中天，完全不知道网络能发挥什么作用。她和几个主持人一起坐在那里，回答央视网网友提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网友听说我不经常上网后说‘我很失望，你们做新闻的应该是最前沿的人，如果不走近网络，会落伍的’。这么好的提醒，我当时怎么就没注意呢！”

在栏目组里，敬一丹自认是接触网络比较晚的，即便曾经和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同在一个写字楼办公，每天与戴着眼镜、穿着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的理工男擦肩而过，她也只是觉得“他们是做技术的，与我无关”。

敬一丹真正感受到网络的力量，是在被称为微博元年的2010年以后，尤其是2011年“7·23”甬温线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怎样一个舆论场？有碰撞、有交融、有嘈杂……那种海量的信息，一度让我有点承受不住。”她甚至当着《环球人物》记者的面自嘲，“我经常会晚上在微博里待一个小时，然后，整个人都凌乱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敬一丹意识到，互联网是一匹狼，这匹狼不是远远地站在那里，等着人们喊“狼来了”，而是已经侵入人们的生活，让大家再也离不开它。“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让它来得再慢一点吧，让我能对付到退休，不用面对那么大的压力。”

可新媒体的发展速度，远比敬一丹想象的快。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她亲历了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遭遇战。“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一种‘赶上了’。面对新媒体，我虽然有很多不适应，但我毕竟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假如没有这种‘后有来者’的感觉，也会很危险吧。前些年，电视人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没有对手、强势、第一媒体。现在，当身后出现了追赶者，大家的脚步、状态就都要调整了。”

《环球人物》：新媒体对主持人最大的挑战体现在何处？

敬一丹：我只能说对我的挑战。网络兴起后，举家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年轻人天然地扑向了新媒体，成为“指尖上的一代”。你如果不了解他们，就没有明天。这时候，作为一个直接和观众交流的人，能不能体察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并且相对应地选择最可能准确到达的方式来交流，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微博元年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网友们对电视的看法，包括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甚至各种吐槽。我在镜头前说话时就会想，自己说出任何一句话都会有人说“不”，因此更加字斟句酌，更加考虑当今空前复杂的社会心理。

《环球人物》：所以您又有了前行的动力？

敬一丹：不是动力，是一种判断的参照，还有表达的提醒，让我找到更符合社会心理的表达方式。比如我要求自己不说“必须”“应该”这样的祈使句，因为祈使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不仅仅是文字的改变，更是态度的转换。我觉得，像《焦点访谈》这样一个栏目的力度，不是靠这些所谓的“硬词”，而是靠你说话的内容，能言之有理，能让观众感觉到离你很近。

《环球人物》：但在当下媒体竞争的环境里，大家或认为有吸人眼球的东西才能增加胜算。

敬一丹：我更看重的，反而是自己做的东西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如果明天你会为昨天说的某句话缺少准确性、缺少分寸而脸红，最好不要做这种选择。我很庆幸的是，回顾职业生涯，还真没有让我觉得挺脸红的内容。其中的一些话题，包括对户籍制度、教育改革、道德困境的探讨，至今都还很有价值。而且我在节目中表现出了足够耐心的准备，我知道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全局，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当然，我也没有想到都20多年了还没解决。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现在的舆论监督环境？似乎参与的人多了，但难度也更大了。

敬一丹：现在不像早些年，只有《焦点访谈》一枝独秀。舆论监督已遍地开花，在网络世界尤为生动，大家都在普遍地、自觉地运用这种力量。因为媒体变局的发生，很多人觉得电视的影响减弱了，其实是因为传播的方式多了。这几种因素同时作用，才让人觉得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小了。

《环球人物》：您曾说，“一个人和一个节目相伴20年，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在《焦点访谈》工作时间最长的主持人，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敬一丹：我所说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广义一点，是指一种职业状态。这种状态很难用特别精确的语言来形容，但有一点，我会下意识地让自己贴近这个栏目，比如拒绝一些娱乐性较强的节目的邀约等。生活方面也是，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公益活动时，在别人眼里，你就是《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所以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

《环球人物》：主持人怎样才能做到即使在台下也不忘自我约束？

敬一丹：其实任何职业都一样，只是因为主持人这一行生活在聚光灯下和显微镜下，他（她）的优点和缺点都被放大了，所以可能更引人关注。

当然，主持人不能只注重专业修养而忽略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准则。作为公众人物，主持人的确更应该自律。面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细节，将这种约束变成一种习惯，这才叫自律。

《环球人物》：5月11日，您的新书《我遇到你》将首发。能聊聊这本书里印象最深的章节吗？

敬一丹：采访了那么多人，真正沉淀在我心底的是一群孩子，留守乡村的孩子、城市边缘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孩子……我太想用“花骨朵兒”形容他们，可我分明看到他们就像路边石头缝里的小草。所以，我用了《草样年华》这样一个章节专门讲他们的故事。地球是圆的，不应该有角落。虽然记者总会近乎本能地去看热闹、看光鲜，但那些阴影里容易被忽略的人呢？这才是需要我们调动起职业感觉的地方。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意义，就是让大家看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环球人物》：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关注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敬一丹：我曾采访过一位乡村老师，胡大清老师。在大别山里，他每天坐着木盆到水库周边把学生接来上课，就这样一个一个、一年一年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在那个片子的结尾，我说，“我们能为大别山做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当时，我的女儿王尔晴才4岁，还看不懂这句话。但25年后，她在我的书稿里看到了这个故事，主动跟我说，“我和我们美丽中国的小伙伴们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女儿已经加入公益支教组织美丽中国两年，成了一名职业公益人。我就想，退休以后，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和女儿还有她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近这些孩子们，从这些年轻人还有孩子身上获得一种力量。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相信，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