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词中女性形象议苏轼的女性观

□罗 翔

(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对于苏轼词艺术风格的概括，自南宋以来文学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其中铜琵铁板的豪迈说较为人所称道。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比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1］。这段评论使学界认为柳永是北宋词中婉约派的代表而苏轼是豪放派的集大成者。甚至为宣扬苏轼的豪放词风而曲意贬抑其婉约之作，这不利于后学全面了解苏轼的创作风格。正如贺赏《皱水轩词筌》中载:“苏子瞻有铜琵铁板之讥，然而《浣溪沙·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令十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纵观苏轼一生所创作的348首词［2］中，只有约占总数十分之一的词可称豪放词。苏轼的词大部分有清新、韶秀的风格。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3］。”词是一种不同于诗的文学作品样式，它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艳美”［4］。所谓艳美实际上是指一种女性化的美感，是由词“好写女性生活而带来的审美新感受［5］。”

一、苏轼词作中的女性形象:影像叙事中女性人格命运的多维透视

在苏轼的词作中有将近60首写到女性，他通过对少女、少妇、歌妓、思妇等女性形象来展现女性不同生命阶段的情感。通过对她们生活的剪辑整合，为我们展示了宋代女性生活的图景。从质朴纯真、不谙世事的少女到彷徨无助、祈佛求福的少妇再到独守空闺、黯然神伤的思妇。她们自尊自爱，重情重义，即使沦落于时代苦难的颠沛流离中亦不失自己的真性情，并在苦难中磨炼得通脱乐观。苏轼的词脉络清晰地展示了北宋女性的现实命运，以及她们在这种磨砺中的人格升华。她们既被动无助于男权社会被遗弃的惴惴不安，同时又穷尽各种努力来消解这种痛苦。即使她们地位卑微，但仍竭力保持人性的纯洁与善良。苏轼的词如同一部史诗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成长蜕变的历程，美的性情、善良的心灵、高超的才情与胆略。

(一)活泼灵动的少女形象

苏轼笔下的少女形象或是“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浣溪沙·春闺》)的待阁闺中的胆怯羞涩的少女;或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沉浸在玩秋千欢乐中的活泼少女;或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云鬟”(《浣溪沙·端午》)的娇美少女形象;或是“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的娇羞的少女形象;抑或是“旋抹红妆看使君”“相排踏破晪罗裙”(《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的质朴清纯的农村少女形象。尽管她们性格各异，但从这些少女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们活泼灵动的生命气息，体现了词人苏轼对生命本质的一种纯朴与率真的追求。

(二)占卜祈福的少妇形象

北宋中后期是中国文人学佛的高峰期，一些杰出的士大夫公开承认自己的学佛经历。司马光所谓“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6］就是当时的写照。民间学佛之风也较为盛行，邹浩《道乡集》载:“元丰元岉间，释氏禅家盛东南，士女纷造席下，往往空闺门［7］”。苏轼词作《翻香令》描绘了当时女子拜佛焚香的情景，《翻香令》中一个“惜”字刻画了女子焚香的虔诚和小心翼翼，而“为情深，嫌怕断头烟”点染出女子拜佛的原因是祈求幸福如香烟般绵绵不绝而避免遭遇不幸。一首翻香令既描绘了当时学佛的社会风气，又体现了词人苏轼对那位为求得爱情长久、幸福绵绵而虔诚拜佛的勇敢追求幸福的女子的赞许。

(三)重情重义的歌妓形象

北宋歌妓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其社会地位低下。在苏轼的60余首写女性的词作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写歌妓的，她们都有着如花似玉的美貌，身怀卓然不凡的琴技或舞技。她们穿梭在觥筹交错的奢靡之间，嬉戏于莺歌燕舞的繁华之中，然而苏轼却透过她们的一颦一笑体察到她们内心的矛盾情感。苏轼的词作中有写歌妓的心态，描摹其送别之情的作品，如《菩萨蛮·娟娟缺月西南落》中代西湖席上诸妓送别太守陈述古:“相思拨断琵琶索，枕泪梦魂中，觉来眉晕重”写歌妓对太守陈述古离去的思念之情，以弹琴无心、梦里寻觅、觉醒失落来表现女子对太守的牵挂之情。“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听《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描摹歌妓心理作此词，一曲《阳关》倾尽了歌妓对太守离别的感伤与祝福。“天易见，见君难”直接抒发了歌妓对述古离去的恋恋不舍。“佳人千点泪，洒下长河水”(《菩萨蛮·秋风湖上萧萧风》)大概是这些歌妓们心情的真实写照，离别的愁思与泪水就像这河水一样绵绵不绝、哀怨悠远。通过这些精当的摹写，我们看到一个个重情重义的女子形象。她们并不是只懂得赚钱的工具，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与追求，然而社会现实让她们无能为力。虽然她们地位卑微，游弋于烟花柳巷，但却从未迷失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情。

苏轼在词作中不仅关注到歌妓的美貌与技艺，更以一颗悲悯仁爱之心关注到这些烟花女子荣华背后的悲苦生活。在《减字木兰花·琵琶绝艺》中描绘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初学琵琶，因为女孩年纪太小而“未解将心指下传”而遭到主人的嗔怪，从词人那句“已属君家，且共从容待他”的规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苏轼对无力改变女孩命运的无奈和对其不幸的同情。从这个十一二岁琵琶女的遭遇，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些现在身怀高超技艺的歌妓们年少时的悲苦命运。词作中小女孩的遭际不过是众多艺妓们童年悲惨生活的一个剪影。而《天仙子·走马探花花未发》中描述了一个少女被一个老头凌辱后惨遭抛弃的命运。“人有泪，花无意，明日酒醒应满地”写女孩在遭遇凌辱后的痛苦控诉与无奈，表现了词人对当时那些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不幸女子的深切同情。

(四)忧愁忧思的思妇形象

思妇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源远流长，先秦时代是其滥觞。从《诗经》中的《周南·卷耳》、《卫风·伯兮》等塑造的第一批思妇到后来的《古诗十九首》。思妇念远，牵挂征人的哀怨形象几乎成为历代诗词作品的范式。钱钟书先生论“士”“女”钟情之异说:“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新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骞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之，理丝愈纷，解带反结［8］”。宋代对于男女内外之别十分强调，司马光《居家杂仪》:“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被关深闺而束缚了活动空间的女性，每天百无聊赖地等待意中人归来，如是出现了思妇群体。苏轼在词作中扩展了思妇的题材，词人以第三者的角度来描绘思妇的生活，词作消解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代妇人语。在词人眼里她们或是“念征衣未捣，佳人拂杵，有盈盈泪”的朝思暮想牵挂征人的少妇;或是“薄幸只贪游冶去”“为郎憔悴却羞郎”《定风波·莫怪鸳鸯绣带长》遭遇抛弃独守空阁的少妇;或是“一自绿窗偷见后，变憔悴、到如今”《江城子·腻红匀脸衬檀唇》害怕意中人变心而憔悴不堪的女子形象;或是“尊前一曲为谁回。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的乐观地期盼意中人回来的女子形象;或是“云鬓蓬松眉黛浅，愁眉欲诉谁消遣”愁闷不堪、懒于梳妆的少妇形象;抑或是“清泪斑斑，挥断柔肠寸。嗔人问，背镫偷揾。拭尽残妆粉”(《点绛唇·月转乌啼》)的心忧离人愁断肠，却在人前故作坚强的少妇形象。在对这些女性的描摹中，苏轼一方面继承发展前人思妇念远的题材形象，另一方面又以一个充满同情与悲悯的心情试着以一位旁观的记录者，再现了欢娱离别后思妇的种种不同表现。

(五)知音知己的女子形象

在苏轼的词作中还有一类女子，她们由于时代或家庭的原因流落他乡，她们也曾遭遇到生活的挫折不幸，但她们一直乐观旷达地面对生活。这与热心出仕而从未因为仕途起浮不定而悲观的苏轼有许多共同点。苏轼在词作中也体现了对这些聪慧而坚强的女子的褒扬与欣赏。在(《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序中载:“王定国歌儿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水，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词作中以“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仍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问一答式的叙述，展现了少女面对年少的流离磨难，并没有忧愁哀怨，相反却表现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天知命、四海为家的乐观旷达心境。这首词作以一地位卑微的弱女子作惊人语，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知音形象是有才有识的男子形象，体现了苏轼对女子才德的欣赏。

二、“当时难道是寻常”的女性观

林语堂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9］。”率性的苏轼以自己的词作为我们展示了北宋一代女子的生活际遇、悲欢离合。从他的视角剖析那个时代的尊容，也许单从他一人对女性描述的词作是无法透视那个时代女性生活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和苏轼的女性观。

(一)从无才为德到才色兼善的审美变化

美人意象几乎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原型，反复出现于各个时代的各类作品之中［10］，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的“求女”情节，女性是意象化的，她们或是寄寓着文人们悲壮哀怨的香草美人，或是对文人充满了同情与支持的潇湘知己。苏轼词的意象创新正是对女性形象的还原。尽管在苏轼词中的女子也多为漂亮美丽的佳人形象，但是苏词早已摆脱了传统词作中仅以女子美貌为宗旨的审美趣味，苏词中的女子在具有美貌的同时，大多身怀高超的琴技或舞技，或是拥有非同寻常的智慧。她们不再是一个仅仅唯色示众、以色娱人的物化女子。苏轼对这些女子的浓墨重彩，打破了自古以来仅以女子的貌美为审美标准的文化范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带来挑战和冲击，苏轼在词作中寄寓了全面的女性发展观。

(二)尊重歌妓的人格，歌妓与吾同一的平等思想

宋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经济的扩大，加之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软化武人，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11］，导致享乐之风盛行。宋代对文人也极为优渥，“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宴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12］。宋代士大夫多蓄家妓，又有专门为官僚们佐酒的官妓，即使沉寂无聊的文人也可以出入青楼妓馆，北宋的汴都、南宋的临安都有许多这种温柔之乡［13］，所以美人醇酒成为宋词的重要题材，狎妓冶游成为才子们的风流韵事。然而歌妓的地位却一直很低下，宋代有明文规定不许官妓与官员产生暧昧关系。因此官员找歌妓寻找的只是一时的潇洒，而真正能理解那群沦落风尘女子凄苦的人，除却落魄的柳屯田，悲悯之于苏轼又有何人。如果说婉转多情的柳屯田给予歌妓的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己与怜香惜玉的生命同情，那么旷达豪迈的苏轼给予这些苦命女子的是一种生命的平等敬重，一种人格的尊敬。在苏轼的生命天平上她们与世人是平等的，她们的人格是一样的高贵圣洁，这大概是苏轼泰然携妓游佛门净地的原因。宋词中有很多都是写歌妓的，然而大多数词作仅限于对人某一部位或肢体描述，她们成为男性世界的附属物品，成为一个摆在那里仅供消遣的物品，其人格遭到极大的侮辱与扭曲。率性的苏轼却在那些地位低下的女子身上发现了她们身处恶境却不曾丢失自己天然纯洁之美，未曾遗失的真性情。她们可以身份低贱，但却从不虚伪作态;她们可以身处恶境，但从不自暴自弃，积极寻求自救于风尘之中。在(《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词作中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一首藏头词作表达了苏轼对两位歌妓积极从良的由衷赞赏和支持。苏轼词作中的女子不再是一个仅供赏玩的器物，她们是一个个灵动的有人格的人，她们虽地位卑微却从不放弃追求高尚人格的努力。

(三)重视爱情，爱妻怜妾

苏轼并没有如当时士大夫视妻子如财产而不加尊重，相反他珍爱妻子并鼓励她们学习。苏轼赏识发妻王弗的才识，并喜欢与他探讨世事。发妻的早逝让生性放达的苏轼长叹:“呜呼哀哉，余生永无所怙”。在王弗去世十年的祭日里，他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二日夜记梦》，十年来苏轼对发妻小轩窗下梳妆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苏轼的词作中，写给妻妾的词最多的是侍妾朝云。朝云侍奉苏轼23年，陪伴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巅峰与低谷，始终不离不弃，令苏轼非常感动。《苏轼诗集》卷三十八《朝云诗·并引》曰:“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世，独朝云者随予南迁”从中可以看到苏轼对朝云的赞赏与感激之情。在(《殢人娇·赠朝云》)中写道“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赞赏侍妾朝云的美丽，“闲窗下，殓云凝黛”写朝云的端庄秀丽，而“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展现朝云模仿文人纫兰为佩的娇态。宋·《苏轼诗集》卷四十《悼朝云》并引:“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回忆朝云学书法的情景。朝云辞世后苏轼先后写了三首词悼念她。朝云出世不久，苏轼作《西江月·梅》寄托了对新亡之妾朝云的深深思念。“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素面常嫌粉涴，洗汝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用梅的高洁赞扬朝云的善良、清纯，寄托了词人深深的怀念与忧思。屡遭贬谪的苏轼在晚年终于再次获得提拔北归的机会，然而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江城子·银涛无际卷蓬瀛》中苏轼抒发了对侍妾朝云的深切追思与怀念。

(四)肯定女子的个人追求

苏轼谨慎的政治主张既不能见容于王安石革新派，又不能见谅于司马光保守派，使得其一生宦海沉浮不定，但他始终没有屈就任何一派。他一生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更可贵的是他对当时女子超越封建礼法的行为并没有像封建卫道士那样予以斥责，而是给予热情的赞赏与支持，在其词作中对她们的行为给予彰显和赞扬。据《甕牖闲评》卷五:“东坡倅钱塘日，忽刘贡父相访，因拉与同游西湖。时刘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妇人甚佳。见东坡自叙:‘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妾，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筝，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以为终身之荣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而成，与之。”于是便有了流传至今的《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女子多年的痴情，想要的只是一首苏词，为了满足这个愿望她不惜违背礼法。这已经成为一种高雅的灵之爱的心心相惜［14］，体现了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少妇虽委嫁他人，但却从没放弃对理想君子的仰慕。一旦有机会便不顾一切羁绊甚至惩罚而去追求的行为与苏轼身居仕海屡遭贬谪却从不放弃自己政治主张的动机何其的相似。在另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对如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傲高洁性格的赞赏。那种不愿屈就的倔强性格，与苏轼为坚持自己政治观点而屡遭贬谪却从不迷失自己，从不屈服于任何政治集团的行为是一致的。

结语

宋代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妇女在家庭纺织业中发挥主力作用，而大众娱乐业中女艺人占相当多的席位。女性成为一种买卖的商品，对其人格的尊重显得苍白无力。在一个男权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主流的妇女观还沉浸在男尊女卑的洪流中，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苏轼的女性观不论何其开放也不可能与今天媲美。在其词作中对于女性的描写也存在着某些男性视角的赏玩，并且他视娶妻纳妾为寻常狎妓冶游为艳事的观点也暴露出其局限。但是在一个封建礼教盛行的时代，能够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男权社会里，对于自己妻妾他并没有将她们视为自己的财产而将其物化，而是给予平等的生命尊重。敢于肯定女性自己的个性特征，鼓励并赞赏她们对自己理想生活的追求。在一个不可逾越尊卑之序的封建社会里，对于别人认为的下作的歌妓，词人可以用大量词作来描摹其生活的悲欢离合、生存的惨淡境遇，体现了其深深地悲悯与同情;甚至携歌妓拜佛游谒给予她们同常人一样的平等与尊重。如果没有一颗视人平等、万物归一的平等生活观与女性观，没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通脱思想是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后人欣赏苏轼的一个重要原因。

［1］白寿彝，启功，郭预衡等．文史英华·文论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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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下编)［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杨海明．唐诗词美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6］(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15)．四部丛刊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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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10］王晓骊．女性形象的本色化和主体化——论花间词对美人意象的重塑及其意义［A］．贵州社会科学，2000．

［11］脱脱，阿鲁图．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卷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14］赵海菱．东坡词的女性审美关照［A］．社会科学辑刊，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