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陆之辩看“为学功夫”思想的演变过程

时间：2024-07-28

□孙伟民

(大同大学大同师范分校，山西大同 037039)

朱熹理学和二陆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两种发展思路。朱熹的哲学体系从本体论到人性论，再到方法论及政治思想，达到了理学的高峰。陆学哲学体系从心本体出发去认识世界，坚持唯心主义先验论，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尽管朱学和陆学在发展思路有分歧，但两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一、朱学和陆学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哲学家，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江西)，出生于建州尤溪(今福建)。5岁开始读书，由父朱松教授，14岁，父去世，遗命朱熹:胡原仲(籍溪胡宪)、刘致中(白水刘勉之)、刘彦中(屏山刘子翬)三人。《朱子语类》中记载: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1］“按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2］朱熹少年师从父亲朱松，而后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共四人，学习的内容庞杂，涉及了儒学、佛学和道学。19岁时，以禅学入士。24岁，受学于延平李侗，“自谓见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此后，绍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先后见李侗问学。”［3］朱熹自受学于李侗，专心经学，求义理。李侗认为“此人极颍悟，力行可畏”，被誉为“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4］的人物，得到了李侗的真传。李侗师从罗彦平，而罗是二程大弟子杨时的学生，应该说朱熹的师承是有学术渊源的，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王梓材说:“自龟山(杨时)而豫章(罗从彦)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李侗)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而三传。《语录》谓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5］朱熹在继承二程的学术上，对程颐学说有特殊的偏好。“某说大处自于伊川合，小处却持有意见不同。”［6］朱熹的思想与程颐学说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些小的细节问题上有出入。黄宗羲指出:“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程颢)之学，未必尽传也。”［7］所以说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学”。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地主家庭。他的八世祖曾为唐昭宗相，地位十分显赫。五代末，五世祖为了避免祸乱携家迁居金溪，家庭经济开始衰落。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开始了宦官生涯。四十九岁后以祠禄官闲居在贵溪象山居讲学，字号象山居士，世称象山先生。陆九渊的学说，似乎没有受过二程及其传人的亲炙，完全是自学出身，无师自通，许多学者认为是家传。《宋元学案》记载:“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后，王信伯(苹)、林竹轩(季仲)，张无垢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8］陆九渊在象山讲学时，从学之人极多。“先生居山五年，阅其薄，来见者逾教千人。”［9］陆九渊提出了他的“心学”理论基本命题——“心即理”。强调“心”为本体的终极，是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10］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其“心学”也发展到最后的完成阶段。与程颢的“心即理，理是心”的学说有一致的相识性。他自己也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疏通。”［11］认为，在二程的传承上，宗从程颢的“心学”说，对程颐学说采取的是诋排、斥弃的态度。

诚如上述，朱陆二人与二程都有关系，但对二程学说又各有偏颇，朱熹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程颐学说，陆九渊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程颢学说，只是二人对二程学说的理解不同，各自发扬。

二、朱陆之辩

鹅湖之会是朱陆之学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淳熙二年(1175)由浙东的“婺学”代表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人，称东莱先生，出面邀请朱陆在鹅湖寺“为学术异同”，使两家“回归于一。”朱亨道云:“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世。伯恭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其意甚善。”［12］

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四月二十一日至建宁，五月末至鹅湖，二陆大抵六月三、四日才到鹅湖，六月八日分手而归。”［13］主要辩论的双方为:朱、吕、二陆，参加的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朱亨道、朱济道、邹斌、潘淑昌以及浙江、江西、福建的一些学者。

鹅湖之会论辩约三、四天，主要围绕“为学功夫”、“道统”展开论辩，双方互不想让，而且措辞非常激烈。陆氏兄弟首先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陆九龄诗曰: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14］

诗的主旨表达了二陆思想的基础是人有天赋道德的本心，强调他从本心出发的为学主张。而不是从注解诠释古代经典以探求精微大义。随后，陆九渊又复陆九龄一首诗: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15］

陆九渊认为他得到了“道”。标榜自我为“真学”，而讥讽朱熹是“伪学”，指责朱熹的讲学传道是“支离事业”，无补于国事、天下事。从他们在鹅湖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双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围绕在“为学之方”、“进德之路”上。朱亨道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和。”［16］他们的观点分歧主要为:朱熹着重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主张为学先要泛观博览，格物致知，经过深思熟虑，然后由博返约的为学方法。路径是格物、致知——性即理——性本——道问学——道学(理学);而二陆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的工夫，认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要途径，主张先发掘澄明本心，明白道理，然后博览才不会绕弯道而直接获得学识。路径为简易、功夫——心即理——心体——尊德性——心学。结果，会上两人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谁也没有说服谁。六月八日，朱熹、吕祖谦和二陆分手各归。铅山之会，是继鹅湖之会朱陆之学的又一次辩论。淳熙四年(1177)，二陆母亲去世，二陆在丧祭礼仪方面发生分歧，写信向朱熹询问。朱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不赞成二陆关于袝礼的主张。经过几次往返论说，“其后子寿书来，乃伏其谬，而有他日负荆之语。”［17］“子静终不谓然，然子寿遂服，以书来谢，至有负荆请罪语。”［18］“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诉前日偏见之说，不知果如何。”［19］朱熹作诗一首回应三年前陆氏兄弟在鹅湖之会的诗:

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20］

可以看出，二陆在鹅湖之会后三、四年间，陆九龄对朱熹“为学之方”、“进德之路”的观点大有改变，承认原来主张有误并有负荆请罪之感。淳熙七年(1180)二月，陆九龄访朱熹于铅山观音寺。并进一步对“为学之方”、“进德之路”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子寿曰:“孔子答群弟子所问，随其材答之，不使闻其不能行之说，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复礼为仁’，唯以分付与颜子，其余弟子不得与闻也。今教学者，说着便令‘克己复礼’，几乎以颜子望之矣。今释子接人，犹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则随其根器接之’。吾辈却无之。”先生曰:“此说固是，如克己之说，却缘众人皆有此病，须克之乃可进;使肯相从，却不误他错行了路。今若教他释子辈来相问，吾人使之‘克己复礼’，他还相从否?”子寿云:“他不从矣。”曰:“然则彼所谓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见得是与不是，解后却错了，不可知。”［21］

朱熹门人余大雅记录:

“陆子寿自抚来信，访先生于铅山观音寺，子寿每谈事必以《论语》为证，如曰圣人教人‘居处恭、执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此皆教人就实处行，何尝高也。先生曰:某旧间持论亦好高，进来渐渐移近下，渐渐觉实也。如孟子，都是将他已做到底教人，如言‘存心养性’、‘知性知天’，有其说矣。是他自知得，余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头处。”［22］

铅山之会和鹅湖之会的气氛截然不同，他们是在心平气和的探讨、切磋“为学之方”、“进德之路”。“陆子寿谓圣人教人皆就实处行，此即前所谓‘专务践履’之意。朱熹强调圣贤生知安行，践履便是;常人未到圣贤地步，必学知勉行，否则当下行便没有去向。”［23］陆九龄以孔子教人之法来谈，把时下士子都看作孔门中人，认为只是得道有深浅，所以主张随个人特点启发学生。朱熹认为时下士子并非皆是孔门中人，在这些士子当中有许多人有佛学人生观、世界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因此，对于儒家精神的弘扬与维系，只有对问学的人首先从‘克己复礼’处入手，以规范绳约之、以天理立定之，这样才能使儒学的思想不被佛、道所侵食，以‘道统’精神夺回思想阵地。这次朱陆之辨，朱熹不仅坚持格物穷理与涵养居敬并进，而且针对陆学的禅学化倾向，强调了自己主张的“为学之方”、“进德之路”在维系“道统”不被异化。如上所述，二人之论并不完全相同，但陆九龄也未反对朱熹的学说。铅山之会的第二年秋天，陆九龄病逝。吕祖谦和朱熹二人对陆九龄病逝非常惋惜，怀念他们在融洽的气氛中探讨、切磋。我们看到陆九龄思想发生的巨大转变，也承认朱学的“为学之方”、“进德之路”。

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访学南康，再次见到朱熹，史称南康之会。南康之会气氛较为和气，不像鹅湖之会辩论那么尖锐。这是因为，陆九渊从鹅湖之会后思想有所转变，没有那么极端了。朱熹也意识到朱学偏于穷理尽知，以致在性情修养、品格提高方面不堪其力。南康之会后，朱熹在答吕伯恭书:“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又是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故其流至此。”［24］认为陆九渊为学功夫上的主要问题是生性趋于简易而有重内遗外的倾向，有点“禅学思想”，加之他本人个性太强，过于自信，造成了支离之弊而欲并常理通法尽行废弃。然而半年之后，淳熙八年(1181)八月吕祖谦病逝，成为朱陆两人学术之辩的一件憾事。也为后世朱陆门人两派的争论留下了基调。